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云南轻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程中心实验室的玻璃窗户，我望着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学子们在青春的校园里匆匆离去。喧嚣的校园渐渐宁静下来，又是一年寒假来临。
我带上刚在实验室制备的甘露聚糖酶样品，走出冷清的云南轻工业大学，赶往四千公里外的黑龙江哈尔滨市。济南的赵红军又为我引荐了哈尔滨的一家贸易公司，让我去商谈甘露聚糖酶的经销事宜。临行前，“老二”张斌叮嘱我，若碰到市场上有高含量的脂肪酶，就像几个月前购买甘露聚糖酶那样，买一些回来。
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时，正值腊八节后的第三天。凛冽的寒风卷着细碎的雪花，如刀锋般迎面刮来。我毫无防护的脸和手瞬间传来锥刺刀割般的强烈痛感，脚掌隔着袜子和鞋底，仍像光脚踩在冰上，针扎似的刺痛难忍，我不自觉地用脚尖点地行走。
干燥寒冷的空气侵入鼻腔，先是一阵冰凉不适，接着鼻涕像水一样“刷刷”流下。我来不及找纸巾擦拭，慌忙抬起手臂用衣袖轻擦，鼻涕在衣袖上瞬间凝结成薄薄的冰凌。耳朵在一阵尖锐刺痛后，变得僵硬麻木，完全失去了知觉。眼镜的树脂镜片被呼出的热气蒙上一层薄冰，视线顿时模糊不清。
火车站前的空旷街道宛如冰晶的世界、雪花的海洋。利剑般的冰柱倒挂在窗檐与屋檐下，白雪覆盖着冰封的人行道和绿化带。稀疏的行人都弓着腰，踩着碎步，尽量顺着风向前行，或背身迎风，倒退着走。
我哆嗦着迅速跑进路边一家超市，买了羊绒帽、口罩、羽绒手套和厚厚的羊毛袜。全身裹严实后，打车前往赵红军引荐的贸易公司，却被告知老板临时有急事，今早刚去了辽宁沈阳市铁西区。
等我从哈尔滨赶到沈阳铁西区，该公司老板又急匆匆返回了哈尔滨。他在电话里连连致歉，为了不让我白跑一趟，热情推荐了沈阳一位叫王洪建的贸易公司老板。王洪建高大威猛，留着光头，我们见面后聊了一下午，便谈妥了辽宁全省的经销权。第二天，我和他一同拜访了辽宁和牧神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和牧神股份公司的老板唐大海，是“正方康地三杰”之一，也是王洪建的大学本科同学。在中国饲料与畜牧业界的传说里，唐大海的文学功底与演讲才华无人能及，且和宋二海一样，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样样精通，堪称中国饲料与畜牧业的“绝代双骄”——“北唐南宋”，两人还合资在山东成立了山东大神饲料公司。
辽宁和牧神股份公司在全国有近九十家分公司，员工超两万五千人，年产值近两百亿元。总部位于沈阳市郊区，是集办公、机械设备制造、饲料生产、肉鸡屠宰、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宏大产业园区，整体布局合理，大气简洁且实用。
王洪建带我找到了和牧神股份酶制剂采购的主要负责人李飞鹰。李飞鹰五十多岁，为人谦卑好客、和蔼可亲，说话真诚直率又豪爽。我们从下午四点一直聊到黄昏，他还热情地留我们共进晚餐。
第二天早上，李飞鹰打电话告诉我，他昨晚安排人加班检测了我留下的甘露聚糖酶样品，各项数据都不错，让我过去再详细谈谈。我到他办公室后，简单聊了价格、进货渠道和结算方式，他便答应先少量订货试用。李飞鹰的做事风格简单直接、高效务实，遵循客观数据评估，判断中不掺杂个人主观因素。他是为数不多能记得自己公司也是从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人，不戴歧视小微企业的有色眼镜，不以大公司自居而店大欺客，也不耍“遛猴”“踢足球”之类的计谋玩弄他人，更不用“拧毛巾”“挤牙膏”的议价手段榨干供应链企业的利润。他主张让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保持适度新陈代谢的前提下，携手共进、共同成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力求推动整个行业达成健康的生态平衡。
辽宁和牧神股份公司完成进货后，我顺路前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拜访了汪教授，随后一路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安徽等地，每到一处都协助当地已有经销商共同开发市场。
当我与李新语再次前往上海红马饲料公司时，距离除夕夜仅剩5天。
上海红马饲料公司的赵老板，说话做事与李飞鹰一样简单直接，也是实用主义的践行者。他始终强调，饲料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应注重性价比，不能像高端消费品或奢侈品那样盲目追求个人喜好与情怀，再通过花哨的营销手段变相让养殖户买单。我们在他办公楼的第二次见面不到十五分钟，他便向李新语下单订货。这让李新语走出办公室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念叨金农神集团应该向红马饲料公司学习。
金农神集团依旧毫无变化，仿佛无需任何改变就已足够强大。我与李新语再次走进云博士办公室时，还未开口，他便说出了与上次拜访时完全相同的话：“先找供应链总经理，待他批准进入采购目录，再找内务部采购部核实盖章，接着找张四海董事长签字，之后再由我安排养殖试验……然后再找……”
当我们再次在三面环形落地玻璃幕墙的办公楼见到张四海时，他依旧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客气地微笑着说：“你们应该先去找云博士沟通。”他表示，金农神集团所有技术与采购相关事宜已全权交由云博士负责，他不能越级越权管理，以后不必再找他。
离开金农神集团时，距离除夕夜仅剩4天。方贤德教授安排帮我订票的专人说，临近春节的机票价格过高，仅剩头等舱，购票金额远超方教授允许的范围，而火车票在网上也难以买到，因此他未帮我订到从上海回昆明的机票或火车票，让我自行前往上海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购买火车票。
春节前夕，上海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远远就能听到“嗡嗡”的喧闹声，宛如一个忙碌的巨大露天蜂巢。提前乘火车抵达的人、等候同伴排队买票的人，都放下了身上大袋小袋、大箱小捆的沉重行李。潮湿阴冷的空气中，有人三五成群席地而坐聊家常，有人凑在一起叼着香烟玩扑克牌，有人靠着行李闭目养神打瞌睡，有人啃着面包、嗑着瓜子、喝着凉水，有人安静地斜倚在角落给怀里的孩子喂奶。他们满怀愉悦，燃烧着希望——明天或几天后就能回到老家，与阔别已久的亲人团聚；能给爹娘或孩子添几件新衣服；能为家里置办几件新家具；能在村头建盖新房；或许还能和心爱的人结婚，组建新家庭。人只要有对明天的希望和热情，眼下就算苦一点、累一点，依然能活得开心幸福。
春节，让他们不再寄身远方他乡，得以集体回归魂牵梦萦的故里；春节，是归航的灯塔，指引游子的孤帆如期停泊在家的港湾；春节，能让难过、痛苦、悲伤的过往被团聚的欢愉冲淡；春节，也能让熟悉的亲情乡情抚平漂泊的挫折与伤痛。
上海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排队队伍从售票室一直延伸到广场，再弯弯曲曲地延伸至广场左侧的绿化带附近。
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跟在曲折迂回、又长又粗的队伍后面。绿化带中稀疏的乔木枝丫上，残存的枯黄叶片在潮湿阴冷的寒气中哆哆嗦嗦，等待着严冬里最后一缕寒风将它们轻轻吹落。小草已变成一片枯萎的黄色，再难寻到一丝嫩绿，在凛冽寒冬中沉沉睡去，唯有等待来年春风唤醒，再次破土而出。初冬刚盛放的菊花也低低垂下头，破败的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仿佛在悲叹时光的残酷无情。只有在湿润的香樟树梢上，泛起点点黄金般宝贵的嫩芽，怯生生地躲藏在淡黄色的叶子中间，释放出春天将要来临的、似有似无的讯息。
忽闻排在我前面的队伍中传来一阵骚动，我侧身抬头望去。只见一位戴着“红袖标”的治安管理人员，正对着一位中年妇女劝道：“谁让你随便插队的？请你出来，重新去队伍最后面排队。”
中年妇女有些紧张，慌忙连声解释：“我原本就排在这个位置，只是刚才去上了个厕所，仅仅离开了一小会儿。”
治安管理人员一边整理左手臂上的“红袖标”，一边不容辩解地提高声音：“谁让你去上厕所？谁说上厕所折返回来还能排在原来的位置？赶紧出来去队伍最后面重新排队。”
中年妇女低头看着自己沾满泥土的脚尖，仿佛在认真接受批评，干裂发白的嘴唇似乎想再解释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站在中年妇女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孩替她作证：“刚才她确实排在我前面，只是去了趟厕所，仅仅离开了几分钟而已。”
治安管理人员或许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侵犯，突然扯开嗓门大声说：“你算老几？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她还是得重新去队伍最后面排队！”
年轻女孩嘟着嘴，低声反问：“这是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
治安管理人员突然靠近年轻女孩，额头几乎顶到她的额头，扯着左臂上的“红袖标”咆哮道：“它给我的权力！它赋予我命令她重新排队的权威！”
年轻女孩被他一恐吓，也低头瑟缩起来，任由“红袖标”口沫横飞地继续咆哮。
中年妇女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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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惶恐地看了“红袖标”一眼，又看了唯一替她说话的年轻女孩一眼，这才依依不舍地向队伍最后面走去。
大年初二下午，我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家乡。
春节，让我常年沉寂荒凉的家乡有了难得的生机与活力，村民们争相点燃熄灭已久的欢庆篝火。村庄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村民们换上相对干净整洁的衣服；照明的灯泡也从十五瓦阔气地换成了一百瓦；家家户户的门框上贴着鲜红的春联，还有鲜衣怒马的尉迟恭和手持打神鞭的秦叔宝；村妇们挽起衣袖，用长满老茧和冻疮的手清洗着各种蔬菜与炊具；小伙子们叼着香烟，劈柴烧水，杀鸡宰鱼；墙角的土狗慵懒地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舔着舌头，盯着溅落在地上的零星鸡血；孩童们在村头活蹦乱跳，兴高采烈地燃放鞭炮；一家之主的男人们爬上山顶破败的小庙，磕头上香、敬供添油，寄望山神赐予一年的风调雨顺；白发苍苍的老者安详地佝偻着腰，斜倚在光秃秃的白杨树下，任夕阳在枝条和树丫间投下的斑驳光影缓缓摇曳、悄无声息地消隐。
太阳从西边的山顶缓缓坠下，暮色升起，夜幕降临。北风在黑夜的掩护下撕破山脊的轻雾，掠过原野的松林，卷着凛冽的寒意，“呜呜”地从泥墙缝、瓦缝里灌进我家的老屋，屋顶沾满灰尘的蛛丝条犹如凌空伸出的皮鞭，反复抽打着空气中稀薄的暖流。
我母亲蜷缩着瘦弱的身躯躺在炉火旁，零星的白发随风不停地抖动。黄褐色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仿佛倾诉着她多年承受的无尽伤痛与疾苦。高耸的颧骨、深陷的眼窝，她浑浊的目光呆滞地望着屋顶，仿佛仍在思念着哥哥和爷爷奶奶。皮包骨的手背上爬满了蚯蚓般凸起的筋脉，开裂残缺的指缝里嵌满了她劳作时沾附的泥土。她像茫茫大海上一张残破不堪的孤帆，任岁月之风呼啸而过，任时代之浪迎面而来，以无所畏惧的淡定从容、了无眷恋的毅然决然，静待那艘永无归期的西航之船。
父亲雕塑般地斜靠在墙角，眼神空洞而迷离地看着小屋中央——那曾是放置哥哥和爷爷奶奶遗体、用草席包裹的地方。无情的光阴，残酷的现实消磨尽他向往远方的意志，年复一年的劳作耗尽他追寻光明的念力。曾经因我执意求学而对我生出的种种抱怨与愤怒，已被岁月的光阴冲淡消散。他的耳朵已听不清我在讲什么，倒也落得个耳根清净。或许他对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我十三岁离家的那一年。
我坐在母亲身旁的草墩上，望着柴炉里跳动的火焰，心头翻涌着难以平复的悲凉。在我朦胧混沌的幼年时光里，这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老屋内，除了已经出嫁的四个姐姐，还住着我和父母、爷爷奶奶，以及未出嫁的一个姐姐与一个哥哥，共七口人，拥挤得如同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附近方圆几百米的山包上，住着一百多户村民，总计六百多口人。如今，王氏本家的大伯、二伯与二婶已先后离世，许多邻居也在山脚下盖了新房搬走，或是永久定居外地，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与留守的妇女儿童。年轻的女孩们，大多义无反顾地远嫁他乡；父辈们全力供养至初高中毕业的村中“精英”，也没有倦鸟归巢、荣归故里建设家乡，而是毅然选择前往远方打工创业或继续务农，而后成家立业，落地生根。
二十多年前，我常常好奇绵绵群山的背后是什么，太阳升起与落下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我憧憬远方的最初梦想，也是远走他乡的初始动力。而今，离开十五年的我再次回到这里，站在这片被父母、爷爷奶奶及祖辈反复踩踏，浸润着他们汗水与血泪，沉淀着他们希望与绝望的贫瘠土地上，从未觉得它如此厚重、如此亲切、如此承载重托，更从未觉得它如此无力、如此无奈、如此悲伤、如此无助。
如果人生可以分为四季，有的人始终活在春天里，我的父母却永远困在冬天；我的哥哥和爷爷奶奶不仅生于冬天、活于冬天，最终也逝于冬天。人生最难熬的，不是在寒夜里卑微地努力活着，而是在无尽的寒夜里，不知道黎明何时到来；在寒夜中艰难负重前行，不知道破晓的曙光何时能穿透重重迷雾，照亮前方的路。比极端贫穷更可怕的，是习惯性的认命、自觉性的卑微——在漆黑的深夜里熄灭并掩埋所有希望与理想，任自己的命运在苦海深渊里无限沉沦。出身寒门的悲苦只能自哀，伤痛只能自怜，幸福只能自欺。今天苟且，明天继续苟且，明天不过是今天悲苦的延续；看不到明天的光明与希望，只能在永恒的寒夜里无奈认命、无助煎熬、无力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