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子来东京的第三天，开始找工作。
她起得很早，天还没亮透就醒了。榻榻米上凉凉的，窗外那堵灰色的墙在晨光里泛着青。她躺了一会儿，听不见海浪的声音，只有远处电车经过的嗡鸣，一下，一下，像什么东西在心口上碾过。她起来，叠好被子，把贝壳放进口袋里。走出房间，走廊里很安静。高桥女士的房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她轻手轻脚地走到玄关，穿上鞋，推开门。外面的空气凉凉的，有桂花树的味道，但还没开花，是叶子的味道，青涩涩的。
巷子里没有人。垃圾箱旁边蹲着一只猫，看见她，跳上墙头走了。她站在巷口，看着外面的街。涩谷的早晨是灰色的，楼房灰，街道灰，天也灰。但那种灰和渔村不一样——渔村的灰是海的灰，是雾的灰，是湿漉漉的、能攥出水来的灰。这里的灰是干的，硬邦邦的，像水泥。
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她站在街角，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所有人都走得很急，低着头，夹着包，没有人看她。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地图——是高桥女士昨晚给她画的，从公寓到涩谷车站，再从涩谷到附近的几个街区。地图上画着圈，写着“这边店多”。
她顺着地图走。涩谷车站很大，比她见过的任何建筑都大。她站在车站前面，仰着头看那块巨大的霓虹灯招牌，看了一会儿，低下头，继续走。
第一家店在车站东口，玻璃窗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门上有铃铛，叮当响了一声。里面不大，五六张桌子，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着白衬衫，系着黑围裙。
“你好，请问……你们招人吗？”
那个男人看了她一眼。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她的衣服是旧的，校服洗得发白，袖口磨毛了。鞋子是那双木屐，从渔村穿来的，带子换过好几次。她站在那扇擦得锃亮的玻璃窗前面，像一颗被冲到岸上的贝壳。
“你多大了？”他问。
“十五。”
“十五？”他又看了她一眼，“有电话吗？”
潮子愣了一下。“没有。”
“住在哪里？”
“涩谷。”
“涩谷哪里？”
她说了公寓的地址。那个男人想了想，摇摇头。“你太小了。我们这里要十八岁以上的。”
“我可以干活。什么都能干。”
他看着她，眼神里有点什么——不是同情，是那种她熟悉的东西，酒肆里男人看她的那种，但浅得多，一闪就过去了。“不行啊，小姑娘。回去吧。”他转过身，开始擦吧台。潮子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
第二家店是卖甜甜圈的。粉色的招牌，玻璃柜里摆着一排一排的甜甜圈，撒了糖霜的，裹了巧克力的，五颜六色。她推门进去，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接待她，问了年龄，问了住址，问了有没有经验。然后走到后面，叫出来一个穿西装的男人。那个男人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你还在读书吗？”她说“是的，晚上上课”。他说“那不行，我们要白天的全职”。
第三家店是一家小小的花店，在一条巷子里面。门口摆着几桶花，百合、玫瑰、康乃馨，水汽扑在脸上，凉凉的，香香的。她推门进去，一个老太太坐在里面，正在剪花枝。
“你好，请问你们招人吗？”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潮子有点不安。
“你从哪里来的？”老太太问。
“海边。”
“海边啊。”老太太点点头，把花枝放下，“我们这里不要人。太小了，又没经验。”
潮子点点头，转身要走。
“等一下。”老太太叫住她。她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面包，用纸袋装好，递过来。“吃了吧。看你瘦的。”
潮子看着那个面包，没有接。
“拿着。”老太太塞到她手里，“不要钱。”
潮子握着那个面包，纸袋温温的，是刚烤好的。“谢谢您。”她说。老太太摆摆手，继续剪花枝。潮子走出花店，站在巷子里，看着手里的面包。她没有吃。她把面包放进布包里，继续走。
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她走了整整一个上午。有的店说“太小了”，有的店说“没经验”，有的店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就摇了头。还有一家，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问她“你多大”，她说“十五”，他上下打量了她一遍，眼神在她身上停了一会儿，说“你明天来试试吧”。但那个眼神让她想起田中。她说了“谢谢”，没有去。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她站在一条小街上，腿疼，脚也疼。木屐的带子磨破了脚趾，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蹲在路边，把木屐脱下来，看了看脚上的伤口，又把木屐穿上。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地图上的字被汗洇湿了，模糊成一团。
她靠着一面墙，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太阳晒着她，背上烫烫的。她闭上眼睛，听见远处有蝉叫，吱吱吱的，和海边不一样。海边的蝉叫是潮的，湿的，这里的蝉叫是干的，燥的，像什么东西在烧。她想起健一郎。如果他在，他会说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说，就蹲在她旁边，等她站起来。她站起来。继续走。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它在一座写字楼的底层，门面不大，木头门框，上面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从窗户看进去，里面安安静静的，吧台沿着墙弯成一个弧形，铺着深褐色的木板，擦得发亮。三四张桌子，铺着格子桌布，每张桌上放着一朵纸折的花。还没到最忙的时候，店里只有一个靠窗的客人在看报纸。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女人，四十岁左右，圆脸，短发，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正在擦杯子。
潮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门没有铃铛，是轻轻的“吱呀”一声。
“你好。”她说。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着她。
“请问，你们招人吗？”
女人放下杯子，上下打量了她一遍。潮子站在那里，等着。她的衣服上有汗渍，头发被风吹乱了，脚趾上贴着从裙子上撕下来的布条。她知道自己看起来什么样。但她站得很直。
“你多大了？”女人问。
“十五。”
“还在上学？”
“嗯。晚上上课。”
“以前干过吗？”
“没有。但我什么都能干。端盘子，洗杯子，擦桌子，打扫卫生。我什么都能干。”
女人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的目光落在潮子脸上，落在那双眼睛上。那双眼睛很亮，很直，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恳求，不是可怜，是那种“你让我干我就干，你不让我干我就走”的东西。
“你等一下。”女人转身进了后面。
潮子站在那里，听见后面有说话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但有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过了一会儿，女人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老头——瘦瘦的，头发花白，系着一条沾了咖啡渍的围裙。
“老板。”女人说。
老头看着潮子。潮子看着他。
“你叫什么？”他问。
“浜田潮子。”
“从哪里来的？”
“静冈。海边。”她没说渔村，没说酒肆。她说海边。
老头点点头。他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很轻，很淡，像海风吹过。“我们上午缺一个人。时薪二百二十日元。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包一顿饭。可以吗？”
潮子的心跳了一下。“可以。”
“明天能来吗？”
“能。”
老头点点头，转身回后面去了。女人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件围裙，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这是你的。明天来的时候换上。穿素一点的衣服。”
潮子接过围裙，攥在手里。布料是棉的，软软的，带着肥皂的香味。
“谢谢您。”她说。声音有点发抖。
女人看着她，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明天见。”她说。
潮子走出咖啡店，站在街上。太阳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把围裙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木屐的带子又松了，脚趾上的伤口还在疼。她笑了一下。很轻的，嘴角动了一下，眼睛弯了弯。她找到工作了。
潮子回到公寓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棵桂花树。叶子的背面是银灰色的，风一吹，翻过来，亮一下，又翻回去。她上了楼，推开门。走廊里很安静，高桥女士的房门关着。她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有半棵白菜，几根葱，一小块猪肉，还有一盒豆腐。
她想着高桥女士晚上回来要吃饭。她先淘了米，放在炉子上煮。然后切白菜，切葱，切肉。她的刀工很好，从小在酒肆帮妈妈切菜练出来的。刀落在案板上，笃笃笃的，很匀。锅里的水开了，她把豆腐放进去烫了一下，捞出来。白菜炒肉，豆腐葱花汤。她做着这些的时候，心里很静。什么也不想。不想找工作被拒绝的事，不想脚上的伤口，不想钱够不够。只想着这顿饭。
高桥女士回来的时候，菜刚做好。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桌上的两碗饭、一盘菜、一锅汤，愣了一下。
“你做的？”她问。
“嗯。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就想着先做好，您回来就能吃了。”
高桥没说话。她洗了手，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嚼了嚼。“好吃。”她说。
潮子站在旁边，看着她吃。
“你不吃？”高桥问。
“我在路上吃了点东西。”
高桥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夹了一块肉放在旁边空碗里，推过去。“吃了再走。”
潮子愣了一下，坐下来，端起碗。两个人面对面吃着，谁也没说话。厨房里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电车声。
吃完饭，潮子收拾了碗筷，把厨房擦干净。高桥坐在客厅里看稿子，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潮子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她一会儿。她想说“谢谢您让我住在这里”，但没说出口。她怕说了，就显得生分。
“高桥女士。”
“嗯？”
“我去学校了。”
高桥抬起头，看着她。“路上小心。”
潮子点点头，换鞋，推门出去。
夜校在涩谷区的一所公立高中里面，用的是白天全日制学校的教室。她走进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教学楼亮着灯，一楼最右边的几间教室，是给夜间部用的。
她找到办公室，推门进去。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里面，正在抽烟。看见她，把烟掐了。
“你好，我是来报到的。”
“新生？”
“嗯。”
他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潮子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她的字很工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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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木老师教的。写到“出身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静冈县，那个小渔村的名字。她写下去，继续填后面的。
“学费。”男人说，“一个学期三千五百日元。教材费另算。”
潮子从布包里拿出那些钱。她妈妈给她的，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皱巴巴的，叠得整整齐齐。她一张一张数出来，放在桌上。那个男人看着那些钱，没有说话。他收好钱，开了一张收据，递给她。
“教室在一楼最右边。国语课，现在正上着呢。”
“谢谢您。”
她拿着收据，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嗡嗡地响，照得地上白花花的。她走到最右边那间教室，推开门。
教室不大，二十几个座位，只坐了一半。坐在前排的都是年轻人，和她差不多大，有的还穿着工作服，袖口有油渍。坐在后排的是几个中年人，头发已经少了，趴在桌上，不知道是在听课还是在睡觉。
讲台上站着一个老头，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正在念课文。他看见潮子站在门口，停下来。
“新生？”
“是。”
“进来吧。找个位子坐下。”
潮子走进去，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她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铅笔，翻开，等着。
老头继续念课文。是国语的课本，第一篇，讲的是极乐世界的莲池边，佛祖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叫犍陀多的盗贼在地狱里挣扎。佛祖想起他曾经救过一只蜘蛛，就垂下一根蜘蛛丝去救他。犍陀多顺着蜘蛛丝往上爬，爬到一半，回头看见其他人也跟着往上爬，他怕蜘蛛丝断了，大喊“这是属于我的，你们下去”。话音刚落，蜘蛛丝断了，他又掉回地狱里。
潮子听着，想起小时候佐佐木老师讲过的那些故事。那时候她坐在村小的教室里，窗户开着，海风吹进来，带着咸味。佐佐木老师说：“潮子，你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不管去哪里，都要读书。”现在她坐在东京的教室里，窗户关着，外面是车声和人声。但老师在讲课。她还在听课。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标题，写下作者的名字。她的字很工整，一笔一划。
旁边的男生凑过来，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你字写得真好。”他小声说。她没回答，继续写。
下课铃响了。老头合上课本，说了句“下次记得带课本”，走了。教室里的学生站起来，有的走了，有的趴在桌上睡觉，有的拿出饭盒开始吃东西。潮子坐在那里，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包里。
旁边的男生还没走。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袖口磨破了，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油渍。他看着潮子，犹豫了一下，说：“你是新来的？”
“嗯。”
“我叫中村。”
“浜田潮子。”
“你是从哪儿来的？”
“静冈。”
“静冈啊。那边有海吧？”
“有。”
“真好啊。我从小在东京长大，没见过海。”
潮子看着他。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小小的，笑起来眯成一条缝。不像健一郎。健一郎的脸是硬的，线条是直的。这个人是软的，圆的。
“海也没什么好看的。”她说。
中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骗人。海边肯定很好看。”
潮子没说话。她站起来，背上包。
“明天还来吗？”中村问。
“来。”
“那明天见。”
“嗯。”
她走出教室，穿过走廊，走出校门。外面是涩谷的夜晚。霓虹灯亮了，红的，蓝的，绿的，把街面照得花花绿绿的。人比白天还多，年轻人穿着喇叭裤，烫着卷发，笑着，闹着，从她身边走过去。她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人，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往公寓的方向走。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桂花树在路灯下面，叶子被光照着，亮亮的。她站在树下，仰着头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走进巷子，上楼。
高桥女士的房间灯还亮着。她听见打字机的声音，嗒嗒嗒的，很有节奏。她轻手轻脚地走过走廊，推开自己的房门。
房间里还是那样，榻榻米，矮桌，柜子。窗台上那枚贝壳，白白的，有粉色的纹路。她坐下来，把包放下。从里面拿出笔记本，翻开。她看着自己写的那些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笔记本。
她开始算账。学费三千五百，教材费还没交，咖啡店的工钱要月底才发，一天四个小时，时薪二百二十，一天八百八十日元。一个月如果干满，能有两万多。但交了学费，买了课本，剩下的不多了。她还要吃饭，还要还森本先生的人情，还要给妈妈寄钱。不够。远远不够。
她把数字算了一遍，又算了一遍。还是不够。她需要再找一份工。下午的，或者周末的。什么都可以。洗碗，扫地，搬东西。什么都可以。
她把笔记本放好，躺下来。榻榻米凉凉的，贴着后背。
她闭上眼睛。没有海浪的声音。只有远处的电车声，嗡嗡的，像什么东西在远处转。还有打字机的声音，嗒嗒嗒的，从走廊那头传过来。
“明天再去找。”她对自己说。“下午的工，或者周末的。什么都可以。”
打字机的声音停了。走廊里安静下来。她听见高桥女士走路的脚步声，轻轻的，从这头到那头。然后是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她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