潮子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
她以前只在铁轨边看过火车。绿色的车身，轰隆隆地开过去，带起的风能把裙子掀起来。她站在石子路上，看着车窗里那些一闪而过的人脸——有人靠着窗睡觉，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吃东西。那时候她觉得火车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和她没关系。
现在她坐在里面。
车厢里有一股混合的味道——柴油味、烟味、盒饭的味道、皮革座椅捂久了的气味，还有人的味道。很多人的味道混在一起，热烘烘的。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着那个布包。包里是她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的衣服，那件深蓝色的连衣裙，一枚贝壳，还有妈妈塞给她的那些钱。
她不敢动。怕动了就显得更土。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领带松了，歪在座位上睡觉，嘴微微张着，呼噜声时高时低。旁边是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睡着了，口水流在她肩膀上，她也不在意，歪着头看窗外。过道那边有几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头发烫成卷，大声说笑着什么，偶尔爆发出一阵笑声。
潮子偷偷看他们。他们的衣服很亮，说话的声音很大，笑起来很响。她觉得他们和自己不是一种人。他们好像天生就知道怎么在火车上坐着，怎么跷二郎腿，怎么把包放在行李架上，怎么跟陌生人说话。她什么都不会。
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刚开始是海，灰蓝色的，远远地贴着地平线。然后变成田，一片一片的，稻子已经割了，只剩茬子。然后变成山，黑黢黢的，隧道一个接一个，钻进一个，黑一会儿，钻出来，亮一下，又钻进下一个。每次钻进隧道，车厢里的灯就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模糊。
她数着隧道。一个，两个，三个……数到第七个的时候，她数不下去了。因为她发现，每一次从隧道里钻出来，窗外的风景都不一样了。田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多。矮房子，高房子，挤在一起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像海边礁石上长的那些贝类，一个挨一个，不留缝。
然后她看见了东京。
不是一下子看见的，是一点一点地。先是远处有一片灰蒙蒙的东西，像雾，但不是雾。然后那些灰蒙蒙的东西变成房子的轮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整个窗户都被填满了。房子，房子，房子。高的，矮的，新的，旧的，挤在一起，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潮子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那些房子。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房子。村子里只有几十户人家，镇上多一些，但也一眼能望到头。这里不行。这里望不到头。她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哪儿都是东西。
火车慢下来了。慢得能看清窗外的每一根电线杆，每一块广告牌，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那些人走得很快，比村里人快多了，低着头，夹着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他们。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又快又硬，像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潮子竖起耳朵听，只抓住了“东京”两个字——后面的那些话，像被风吹散的沙子，从她耳边滑过去，抓不住。
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快，快得她有点慌。她攥紧手里的布包，指甲嵌进布里。
对面那个男人醒了，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开始收拾东西。旁边那个女人也醒了，拍拍孩子的背，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拽下一个大包。过道里开始有人走动，拿行李的，穿外套的，招呼同伴的。车厢里突然热闹起来，热闹得潮子有点晕。
她站起来，跟在人群后面，往车门走。
走到车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座位。她坐了一整天的座位，皮革的，有点破，边上磨白了。她看了它一眼，然后转身，下车。
脚踩上月台的那一刻，她的腿有点软。不是晕车，是月台太大了。大得她觉得自己像一颗掉进海里的石子，小得看不见。
月台上全是人。穿着西装的上班族，拎着公文包，走得飞快。穿着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说笑着。抱着孩子的女人，推着行李车的老人，蹲在地上等人的年轻人。所有人都很忙，所有人都知道要去哪里。只有她站在那里，像一根被浪冲到沙滩上的木头。
她往边上站了站，靠着一根柱子，把布包抱在怀里。她不敢动。怕动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她想起妈妈说的：“到了东京，森本先生会来接你。”
森本先生。她记得他的声音，慢慢的，稳稳的。她记得他给她拍照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那种黏糊糊的，是干净的，亮亮的。
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那天在海边，她没仔细看他的脸。她只记得他的相机，黑黑的，大大的，被他端在手里，像端着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她站在柱子旁边，看着人群，看了很久。久到月台上的人渐渐少了，久到广播又响了几次，久到她的腿站麻了。
然后她看见了他。
他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手里没有拿相机。他也在看人群，一个一个地看，好像在找什么。他的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长了一点，被风吹乱了，他也不理。
潮子想喊他，但张了张嘴，没喊出来。她站在那里，嘴张着，又闭上。
然后他看见了她。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让潮子突然觉得不那么慌了。他朝她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走到她面前，站住，低头看着她。
“潮子。”
“森本先生。”
他看着她，看了几秒钟。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在看她的衣服——那件旧校服，洗得发白的，袖口磨毛了。也许在看她的脸——瘦了，下巴更尖了，眼睛更大更亮了。也许在看她的手——攥着布包，指节发白。
“走吧。”他说。
他伸出手，想帮她拿包。潮子把包往身后缩了缩。
“我自己拿。”
森本看了她一眼，没坚持。
“走吧。”他说，“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他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他的步子不快，但她要小跑才能跟上。月台很长，他们走了很久。走过检票口的时候，潮子回头看了一眼月台。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
她转回头，跟着森本，走进东京。
森本带她去的地方，在涩谷区的一条小巷子里。
巷子不宽，两边是两层的木造公寓，灰扑扑的，墙上有水渍，电线从这栋拉到那栋，像蜘蛛网。巷口有一棵桂花树，还没到开花的季节，叶子绿得发暗。地上铺着石板，有些地方碎了，露出下面的土。
森本在一栋公寓前面停下来。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高桥”。
他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脚步声，慢悠悠的。门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她四十岁左右，瘦，高，短发，没化妆，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子挽到手肘。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好看的白，是那种在屋子里待久了的白。她的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很直接，带着几分审视。
“高桥女士。”森本说，“这是潮子。”
高桥看着她。潮子也看着她。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
“进来吧。”高桥说。
潮子跟着她走进去。玄关很小，脱了鞋，踩上地板。地板是老木头，走上去吱呀吱呀的。走廊很暗，两边各有一扇门。高桥推开左边那扇。
“你住这间。”
房间很小，比酒肆的阁楼大一点，但亮。窗户朝南，光从外面照进来，照在榻榻米上，黄黄的，暖暖的。榻榻米是新的，有稻草的香味。角落里有一张矮桌，一个柜子，柜子上放着一盏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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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子站在门口，看着这间房间。她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房间。阁楼里只有一个小洞，光从洞里照进来，永远是一小条。这里不一样。这里的光是满的，整个房间都是亮的。
“这是你的房间。”高桥说，“森本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住在这里，不用交房租。但你要帮忙做家务。打扫，做饭，买东西。可以吗？”
潮子点点头。
“我白天要上班，晚上才回来。早饭你自己吃，晚饭你做。我回来吃。”高桥看着她，“会做饭吗？”
“会。”
高桥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转身走出去，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浴室在走廊尽头。热水晚上六点到十点。洗衣机在浴室旁边，用完了记得把盖子打开。”
“好。”
高桥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然后是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潮子站在房间里，抱着她的布包。她慢慢蹲下来，把包放在榻榻米上，打开。
几件衣服。一件连衣裙。一枚贝壳。一卷钱。
她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把连衣裙挂在衣架上。把贝壳放在窗台上。把钱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她坐在榻榻米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另一栋公寓的墙，灰扑扑的，上面有雨水冲出来的痕迹。墙根下有一丛草，绿绿的，从石头缝里长出来。
她看了很久。
森本还没有走。他站在玄关，正在和高桥说话。声音很低，潮子听不清，但她能听见几个词。“麻烦你了”“她是个好孩子”“拜托了”。
然后脚步声朝这边来了。
森本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看着她，她坐在榻榻米上，仰着头看他。
“潮子。”
“森本先生。”
“高桥女士是杂志的编辑，一个人住。你在这里帮忙做家务，她不会为难你的。”
潮子点点头。
“工作的事，我帮你留意着。你先安顿下来，别着急。”
“森本先生。”
“嗯。”
“谢谢您。”
森本看着她，看了几秒钟。
“不用谢。”他说，“你妈妈……她还好吗？”
潮子低下头。
“嗯。”
森本没再问。
“我先走了。”他说，“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名片你还有吗？”
潮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边角都磨毛了，但字还看得清。
森本看着那张名片，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一下，点点头。
“好好照顾自己。”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然后是玄关门开的声音，关的声音。然后安静了。
潮子坐在榻榻米上，听着那个安静。
太安静了。没有海浪的声音，没有酒肆里的笑声和碰杯声，没有妈妈上楼时吱呀吱呀的脚步声。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电车声，嗡嗡的，像蚊子叫。
然后她躺下来，躺在榻榻米上。稻草的香味钻进鼻子里，干干的，暖暖的。
她闭上眼睛。
她明天就去找工作。要赚钱。不能麻烦森本先生。要把赚到的钱寄给妈妈。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胳膊里。
过了一会儿，她又翻过来，睁开眼睛。
她想起健一郎。想起他站在铁轨边上，看着她走。想起他说“我永远在这里等着你”。想起他最后那个笑。
她把那枚贝壳从窗台上拿过来，攥在手心里。贝壳还是那样，白白的，有粉色的纹路，凉凉的。
她攥着它，闭上眼睛。
这一次，她听见了海浪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下，一下。
她不知道那是真的听见了，还是她自己在心里想的。
但她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