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风暴眼
沈国栋那条“一个都别想好过”的短信,像一颗投入死寂深潭的石子,没有立刻激起惊涛骇浪,反而让空气凝固成一种更粘稠、更压抑的恐怖。那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是风暴眼中心的死寂,你知道最狂暴的力量正在四周旋转集结,随时可能将中心的一切撕碎。
婴儿夭折的消息经过一夜发酵,在第二天清晨以一种更具冲击力的方式炸开。本地一家影响力颇大的都市报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凋零在起点:一个早产儿的七日生命与一场豪门恩怨》,文章极尽详细(甚至有些过度)地描述了婴儿从出生到死亡的艰难过程,穿插着林婉儿以泪洗面的憔悴照片、林国华在医院走廊崩溃捶墙的镜头、以及沈国栋“瞬间苍老十岁”、“一夜白头”的侧面描写。笔触饱含煽情,将婴儿的夭折与“巨大的舆论压力”、“持续的诉讼纠缠”、“来自原配方的步步紧逼”紧密勾连,虽然没有直接指控,但引导意味昭然若揭。
报道最后,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法律人士”的分析,探讨“在家庭纠纷中,一方行为是否可能对另一方家庭成员造成‘间接精神伤害’乃至更严重后果的法律与道德边界”。这几乎是在为可能的“追责”进行舆论铺垫。
几乎同时,网络上开始大规模流传一篇名为《为夭折的婴儿讨一个说法!》的联名请愿书,措辞激烈,直指我和母亲是“间接害死婴儿的凶手”,要求司法机关“正视悲剧成因”、“追究相关人员的道义与法律责任”,并呼吁网友签名支持。请愿书的链接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本地论坛传播,签名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下面充斥着对我们母女的恶毒诅咒和人身威胁。
舆论的绞索,骤然收紧,目标明确:要将婴儿夭折的道德枷锁,牢牢套在我们脖子上,为我们贴上“杀人间接犯”的标签。这一招比之前的任何抹黑都更狠毒,更致命。它利用了人类对幼小生命夭折最本能的同情和愤怒,将一场复杂家庭悲剧的苦果,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我们“不肯罢休”的维权行为。
唐雅和陈律师的电话几乎被打爆。媒体要求回应,合作方询问情况,甚至一些原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网友,也开始私下表达担忧,语气委婉地建议我们“是否考虑暂时退一步,避免刺激对方”。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几乎要将人碾碎。
我把自己关在医院的消防通道里,看着手机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和汹涌的恶意,手指冰凉,但心脏却在一种极致的压迫下,反常地剧烈搏动,泵送着滚烫的血液和更滚烫的决绝。
退一步?母亲还在ICU里,用沈国栋“施舍”的钱买来的药维系着微弱生机。退一步,就是向践踏我们尊严、掠夺我们财产、甚至可能间接导致母亲病情恶化的恶行屈服!就是承认我们活该被背叛、被伤害,连讨回公道的权利都没有!
绝不!
我拨通了陈律师的电话,声音因为过度压抑情绪而有些嘶哑:“陈律师,舆论的情况您看到了。对方在把婴儿夭折的责任往我们身上引。”
“看到了。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招。”陈律师的声音依旧沉稳,但能听出一丝凝重,“他们在试图进行‘悲情绑架’和‘责任转嫁’,为可能的法律外行动(比如更激烈的骚扰,甚至构陷)制造舆论基础。我们必须强硬反击,不能让他们得逞。”
“怎么反击?发声明澄清我们与婴儿夭折无关?那会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越描越黑。”我说。
“对。我们不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陈律师思路清晰,“我们要跳出来,打我们的牌。我建议,立刻做三件事。”
“您说。”
“第一,以你和你母亲的名义,委托我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沈国栋、林国华等人近期对你和你母亲进行的公然威胁(短信、冲击医院)、散布不实信息、侵犯名誉权及可能存在的寻衅滋事行为,并附上所有证据。要求警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这是将民间纠纷正式引入刑事治安管辖,提升对抗层级,也是向对方表明,我们不怕把事情闹大,并且会动用一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第二,针对那份联名请愿书和恶性报道,我们不再进行任何直接解释或辩驳。而是由我出面,联系几家权威的全国性法治媒体和主流媒体评论部,从法律专业角度,撰写并推送评论文章。核心论点就是:法治社会,罪责自负。任何个人或家庭的悲剧,其法律责任都应由直接责任方承担,绝不能因为一方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将第三方的不幸后果归咎于维权者,这是对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严重亵渎和干扰。文章要写得硬气,有法理依据,把问题的性质从‘道德纠纷’拔高到‘维护法治原则’的高度。”
“第三,”陈律师顿了顿,“是关于你手里的……那些东西。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有限度、有策略地使用了。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展示‘肌肉’,让对方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毫无底线地攻击,我们也有能力掀开更可怕的盖子,让大家一起完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心头一震。“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向沈国栋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老农机厂’、‘董建国’。我们不打算现在举报,因为我们目前的诉求集中在婚姻家事领域。但前提是,他必须立刻停止所有针对你们母女的威胁、骚扰和舆论攻击,并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如果他继续用下三滥的手段,那我们不保证,这些陈年旧事不会‘意外’泄露出去。”陈律师语气冷静得像在分析案卷,“这是一种威慑。比直接使用更安全,也更有回旋余地。”
我明白了。这是敲山震虎。用模糊但指向明确的警告,让沈国栋知道他还有更致命的把柄握在我们手里,从而迫使他收敛疯狂。
“好,我同意。”我说,“具体怎么操作?”
“我来安排一个‘中间人’,一个沈国栋绝对信任、但又和我们没有直接关联、且足够谨慎的人,去递这个话。”陈律师说,“这个人选,我心中有一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沈国栋早年创业时的法律顾问之一,后来因为理念不合分道扬镳,但沈国栋对他仍有一定敬畏。他出面,分量够,也安全。”
“需要我提供什么?”
“把那个‘董建国’的名字,和‘97.3备用账户’这个关键词,写在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纸上,交给我。这就够了。剩下的,交给我和老朋友去谈。”陈律师说,“记住,沈清,这是威慑,不是谈判。我们不在核心诉求上做任何让步。刑事自诉和离婚诉讼,照常推进。我们只是要打掉他那些不入流的手段,为法庭上的正面交锋创造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
“我明白。”我应道。挂断电话,我立刻按照陈律师的要求,将那两个关键词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空白页上,折好,让唐雅过来取走。
行动迅速展开。
当天下午,陈律师的那位“老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律师,亲自去了一趟沈国栋藏身的郊区老房子。具体谈了什么,无人知晓。但傍晚时分,唐雅告诉我,医院附近那些鬼鬼祟祟的身影明显减少了,网络上新一轮攻击性水军的势头也似乎有所减弱。沈国栋没有再发来任何威胁短信。
威慑,似乎初见成效。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稳住阵脚,准备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时,母亲那边,却出现了新的、更令人心焦的状况。
靶向药治疗进入第五天,母亲的身体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持续的高烧、剧烈的恶心呕吐、全身出现大片红疹,血象指标也出现异常波动。赵主任面色凝重地告诉我,这是比较严重的药物副作用,说明母亲的身体可能无法耐受这种联合疗法。
“必须立刻停药,并进行对症支持治疗。”赵主任说,“否则副作用可能危及生命。沈清,很遗憾,这个方案……对你母亲可能不适用。”
停药……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那二十万换来的“希望”,像阳光下脆弱的肥皂泡,只维持了短短五天,就“啪”地一声破灭了。母亲又要回到之前那种只能靠基础治疗勉强维持、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的状态吗?
“赵主任……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赵主任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以你母亲目前的脏器功能和全身状况,现有的、理论上可能有效的激进治疗方案,风险都极大,成功率极低。继续目前的基础支持治疗,控制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最现实的选择……就是等待。
等待生命一点点流逝。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医生办公室,走到ICU外的走廊。小姨迎上来,看到我的脸色,什么都明白了,抱住我,无声地流泪。
为什么?为什么给了希望,又要残忍地夺走?为什么命运要对母亲如此不公?
就在我沉浸在巨大的失望和悲痛中时,唐雅拿着手机,脸色异常难看地走了过来。
“清清……”她把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条最新的本地新闻推送,标题让我血液几乎冻结:
《案中案?举报材料显示,沈国栋早年项目涉嫌利益输送,已退休官员或卷入》
新闻内容很短,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近日有匿名材料投递至本社,反映本地企业家沈国栋在多年前的‘老农机厂’地块开发项目中,可能存在通过特定账户向当时分管领导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本社已将相关线索转交有关部门核查……本报将持续关注”。
报道没有点名“董建国”,但“老农机厂”、“特定账户”、“分管领导”这些关键词,已经足够指向!
陈律师的“威慑”信息,泄露了?!而且不是通过私下渠道,是被媒体公开报道了!
是谁干的?陈律师的那位老朋友?还是……另有其人?那个给我们“礼物”的神秘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我立刻打给陈律师。陈律师的声音也带着震惊和愤怒:“我刚看到新闻!不是我安排的!我也联系了那位老朋友,他发誓没有对任何人泄露,包括媒体!他说他当天只是含糊地提点了沈国栋几句‘旧账要算起来很麻烦’,根本没有提具体人名和事项!”
不是我们,那会是谁?那个神秘人?他(她)在利用我们?还是沈国栋的敌人趁火打劫?
不管是谁,这把火,已经被点着了!而且烧向了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甚至可能引火烧身的方向!
“陈律师,现在怎么办?”我感到一阵恐慌。这不再是家庭纠纷,甚至不止是经济犯罪线索,这牵扯到了退休官员!水太深了!
“冷静!”陈律师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首先,报道是‘匿名材料’、‘或卷入’,用词谨慎,说明对方也没有确凿证据,或者不敢全抛出来。这可能是试探,也可能是有人想搅浑水。其次,报道没有直接点出董建国的名字,说明对方也有所顾忌。我们现在绝不能自乱阵脚!”
他快速分析:“当务之急有几件事:第一,你和我,立刻统一口径,对外(包括法院)坚决否认与这条新闻有任何关系,声称对此毫不知情,并谴责有人蓄意制造谣言、干扰司法。第二,我要立刻联系我在纪委系统的朋友,打听一下情况,看是否真的启动了核查,以及风向如何。第三,我们必须立刻评估,这件事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可能对方会借此反咬我们‘诬告陷害’或‘干扰调查’。”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跃的名字是——沈国栋。
该来的,终究来了。
我看了陈律师一眼,他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接,并打开录音。
我按下接听键和免提。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传来咆哮,而是一种极度压抑的、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嘶哑声音,每一个字都淬着毒液和疯狂:
“沈、清。”他叫我的名字,像在咀嚼仇人的骨头,“好,很好……你们……终于还是把这颗雷点了……是吧?想让我死?想让我身败名裂?拉上董建国一起陪葬?”
“沈国栋,那条新闻与我们无关。”我努力保持声音平稳,“我们不知道是谁……”
“放屁!”他猛地爆发,声音尖厉刺耳,“除了你们还有谁?!还有谁知道那些事?!那个账户!那个名字!除了周蕙那个贱人还有谁能知道得那么清楚?!她早就留了一手是不是?临死还要拉我垫背?!”
他的思维已经彻底混乱,将母亲的“知情”与“举报”画上了等号,陷入了偏执的妄想。
“我告诉你,沈清!”他喘着粗气,像一头受伤的困兽,“我完了,你们也别想活!董建国要是出事,他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们!还有我……我就算死,也要先弄死你们!尤其是周蕙!我要让她死都不得安宁!”
“沈国栋!你冷静点!这是法治社会!你敢乱来……”
“法治?哈哈哈哈哈!”他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我儿子都没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们等着!等着给周蕙收尸吧!”
电话被狠狠挂断。
冰冷的恐惧,像毒蛇一样缠绕住我的心脏。沈国栋彻底疯了。丧子之痛,加上商业贿赂线索可能被引爆的恐惧,已经彻底摧毁了他最后的理智。他现在是一个行走的炸弹,目标明确:我和母亲,尤其是病危的母亲!
“陈律师……”我看向陈律师,声音抑制不住地颤抖。
陈律师的脸色也极其难看。“情况恶化了。他现在认为你们是举报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威胁等级上升到最高。我们必须立刻采取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
他迅速做出部署:“第一,立刻申请将你母亲转入更隐秘的监护病房,加强安保,严格限制探视人员,所有医护和护工背景必须重新核查。第二,你和你的小姨、唐雅,立刻更换住所,切断所有可能被追踪的联系方式,出行必须有专业安保人员跟随。第三,我会马上以律师身份,向公安机关提交沈国栋最新的、明确的死亡威胁录音,申请对其采取临时的强制措施,至少是传唤和警告。第四,向法院紧急报告这一情况,申请加快审理进程,并请求法庭注意当事人人身安全。”
一场与疯狂时间赛跑的保卫战,瞬间打响。
唐雅和小姨被紧急通知。医院方面,赵主任顶着压力,以“病情需要绝对隔离防止感染”为由,连夜将母亲转移到了住院部顶楼一个相对独立、安保更严密的特需病房区,并安排了绝对信得过的医护小组。我和小姨在两名护卫的陪同下,迅速离开了医院,住进了唐雅通过关系安排的、位于市中心一处高档公寓楼里的安全屋。
窗外,夜色深沉,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但在我眼中,却像是野兽蛰伏的眼睛。
沈国栋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动攻击?那个被牵扯进来的“董建国”及其背后势力,又会有什么反应?母亲在换了环境后,病情能否稳定?
无数个问号,像冰冷的绳索,勒得人喘不过气。
我坐在安全屋的落地窗前,手里紧紧握着那个冰冷的U盘。这里面装着可能摧毁沈国栋的证据,也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可能释放出我们都无法掌控的魔鬼。
但现在,盒子已经被别人撬开了一条缝。
风暴,已经不再局限于我和沈国栋之间。
它正在吸纳更强大的力量,变成一场可能将所有人都吞噬的飓风。
而我,必须在这飓风眼中,守住母亲,守住自己,守住最后一点对公道的期盼。
手机屏幕亮起,是医院新病房值班护士发来的信息:“沈小姐,周阿姨已安全转入新病房,生命体征暂时平稳。请您放心。”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弦却绷得更紧。
平稳,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
我望向窗外黑沉沉的夜空,那里,依稀可见几颗倔强挣扎的星子。
妈,别怕。
女儿在这里。
无论来的是狂风,还是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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