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是412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名叫周建国。发现他时，他已经在自己床上没了呼吸，身体冰凉。
我赶到四楼女病区时，走廊里已经围了不少人。病人们被拦在病房里，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向外张望，眼神空洞。几个护工和护士站在412病房门口，低声交谈着。
刘医生从病房里走出来，面无表情：“心源性猝死，常见于老年患者。记录一下，通知家属。”
“家属？”一个护士小声说，“周老爷子没有家属。是三年前派出所从街上捡来的流浪汉，后来就一直在咱们这儿。”
“那就更简单了。”刘医生脱下一次性手套，“直接送太平间，按无名尸处理。”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周建国被用白布裹起来，抬上担架。他的一只手从白布边缘滑落，枯瘦、布满老年斑。一个护工粗暴地把那只手塞回白布里，动作熟练得令人心寒。
“又一个。”我听到身边的王勇低声嘀咕。
“什么又一个？”我问。
王勇摇摇头，没有回答，转身离开了。但我注意到，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那天的工作氛围格外压抑。护工们之间交流很少，病人们也比往常更安静。我在二层发药时，一个病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大得惊人。
“他是被选中的。”病人凑近我，呼出的气息带着酸味，“我看见了，昨晚有人进了他的房间。”
我试图挣脱：“谁进了他的房间？”
“白大褂...不止一个...”病人的眼神混乱而恐惧，“他们要‘清理床位’，他说太多了，装不下了...”
“谁说的？装不下什么？”
“数字...数字不对...”病人松开手，蜷缩回角落，开始喃喃自语，再也无法沟通。
我心中疑窦丛生。周建国的死真的是自然原因吗？那个病人说的“清理床位”是什么意思？“数字不对”又指什么？
下午，我找了个借口去人事科，说要补交一份材料。李主任不在，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文员在电脑前打字。我瞥见她的电脑屏幕，是一份Excel表格，列着病人名单和一系列数字。
“这是什么表？”我故作随意地问。
文员吓了一跳，迅速切换了屏幕：“没...没什么，普通的病人信息表。”
但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关键信息：表格最右侧有一栏标题是“预计住院天数”，许多病人的这一栏数字都被标红，旁边还有注释：“需延长”、“可转化”、“待清理”。
更让我震惊的是，表格底部有一个汇总数字：当前住院人数232人，而医院注册床位只有200张。
多出来的32个人，在哪里？
傍晚，我被安排去药房帮忙盘点。药房位于一楼最深处，平时由刘医生直接管理，普通护工很少能进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药房很大，三面墙都是高高的药柜，中间是配药台。我一边清点药品数量，一边观察四周。靠里侧的墙上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颜色与墙壁几乎一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那扇门通往哪里？”我问值班的药剂师，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
“储藏室，放旧档案和一些不常用的医疗器械。”药剂师头也不抬地回答。
但我注意到，那扇门的门把手上几乎没有灰尘，显然经常被使用。一个“放旧档案”的储藏室，需要如此频繁地进出吗？
晚上九点，大部分护工和护士都在休息室吃宵夜。我借口去厕所，悄悄溜到了一楼药房附近。走廊的灯被关掉了一半，光线昏暗。
药房的门锁着，但我白天留意到，药剂师把备用钥匙放在了门口盆栽的底下。我摸出钥匙，手有些颤抖。这是非法侵入，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周建国空洞的眼神和他滑落的那只枯手，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钥匙转动，门开了。
我闪身进入，轻轻关上门。药房里只有安全出口标志发出微弱的绿光，照出一片幽暗的影子。我打开手机手电筒，光线调至最暗，径直走向那扇小门。
门没有锁。
我推开门，里面是一段向下的楼梯。一股混合着霉味和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楼梯很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我屏住呼吸，一步步向下走。
大约下了两层楼的高度，楼梯尽头是一条短短的走廊，两侧各有两扇门。其中一扇门内传来微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呻吟。
我贴近门板，声音更清晰了：是几个人的呜咽和喘息，间或夹杂着铁链拖动的声响。
这时，另一扇门突然打开，光线泄出。我急忙躲到走廊拐角的阴影里。
两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都穿着白大褂。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刘医生，另一个稍矮一些，背对着我。
“...这批状态还行，再观察两天可以转上去。”刘医生说。
“上面的床位快满了。”矮个子回答，声音有些熟悉，“李主任说还得再‘清理’几个，不然新病人进不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周建国处理了，还差三个。你看看名单，挑几个没家属、没背景的。”
“那个326床的怎么样？住院五年了，从来没人探望过。”
“可以，就他吧。用药剂过量，记录成心脏病发作。”刘医生顿了顿，“对了，新来的那个护工，陈默，你觉得有问题吗？”
我的心跳骤停。
“看起来还行，挺老实的。不过王勇好像跟他走得有点近。”
“盯着点。现在是非常时期，医保局那边查得越来越紧，我们不能出任何纰漏。”
两人边说边走上楼梯，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躲在阴影里，浑身冷汗，直到确认他们完全离开，才敢呼吸。
他们说的“清理”，原来是这个意思——为了给新病人腾出床位，谋杀那些没有家属、无人关注的病人。
而那个326床，明天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周建国。
我必须做点什么。
但怎么做？报警？证据呢？我只是听到了一段对话，没有任何录音或录像。更何况，刘医生他们明显与当地某些势力有勾结，否则如此规模的骗保和谋杀不可能持续这么久。
我忽然想起白天的Excel表格。如果能拿到那份表格，也许能作为证据。
我轻轻推开那扇刚才有人走出的门。房间不大，像是一个简陋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和两个文件柜。桌上散乱地放着一些文件和病历。
我快速翻找，心跳如鼓。在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我找到了一个黑色硬皮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病人的姓名、住院日期、医保报销金额，以及一些奇怪的代号：“A类（可长期）”、“B类（待观察）”、“C类（待清理）”。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一个名单，标题是“已处理”。名单上有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日期和简单的死因描述。周建国的名字在最后一个。
七个被“处理”的生命，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记录在一页纸上。
我拿出手机，快速拍下这些页面。就在我准备拍最后一页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我迅速将笔记本放回原处，关好抽屉，环顾四周寻找藏身之处。房间里除了桌子和文件柜，没有其他可以躲藏的地方。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门口。
门把手转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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