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门外的声音
门铃声在死寂的安全屋里炸响，如同惊雷，将我们三人最后一点强撑的镇定彻底击碎。
小姨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被死死捂住的惊叫，整个人缩进了沙发角落，瑟瑟发抖。唐雅反应极快，一把将我拉到她身后，另一只手已经摸向了藏在腰间的一支微型防身电击器，眼神锐利如鹰隼，死死盯着那扇门。
我心脏狂跳，撞得肋骨生疼，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脑海里只剩下那条残忍的短信和眼前这扇即将被敲响（或者被暴力破开）的门。
是谁？
沉重的脚步声还停留在门外，没有离开，也没有再次按铃。那种沉默的、充满压迫感的停留，比持续的铃声更让人毛骨悚然。
时间仿佛被拉长、凝固。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
唐雅对我做了个“噤声、别动”的手势，然后极其缓慢、悄无声息地挪到门边，眼睛凑近猫眼。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紧绷的后背和微微颤抖的肩膀。她在看什么？门外是面目狰狞的凶徒，还是……
几秒钟后，唐雅的肩膀似乎松弛了一点点，但警惕并未完全消失。她回过头，用口型对我无声地说：“一个……男人。戴着帽子，看不清脸。手里……好像没拿东西。”
没拿东西？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谁？”唐雅终于开口，声音刻意压得很低，带着冷硬的质问。
门外沉默了一下，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疲惫，但异常清晰的男声，透过厚重的门板，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
“唐律师，沈小姐，请开门。我没有恶意。我是董建国。”
董建国？！
这个名字像一道真正的闪电，劈开了我脑海中恐惧的迷雾，带来了另一种更深层、更复杂的惊骇！
那个“老农机厂”地块的“董主任”？沈国栋当年行贿的对象？那个被匿名举报材料卷入、让我们如临大敌的退休官员？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想干什么？为沈国栋出头？还是……灭口？
唐雅显然也震惊了，她回头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询问。我强迫自己混乱的思绪飞速运转。董建国亲自上门，而且直接表明身份……这太不符合常理。如果他真想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如此“礼貌”。难道……他和沈国栋不是一伙的？或者，因为举报材料的事，他也有自己的算盘？
“董……先生，”唐雅谨慎地回应，“请问您有什么事？我们似乎并不认识。”
门外的董建国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一种大势已去的苍凉：“我知道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沈国栋，也大概知道你们正在经历什么。我来，不是来找麻烦的，恰恰相反，我是来……给你们送一样东西，或者说，给你们一个选择。关于沈国栋，也关于……我自己的。”
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威胁，更像一种无奈的摊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
“东西？选择？”唐雅追问，“董先生，有什么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律师陈峻先生转达。您这样直接上门，恐怕不太合适。”
“陈律师那边，我自然会联系。但有些话，有些东西，我觉得亲自交到当事人手里，更有诚意，也更能说明问题。”董建国的声音顿了顿，“我知道你们在害怕什么。沈国栋是不是威胁你们了？那个疯子……他儿子没了，自己也要完了，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竟然知道沈国栋威胁我们？还称其为“疯子”？
我和唐雅交换了一个眼神。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董先生，我们怎么相信您？”我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
门外的董建国似乎苦笑了一声：“沈小姐，如果我想对你们不利，就不会一个人来，也不会在门外等。我退休多年，是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唯一的儿子在国外，老伴前年也走了。我没什么好怕的，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除了……一点晚节。”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异常沉重：“沈国栋那个王八蛋，当年拉我下水，我鬼迷心窍，犯了大错。这些年，我没睡过一天安稳觉。现在报应来了，匿名信，纪委关注……我知道，我躲不过去了。沈国栋想拉我一起死，还想拉你们陪葬。我不能让他得逞。”
“所以，”他的声音清晰起来，“我手里有东西，能彻底钉死沈国栋，让他再也翻不了身，也没机会再伤害你们。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通过你们的律师，转交给该交的地方。条件只有一个。”
“什么条件？”唐雅问。
“在我主动去纪委说明情况、接受处理之前，你们拿到的东西，不能直接用于公开举报或提供给媒体。我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一些私事，也给组织上一个主动交代的态度。”董建国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是恐惧，也是决绝，“我保证，我会去，会承担我该承担的一切。但我希望……是以一种相对……相对体面的方式。而不是被沈国栋那个疯子拖着，一起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他在寻求“交易”？用能彻底打倒沈国栋的证据，换取一个“主动投案”、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同时，也剪除沈国栋这个已经失控、可能拖着他一起下地狱的祸害？
这个逻辑，听起来……竟然有几分合理。一个深陷泥潭、晚年惶恐、试图在彻底崩塌前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向法律自首）的老人形象，隐约浮现。
但这会不会是另一个更精妙的陷阱？骗取我们的信任，拿到我们可能掌握的证据，或者将我们引入更危险的境地？
“董先生，空口无凭。”唐雅没有放松警惕，“你说有东西，是什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会履行承诺？”
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董建国在掏什么东西。然后，一个薄薄的、用牛皮纸包着的方形物体，从门底下的缝隙里，被缓缓推了进来。
“这是一个硬盘的复印件，里面是所有我能找到的，当年沈国栋为了拿下地块、摆平事情，向我以及其他一些人行贿、输送利益的原始记录、银行流水、还有他亲笔签的一些‘协议’和‘承诺书’的扫描件。比你们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更全，更直接。”董建国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你们可以现在就看，验证真伪。我的诚意，就在这里。”
唐雅用脚尖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牛皮纸包勾过来，捡起，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看向我。
决定权，又一次落到了我手里。
是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身份敏感的老人的“诚意”，接受这份可能扭转乾坤但也可能带来新风险的“礼物”？还是坚持不开门，等待陈律师到来，将一切交给法律程序？
我想起母亲在ICU里微弱的呼吸，想起沈国栋那条“录下来放给她听”的恐怖短信，想起我们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狼狈。
董建国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也可能是一个转机。
“唐唐，”我低声说，“打电话给陈律师，把情况告诉他，开免提。”
唐雅立刻照做。电话很快接通，陈律师听到“董建国在门外”，显然也大吃一惊。我们快速说明了情况，包括董建国的说辞和门缝下塞进来的东西。
陈律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快速分析：“东西可以先谨慎查看。如果确如他所言，是直接证据，价值巨大。但他的动机和承诺，必须存疑。他主动上门，说明举报材料已经让他感到极大压力，他可能想‘弃车保帅’，牺牲沈国栋保全自己最后的颜面，甚至争取主动。这符合逻辑。但也不排除他与沈国栋合谋设局的可能性，虽然目前看风险高、收益不确定。”
“陈律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开门吗？”我问。
“绝对不要开门！”陈律师斩钉截铁，“无论他是否一个人，是否表现善意，你们都不能让他进屋。这是底线。东西，可以让他放在门外，你们等他一离开再取。验证的事情，交给我。我会立刻联系信得过的技术人员进行初步鉴定。至于他的‘条件’……可以口头答应，但不出具任何书面承诺。一切等他真的‘主动说明’之后再说。记住，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等待转移。”
陈律师的指示清晰而冷静。我定了定神，对门外说：“董先生，东西我们收到了。我们会验证。你的条件，我们可以口头应允，但前提是你必须履行你的承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现在，请你离开。我们不会开门。”
门外，董建国似乎松了一口气，又似乎有些失望。“好……我明白。我这就走。硬盘里的东西，足够让沈国栋万劫不复。你们……保护好自己。沈国栋现在就是一条疯狗，他找不到我，一定会死死咬着你们。小心。”
脚步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是逐渐远离，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是电梯运行的微弱声响。
直到完全听不到任何动静，又过了足足五分钟，唐雅才再次透过猫眼确认外面空无一人。她迅速打开门，将那个牛皮纸包完全拿进来，立刻反锁。
我们三人围在茶几旁，看着那个普通的牛皮纸包，谁也没有先动手打开。它像一颗定时炸弹，安静地躺在那里。
最终还是唐雅，戴上手套，小心地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普通的移动硬盘，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条。纸条上是一行手写字：“密码：。所有文件未加密，可随意查验。董。”
，是1997年3月25日吗？正是“老农机厂”地块交易的关键时期。
唐雅将硬盘连接上一台不联网的备用笔记本电脑，输入密码。硬盘顺利打开，里面是分门别类的文件夹：银行流水扫描件、合同协议扫描件、手写笔记照片、甚至还有几段模糊的、似乎是偷录的对话音频文件摘要。
唐雅随机点开几个文件。银行流水显示从沈国栋控制的不同账户，向数个不同人名（包括董建国亲属的名字）的账户多次转账，金额从几万到数十万不等，时间跨度数年，备注多为“劳务费”、“咨询费”、“合作款”。合同协议中，有明确约定地块低价转让后开发利润分成的条款，受益方包括董建国指定的关联方。手写笔记是沈国栋的字迹，记录着打点各方关系的开销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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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雅立刻将关键页面拍照，通过加密方式传给陈律师。
陈律师很快回复：“初步判断，真实性很高。具体细节需要时间核验，但仅就目前所见，已足够对沈国栋涉嫌行贿、职务侵占等多项罪名立案侦查。董建国这是把压箱底的东西都交出来了，他是真的怕了，也想通了。”
他接着叮嘱：“你们原地等待，我马上到。在见到我之前，不要查看更多内容，也不要对硬盘做任何操作。转移计划照旧，但目的地需要调整，要确保绝对安全。”
一个多小时后，陈律师风尘仆仆地赶到，身后还跟着两名看起来精明干练的陌生男子，应该是他带来的安保人员。他仔细检查了硬盘和纸条，听了我们更详细的叙述，面色凝重。
“董建国这一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无奈之举。”陈律师分析道，“匿名举报已经引起关注，沈国栋又彻底失控，他担心沈国栋在疯狂之下会把他更多、更脏的事都抖出来，或者做出更极端的事情牵连他。所以他选择‘自爆’，但要把主要责任和火力都引向沈国栋，他自己争取一个‘主动交代、揭发同伙’的从宽情节。这份证据，就是他的投名状。”
“那我们现在……”我问。
“我们现在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陈律师眼中闪过锐利的光，“沈国栋的重婚罪、转移财产罪，加上这些行贿、经济犯罪的证据，数罪并罚，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待上很多年。而且，经济犯罪部分涉及金额巨大、情节严重，侦查一旦启动，他的资产会被全面查封冻结，根本无力再支付任何赔偿或医疗费，甚至可能被追缴违法所得。”
他看向我：“沈清，这意味着，我们之前的诉讼策略需要调整。刑事自诉部分，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放缓，或者与公诉机关并案。因为经济犯罪的查处，会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导，力度更大，速度也可能更快。而一旦沈国栋因经济犯罪被控制，他对你们的人身威胁自然解除。离婚和民事赔偿，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并解决。”
“那我妈的医疗费……”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沈国栋的资产被查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理论上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用于医疗。但这需要时间，而且程序复杂。”陈律师实话实说，“不过，有了董建国这份证据，我们可以多一个选择：以此作为筹码，与沈国栋的律师进行最后的谈判。不是妥协，而是通牒。告诉他，要么立刻拿出一大笔钱解决你母亲的医疗和后顾之忧，并在离婚协议上做出最大让步，换取我们在经济犯罪举报上‘暂时观望’（注意，不是不举报，是给他一个自己去投案或协商解决的时间窗口）；要么，我们就将这份证据，连同他威胁你们的录音、短信，一起交给公安机关和纪委，让他彻底没有翻身之日。”
“他会选吗？”唐雅问。
“他是个赌徒，但更是个极度自私、珍惜羽毛的人。之前他敢疯狂，是因为觉得只要搞定你们母女，事情还有回转余地，他的财富和地位还能保住。”陈律师冷声道，“但现在，我们手里有了能把他送进监狱、让他倾家荡产的铁证，还有董建国这个同伙的反水。他只要还有一丝理智，就该知道哪条路是绝路，哪条路还能留一点残喘的余地。尤其是，他那个儿子已经没了，他现在拼命想保住的，无非是剩下的财产和自己不被抓。用一部分钱买一个相对‘平和’的去处，对他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我明白了。这是最后通牒，也是最后一次利用他自私的本性，为母亲争取最大保障的机会。
“陈律师，就按您说的办。”我下定了决心。
“好。我立刻起草一份措辞严厉的律师函，附上部分证据的复印件（不涉及核心），以及我们的条件清单。同时，我会通过‘适当’渠道，让沈国栋知道董建国已经找过我们，并且留下了东西。”陈律师雷厉风行，“你们立刻准备转移。新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更隐蔽，也更安全。在沈国栋那边有明确回应之前，你们不能露面。”
新的转移地点是位于远郊湿地公园深处的一处独栋疗养别墅，属于陈律师一位常年旅居国外的亲戚，平时只有一对老夫妻看管，环境清幽，几乎与世隔绝。我们连夜在严密护卫下转移了过去。
安顿下来后，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我却毫无睡意。站在别墅二楼的露台上，看着远处被晨曦染成淡紫色的湿地水面和摇曳的芦苇，空气清冷而新鲜。
短短一夜，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曾经让我们恐惧的“董主任”，竟然成了送上致命证据的“盟友”。沈国栋看似密不透风的防御和疯狂的反扑，可能因为他昔日盟友的反水和更致命的罪证暴露，而瞬间土崩瓦解。
命运的无常和讽刺，莫过于此。
但我的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多少。母亲还在医院，病情依然危重。沈国栋是否会接受最后的通牒？还是会在绝望中做出更同归于尽的事情？董建国的“主动交代”又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手机震动，是医院新病房发来的早间监护报告。母亲昨晚相对平稳，体温正常，血氧维持在临界值上。赵主任留言说，今早会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
我握着手机，望向医院所在的城市方向。
妈，再坚持一下。
也许，曙光真的就在前方了。
就在这时，唐雅拿着一部卫星电话走了过来，脸色有些奇怪：“清清，陈律师电话，紧急情况。”
我接过电话：“陈律师？”
陈律师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以及一丝不可思议：“沈清，沈国栋……联系我了。通过他的律师。他同意见面谈。时间，今天下午。地点，他定，在我的律所会议室。他要求，你必须在场。”
他同意了？这么快？
“他……什么态度？”我问。
“听他的律师转述，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认命般的平静。”陈律师说，“他说，他想当面和你，做个了断。”
了断。
这两个字，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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