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之际，我看到了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顾不得多想，我踩着桌子，用力推开通风口的栅板，钻了进去。几乎在我拉回栅板的同时，门开了。
通风管道狭窄而布满灰尘，我只能匍匐前进。下面是刘医生的声音：
“你确定药房的门锁好了？”
“锁好了，我检查过了。”是那个矮个子的声音。
“奇怪，我总觉得有人进来过。”刘医生在房间里走动，“桌子上的文件位置不对。”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你太多疑了。可能是打扫的阿姨动过。”
“也许吧。”刘医生似乎坐下了，“明天的‘假出院’名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十五个人。车已经安排好了，早上八点出发，绕一圈，中午回来。”
“医保局那边？”
“打点好了，他们周三来检查，我们周一让病人‘出院’，周二再办回来，时间刚好错开。”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工作，终于离开了。我等了足足十分钟，才敢从通风口爬出来。
回到护工宿舍时，已是凌晨一点。同屋的王勇还没睡，坐在床上抽烟。看到我满身灰尘的样子，他愣了一下，但什么也没问。
“王哥，326床的病人，是不是住院五年了？”我试探着问。
王勇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听说...他可能要被‘清理’。”
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沉默。只有王勇手中的烟在黑暗中明灭。
“你知道了多少？”良久，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
“我知道周建国不是自然死亡。我知道医院为了腾床位，会‘处理’一些病人。我知道医院在大量骗保，用‘假出院’规避检查。”我一口气说完，“王哥，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你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不阻止？”
王勇掐灭烟头，苦笑道：“阻止？怎么阻止？我老婆得了尿毒症，每周透析三次，儿子还在上大学。这里的工资比外面高一半，还包吃住。我走了，一家人怎么办？”
“可是这是犯罪！是谋杀！”
“我知道！”王勇突然激动起来，“你以为我晚上能睡得着吗？每一个被‘清理’的病人，我都记得他们的脸！但有什么办法？刘医生上面有人，卫生局的、医保局的，甚至公安局的，都打点好了。你一个护工去举报，第二天就会‘被精神病’，关进特护病房，永远出不去！”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去年有个护士，姓张，刚毕业的大学生，发现了医院的问题，说要举报。第二天她就‘突发精神病’，被关进了五楼特护区。一个月后，家人接到通知，说她‘因病去世’。尸体火化得很快，连告别仪式都没办。”
我感到一阵寒意：“所以你就选择沉默？”
“我试过。”王勇的声音低了下来，“半年前，我偷偷给市卫健委写了一封匿名信。信寄出后第三天，刘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了那封信的复印件。他告诉我，如果再有一次，我老婆的透析就会‘出意外’。”
“信被截了？”
“不只是截了。”王勇转过身，眼神中满是恐惧，“陈默，这个系统比你想的要深得多。从医院到监管部门，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我们每个人都是链上的一环，要么一起转，要么被碾碎。”
我想起白天拍到的照片，拿出手机：“如果我有了证据呢？病人名单，死亡记录，还有他们讨论‘清理’的对话...”
王勇猛地抓住我的手腕：“你录音了？拍照了？”
“拍了笔记本的一些页面。”
“删掉！立刻删掉！”王勇的声音因恐惧而尖锐，“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可怕！去年有个记者来暗访，伪装成病人家属。三天后，人们在汉江边发现了他的尸体，警方说是‘自杀’。”
“他是新京报的记者吗？”我脱口而出。
王勇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他。那个“自杀”的记者是我的同事赵磊。他的死促使我决定进行这次卧底调查。但我不能告诉王勇我的真实身份。
“我猜的。”我含糊道，“王哥，如果我们联手，也许能揭发这一切。”
王勇松开了手，跌坐回床上。他又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326床的病人，叫李卫国，曾经是个小学老师。”他缓缓开口，“他有轻微的抑郁症，五年前被儿子送来治疗。开始还好，后来他儿子出国了，再也没回来。医院发现他没有家属关心，就把他列为了‘长期客户’。”
“他病好了吗？”
“早好了。但他不能出院，因为医院需要他的床位名额来骗保。他也试过逃跑，被抓回来，关在特护区电击了一个星期。”王勇的声音颤抖，“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说话了。”
我们沉默地坐着。窗外的襄阳城沉浸在夜色中，远处偶尔有车灯划过。
“你要怎么揭发？”王勇终于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有外部接应。只要能把证据送出去，就能曝光。”我说，“但我需要你的帮助。明天他们要‘清理’李卫国，我们必须在那之前救他出去。”
王勇掐灭烟头，眼神变得坚定：“明天早上八点，有一批病人要‘假出院’。李卫国不在名单上，但我们可以把他加进去。医院会用大巴把他们拉到郊区转一圈，然后拉回来。我们可以在途中想办法让他逃走。”
“怎么加？”
“名单是小芳整理的，我可以想办法修改。但风险很大，如果被发现...”
“还有其他办法吗？”
王勇摇摇头：“这是唯一的机会。”
第二天早晨七点，病区一片忙碌。护工们催促病人起床、洗漱、吃早饭。气氛与往常不同，有一种压抑的紧张感。
我在护士站找到了小芳，她正在整理“假出院”病人的病历。
“小芳，刘医生让你把326床也加进去。”我故作镇定地说。
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326床？李卫国？名单上没他啊。”
“临时加的。刘医生说他的情况需要重新评估医保资格，得走一遍出院再入院的流程。”
小芳犹豫了：“可是...我得确认一下。”
“刘医生现在在手术室，有个紧急情况。他让我直接告诉你。”我拿出昨晚准备好的借口，“你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但可能会打扰他处理病人。”
小芳咬了咬嘴唇。我看得出她的挣扎。最终，她点了点头：“好吧，我加上。但要是出了问题...”
“不会的，谢谢。”
我离开护士站，心跳如鼓。第一步完成了，但最危险的部分还在后面。
八点整，十五个病人在一楼大厅集合。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只是眼神有些呆滞。李卫国也在其中，他穿着一件过时的灰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王勇和我作为随行护工，跟车负责照看病人。刘医生站在门口，目光扫过每一个病人。当他的视线落在李卫国身上时，停顿了一下。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李卫国怎么也在？”刘医生问小芳。
“是...是您说临时加的，要重新评估医保资格。”小芳小声回答。
刘医生皱了皱眉，看了看手表：“时间来不及调整了，就这样吧。王勇，盯紧点。”
“放心，刘医生。”
大巴车缓缓驶出医院。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宏安精神病医院在视野中逐渐缩小，最终消失不见。车上，病人们都很安静，有的看着窗外，有的闭目养神。李卫国坐在前排，双手紧紧抓着布包。
车开了大约半小时，进入襄阳市郊。王勇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开始按计划行动。
“师傅，停一下车，有个病人想上厕所。”王勇对司机说。
“这才开多久？憋着吧。”
“他情况特殊，有前列腺问题，憋不住。”
司机嘟囔了一句，但还是把车停在了路边。这是一个相对偏僻的路段，两边是农田，前方不远处有个小树林。
“李卫国，下车。”王勇说。
李卫国茫然地站起来，跟着我们下了车。我们把他带到路边的小树林边。
“李老师，听着。”王勇抓紧时间说，“你现在自由了。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大约两公里有个村庄，你可以找村民帮忙，离开襄阳，越远越好。”
李卫国瞪大了眼睛，似乎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他们今晚要杀你。”我直截了当地说，“像杀周建国一样。你必须逃走。”
李卫国的嘴唇颤抖着：“逃...逃到哪里去？”
“哪里都好，只要离开襄阳。你有亲戚朋友吗？”
“我儿子...在美国。”
“联系他，想办法去他那里。但现在，你得先躲起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和一张纸条，“这是一千块钱和我的电话号码。等你安全了，联系我。我会帮你作证，揭露这家医院。”
李卫国接过钱和纸条，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五年...我在那里关了五年...我以为我会死在里面...”
“快走！”王勇催促道，“我们只能拖延几分钟。”
李卫国深深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跑进了小树林。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树木间。
我们回到车上，司机不耐烦地问：“怎么这么久？”
“他拉肚子。”王勇回答。
车继续前行。我和王勇对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回到医院后，李卫国的失踪一定会被发现，我们必须有合理的解释。
下午一点，大巴车返回医院。病人们一个接一个下车，重新登记“入院”。刘医生亲自在门口点数。
“十四、十五...”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少了一个。李卫国呢？”
“他跑了。”王勇平静地说。
“什么？！”刘医生暴怒，“你们怎么看护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在加油站，他说要上厕所，我们跟着去了。但他突然推开我们，翻过围墙跑了。”我按照事先编好的故事说，“我们追了，但没追上。已经报了警。”
刘医生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在我们脸上划过：“跑了？就这么简单？”
“是我们的疏忽，刘医生。”王勇低头认错。
“疏忽？”刘医生冷笑，“两个护工看不住一个病人？你们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
“怎么可能？”我连忙说，“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平时那么老实，谁知道会突然逃跑...”
刘医生盯着我们看了很久，最终挥了挥手：“去写详细报告，包括时间、地点、经过。这件事我会处理。”
回到宿舍，我和王勇都感到精疲力竭。但我们知道，危机远未解除。刘医生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说辞，他一定会调查。
果然，晚上八点，我和王勇被叫到刘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刘医生，还有李主任和两个陌生男人，他们穿着便衣，但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气质。
“这是市局的同志，来了解一下病人逃脱的情况。”刘医生介绍说。
其中一个男人翻开笔记本：“说说具体情况。每个细节都不要漏。”
我和王勇把编好的故事又说了一遍，尽量保持一致。但问讯越来越细，问题越来越刁钻。
“加油站哪个位置？”
“围墙有多高？”
“他穿什么鞋子？”
“你们追了多远？”
“有没有路人看到？”
我感到冷汗浸湿了后背。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让我们暴露。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卫国，是什么时候？”另一个男人突然问。
“今天早上出发前。”王勇回答。
“我是说，在他逃跑前，你们有没有私下接触过他？比如告诉他什么？”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护工，按规定照顾病人。”我说。
男人点点头，合上笔记本：“好，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有新情况，及时汇报。”
他们离开后，刘医生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你们知道李卫国如果乱说话，会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吗？”
“他不会乱说的，他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没人信。”王勇说。
“希望如此。”刘医生吐出一口烟圈，“对了，陈默，你来医院一周了，感觉怎么样？”
“还...还行，正在适应。”
“适应就好。”刘医生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我们医院很看重团队合作，不喜欢有人搞小动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
“那就好。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
走出办公室，我和王勇都长长出了一口气。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刘医生已经起了疑心，我们必须加快行动。
深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陈记者，我已安全。谢谢你。李卫国。”
他安全了。这是今天唯一的好消息。
我回信：“保持隐蔽，不要联系任何人。我会再联系你。”
刚发送成功，门突然被推开。刘医生带着两个保安站在门口。
“陈默，起来。我们需要谈谈。”他的声音冰冷。
我知道，最坏的情况来了。
“刘医生，这么晚了...”
“你的手机给我。”他伸出手。
“为什么？”
“例行检查。最近发现有人用手机偷拍医院内部照片。”刘医生的眼神锐利如刀，“你不会正好有不该有的照片吧？”
我握紧手机，大脑飞速运转。手机里有李卫国的短信，有笔记本的照片，一旦被他们看到，一切都完了。
“刘医生，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在医院，没有私人物品。”他对保安使了个眼色，“拿过来。”
两个保安向我逼近。我知道，反抗只会让情况更糟。但交出手机，就等于交出所有证据，也等于承认我的身份。
就在保安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火光和浓烟。
“着火了！”有人大喊。
所有人都在一瞬间愣住了。我抓住机会，猛地推开保安，冲向窗户。这里是二楼，下面是草坪。我翻过窗台，纵身跳下。
落地时脚踝传来剧痛，但我顾不上这些，一瘸一拐地冲向围墙。身后传来刘医生的吼声和追赶的脚步声。
围墙很高，顶端还有铁丝网。我拼尽全力往上爬，手指被铁丝划破，鲜血直流。就在我即将翻过墙头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想跑？！”是刘医生的声音。
我用力踢踹，但他抓得很紧。绝望中，我看到了围墙外的街道上，一辆警车正闪着警灯驶来。
“警察！”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这里！救命！”
刘医生一惊，手上的力道松了一瞬。我趁机挣脱，翻过围墙，重重摔在墙外的地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警车停下了，两个警察下车向我跑来。我挣扎着站起来，举起手机：“我是记者！我有证据！这家精神病院非法拘禁、骗保、谋杀！”
警察面面相觑。这时，刘医生也翻过围墙，他立刻换上一副焦急的表情：“警察同志，别听他的！他是我们医院的病人，有严重被害妄想症，今天刚逃跑出来！”
“我不是病人！我是新京报记者陈默！我有记者证！”我在口袋里摸索，但记者证不在身上——它藏在医院外的某个地方。
“看，他还在妄想。”刘医生摇头，“我们赶紧带他回医院治疗吧。”
警察犹豫了。在精神病院医生和疑似精神病人之间，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前者。
“等等！”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是王勇，他也翻墙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警察同志，这里有证据。病人名单、死亡记录、财务账本，还有他们讨论‘清理病人’的录音。”王勇把文件袋递给警察，“陈默真的是记者，我是医院的护工，我可以作证。”
刘医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警察打开文件袋，翻看里面的材料。他们的表情越来越严肃。
“所有人，都跟我们回局里。”为首的警察说。
在公安局的询问室里，我花了三个小时详细陈述了在宏安精神病医院的所见所闻。王勇作为关键证人，提供了大量内部信息。警方连夜行动，突袭了医院，查扣了所有病历和财务记录。
一周后，襄阳宏安精神病医院被查封，刘医生、李主任等十二人被刑事拘留。随着调查深入，襄阳市另外五家精神病医院也被发现存在类似问题，一场大规模的整顿在襄阳市精神卫生系统展开。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见到了李卫国。他的儿子从美国回来接他，经过专业机构鉴定，李卫国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诉讼，要求医院赔偿他五年非法拘禁的损失。
“有时候我还会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在那个房间里。”李卫国说，“但我更担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在那里，或者在其他类似的医院里。”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我后来的调查中，发现这种“免费住院”的骗保模式并非襄阳独有，它像一种病毒，在全国多个地方的精神病医院蔓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卫生资源不足、监管缺失，以及医保体系的漏洞。
报道发表的那天，我接到了王勇的电话。他已经离开了襄阳，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新工作。
“我老婆的透析费，医院答应赔偿一部分。”他说，“但我最欣慰的是，那些被‘清理’的病人，他们的死终于有人知道了。他们不再是无声无息的数字。”
挂断电话，我看着窗外北京的车水马龙。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有另一家精神病医院打出“免费住院”的广告，正有另一个“刘医生”在计算着如何用病人换取医保资金，正有另一个“李卫国”在铁窗后望着天空，渴望自由。
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在襄阳，那扇铁门已经被打开，阳光照进了曾经最黑暗的角落。
而我知道，只要有光，就没有什么能够永远隐藏在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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