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常虽然复位了，可国中的军政大权依然在他的母亲和舅舅手里，而西夏这时候依然是身处困境之中。他们现在不但缺吃的，也缺用的，国内商品的物价更是每日飞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货膨胀极其严重。西夏之前每年都能从宋朝定期得到大量的岁赐，那些钱币可是实实在在的硬通货，两国的边境贸易也是为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可如今他们才知道这一切的可贵。
遗憾的是，现在宋朝仍然没有对西夏实行贸易解禁的意向，这就让西夏人不得不重操旧业——抢劫。具体做法就是像当年李继迁和李德明时期那样动不动就派兵到宋朝这边来打一回草谷，在抢粮抢人的同时顺便顺几口铁锅或犁头什么的物件回去。这日子如果要用一句四川话来形容只能是两个字——造孽，但这个词在四川方言里边可不是书面解释里的那个作孽的意思，而是惨不忍睹以致不忍直视。
眼瞅着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而且这仗也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同时又在担心宋朝会突然雄起再来一次五路西征，西夏方面因此而被迫做出了一个让他们觉得极其屈辱的决定——以李秉常西夏皇帝的名义向神宗称臣乞怜。
李秉常在表章里如是说道：“臣自历代祖宗以来一直贡奉朝廷可谓无所亏矣，这两年我们之所以闹得不愉快想必都是因为有奸险小人在故意挑拨以致两国刀兵相见生灵涂炭。臣觉得我们从今往后还是以和为贵才是长远大计，今特请陛下能够从大义出发归还之前侵夺我方的土地，如此臣必对陛下感激不尽且尽忠不已！”
这是元丰西征以来的宋夏双方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西夏方面别的诉求没有唯有索地之请。他们想要讨回的正是兰会两州以及鄜延路的米脂以及其他的被宋朝抢占的军事寨堡，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两国的边境线重新还原到元丰西征之前的样子。
对于西夏方面提出的有关“归还”土地的请求，相信只要是个神经正常的宋朝人都不会答应，这可是用大宋数十万军民的鲜血和生命才换回来的，除非西夏能够吊打宋朝并且已经死死地掐住了宋朝的脖子。有鉴于此，神宗在回复李秉常的诏书里表示他很高兴看到李秉常再又复位，而这正是他当初之所以出兵的原因。另外，神宗还说自己已经严令边将不得擅自带兵越过边境，他希望西夏方面同样能够约束其部众不得扰边。对于李秉常所提到的还地之事，神宗在诏书里却是只字未提。
很明显，宋夏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西夏之所以请和完全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不动了，没有战争资源了，而他们又害怕宋朝在这个时候再次攻夏，所以他们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明知宋朝不会答应的条件来假意请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多喘几口气。对此，神宗其实看得很明白，但他不是赵光义，两次大败之后他已经没有了再对西夏大举用兵的勇气和魄力，至少目前没有。说来说去，神宗终究还是一个求稳的人，他不像赵光义那样为了胜利可以孤注一掷。这也很好理解，赵光义抢夺皇位的时候本就是在赌命，而神宗不曾有过这等的历练。
同一件事，但却有人欢喜有人愁，比如宋朝的这帮士大夫里面有人就对西夏发来的和平意向激动不已。元丰西征的失败和永乐城之战的结果让这些人恨透了战争，因为这该死的战争毁了他们原本宁静安乐的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无端起衅、友邦惊诧、生灵涂炭、劳民伤财、国将不国”。更让他们觉得无法理解的是，既然西夏现在服软了，那为什么我们的皇帝陛下不肯就坡下驴从此跟西夏人手牵手再做好朋友呢？
我们刚刚说过，如果有人愿意把宋朝数十万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拱手相送，那么这人绝对神经有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在宋朝大把都是，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饱读圣贤之书并以德高望重而受人敬仰的名臣或大儒，比如说此时已经七十九岁的宋朝前宰相富弼。
有句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刻意用这句话来对标富弼本人，仅仅是突然很单纯地想简单聊一下这句话。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并非就是绝对的贬义，但无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都是带有贬义的。为什么有些长寿的老人会被人呼之以贼呢？因为他们已经活成了人精，而且他们虽然活力不再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却是一天天地随着时光的累积与日俱增，倘若某个老人很不幸地就是我们所谓的邪恶分子，那此人必被人们谓之以贼，比如三国时期的董贼、曹贼、司马老贼以及明朝的严嵩老贼。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这些人一跺脚，他们脚下的土地都得瑟瑟发抖，哪怕他已是步履蹒跚，而诸如老奸巨猾或老谋深算之类的词则无一不是人们在表达对那些拥有巨大能量和资源的老者满满的敬畏之情。
不过，在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老而不死有时候不单是贼，更是祸害的制造者，这种人为官则祸害一方，为君则祸害国人。谁都不会否认汉武帝和唐玄宗的历史功绩吧？可晚年他们都干了什么？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他们都在其功业正盛时死去，他们的历史地位又会如何？在这一点上就连近乎完美的天可汗李世民也差点晚节不保，他如果再活十年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如此可见，老而不死有时候不单害人更是害己。帝王将相如此，寻常百姓其实也是如此，当然，我这不是一竿子要撂倒所有的老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兜来兜去，我们最终还是得说到富弼。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个此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没错，他还活着，只不过他马上就要因为西夏人向宋朝请和而兴奋过度以至驾鹤西游。
很抱歉！或许我真的很不应该用这种刻薄阴毒的话来讥讽这位在历史上被人公认为北宋一代名臣和能臣的宋朝前宰相，但我依然坚持自己之前的看法和观点：富弼的人生可分为两部分，他和范仲淹主导了仁宗朝的庆历改革，但在失败之后被外贬长达十一年，正是这十一年的人生经历成了富弼整个人生的分水岭。
我们之前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过，在这之后的富弼“成熟”了，从前的那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钢铁直男在他看来实在是很傻很天真。官不该是他从前那样当的，人也不该是他从前那样做的，而是要成熟，要稳重，做任何事都要眼光长远顾全大局。
我们为什么突然要说到这位老神仙呢？因为就在李秉常向宋朝请和的当月，富弼便在一众儿孙后辈的悲恸中溘然长逝，只差那么一点他就能活整整八十岁。
在过世之前，自知命不久矣的富弼针对宋朝与西夏的两次大败给神宗上了一道奏疏，他在奏疏里说道：“天下为乱只因为朝中有奸佞小人上位，而人主却对其不问责罚，天下为治则是因为有贤臣当朝，人主受益且天下大治。臣离开朝廷这些年对朝政之事也略知一二，如今的朝堂之上可谓是小人充斥其间，虽有贤臣但却受制于小人而不得施展抱负。臣愿陛下亲贤臣远小人，此乃宗社之福天下之幸！”
富弼这话虽然看似委婉但实际上却句句都在杀人诛心，基本上他将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一众变法派大臣都给圈了进去，如今的这些宰辅大臣自然也是跑不了。此外，他还顺带着也将这两年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归咎在变法派的身上，在富弼眼里宋朝现在就是天下大乱之势。
神宗在召见两府大臣时提到了富弼的这份奏疏，他没说内容，只是说富弼有疏上奏。在变法派大臣眼里，富弼和韩琦、司马光之辈都是铁杆的保守派，而他在此时上疏显然是想要借题发挥。于是，章惇立马问道：“不知富弼都说了什么？”
神宗回道：“他说朝中现在小人当道。”
章惇立马警觉，说道：“陛下可问他到底小人都是谁？”
神宗却摆了摆手，说道：“富弼乃三朝老臣，怎么可以这样为难他？”
章惇还想说什么，可王安礼却抢了话。他说道：“陛下，富弼说得没错啊！”
一众同僚都将目光死死地盯着王安礼，恨不得用眼神杀了他，可王安礼泰然自若全不在乎。如果按照富弼的说法，那么毫无疑问王安礼就是他在奏疏中所提到的因为受制于小人而不能施展抱负的贤臣，可无论是小人还是贤臣甚至包括神宗在内都不知道富弼想说的话其实远不止这些。
在这道奏疏上呈不久，富弼就在其洛阳老家去世了。同在洛阳“蛰伏”的司马光和范纯仁等一众保守大佬闻讯之后悲痛不已纷纷赶来吊唁，富弼的儿子富绍庭把司马光等人拉到一旁并拿出了富弼临终前亲自交到他手里的一份奏疏，说道：“这是父亲生前让我转呈皇上的一份奏表！”
司马光和范纯仁顿时两眼放光，说道：“这应该马上送往京城，我们千万不要打开！”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富弼的这份绝笔奏里都说了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富弼是特意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在他死后才将这份奏疏上呈，原因就在于这份奏疏的内容和用词都很劲爆很激烈，几乎就是老子在训斥自己的儿子。富弼或许是担心神宗一怒之下会祸及他的子孙所以才决定在自己死后方能上呈这份奏疏，只要他死了，那么神宗不但不会怪罪于他，反而会觉得富弼直到临死之前都还在牵挂国事。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否认富弼写这份绝笔奏之时绝对是怀着一颗忧心天下的公忠体国之心。
富弼在奏疏里说道：“ 陛下你即位之初采纳邪臣之说导致你失聪误明以致祸患由生，那些邪臣为了一己之私败坏天下并由此导致忠直之臣尽遭放逐，而奸佞小人则趁机上位乱国以致天下沸然。两年前陛下采纳边臣妄议举兵西征，而结果却是兵败而回边境由此动荡不安，倘若当初有人能够力劝陛下不要出兵也未必会有如此大祸，也不知道吕公着等人在朝廷里待着究竟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今战事不宁百姓困穷，陛下你难道不应该因此而悔过补救吗？况且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又何必与西夏那些蛮夷争强斗狠呢？臣恳请陛下不要再打了，既然李秉常已经服软了，那我们就把侵占他们的土地还给他们，另外再把之前赐予李秉常的封赏和爵位一并都还给他，如此我们就能让西夏知道我朝已有息兵止戈之意，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再来骚扰我们了。陛下，陕西的老百姓这两年苦啊，我们还是让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吧！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老臣的建议，天下幸甚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富弼的这份绝笔奏原文总共数千字，字里行间无一不是在显现他作为一个忠臣的忧国忧民之心，但其实他的重点无非就两个：一、王安石及变法派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误国之臣，而且他们还把皇帝你给带成了一个昏君，国家更是深受其害。二、出兵攻打西夏是不对的，宋朝这边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如今战事不断祸患永在，为了我大宋的安宁应该将那些之前抢夺的土地都还给西夏，而且还要对他们各种示好，如此才能息事宁人。
本着对这位一代名臣最起码的尊重和敬意，对于他的这份奏疏我个人不想做任何的解读和评议，但我只想针对富弼所说的第二点说一件事，那就是他当初去辽国谈判时因为达成了每年向辽国增币二十万的“庆历和议”而痛苦不已自责不断。仁宗因为富弼此举免除了辽国的举兵南侵而下令赏赐他但却被他拒绝，仁宗后来又因为此举要给他升官也被他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给国家丢人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此举实属罪臣所为，为此他请求仁宗一定不要忘记这份刻骨铭心的耻辱，一定要加强武备，今后更是要找机会为国雪耻。
当年的富弼仍犹在眼前，可如今呢？富弼又在说什么呢？他要神宗把数十万军民用生命换回来的土地拱手相送！两相对比，夫复何言？
我们还是当初那句话，敢问富弼同志：您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那个夏雨荷吗？
不过，富弼不久之后应该会在地下瞑目了，因为在神宗死后不久，重回朝堂的司马光真的就迫不及待地把富弼的遗愿给完成了，司马光同志非常慷慨地大手一挥就把得来的部分土地还给了西夏。悲哀的是，西夏人在这之后却并未对宋朝以及伟大的道学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同志感恩戴德，反而是李秉常的那位剽悍的老婆大人时常举兵数十万向宋朝持续入寇。
富弼就这样走了，带着对国家前途的无限担忧走了。尽管我们在这里没少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揶揄甚至是抨击，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对国家的这一片赤诚忠心，更不能因为他主张向西夏退还兰州和米脂而否定掉他的整个人生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正如我们可以说刘彻和李隆基晚年有失但却不能否定他们建有功盖千秋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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