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6日，上午九时，法租界边缘
晨雾散尽，阳光给租界的梧桐树镀上一层虚假的金边。街上车马稀疏，报童的叫卖声有气无力，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往日清晨咖啡馆的悠闲交谈少了，行人的脚步匆匆，彼此间下意识地拉开了距离。一种无形的、粘稠的紧张感，如同霉菌，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滋生。
赵大夫诊所的后院，已成为一个寂静的堡垒。赵大夫的妻子也已出现低热和干咳，被赵大夫强令在另一间厢房隔离观察。赵大夫本人戴着加厚的口罩，用石灰水反复泼洒天井和可能被污染的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掩盖了其他所有气息。
“鹞子”缩在灶披间，脸色蜡黄，不断用冷水拍打自己的额头，眼神惊恐地瞥向后厢房方向。他开始感到喉咙发痒。
前堂，赵大夫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一位英籍官员，带着一名华籍翻译和两名巡捕。官员表情严肃，用生硬的中文夹杂着英语询问：“赵医生，我们接到线报，你这里可能收治了来自闸北的、患有‘奇怪疾病’的病人。租界卫生条例规定，任何传染性疾病必须立即上报。请配合检查。”
赵大夫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捋着胡须，用流利的英语回应：“尊敬的官员先生，这一定是误会。我这里只有一些普通的伤风感冒和慢性病患者。闸北？我很久没去那边出诊了。”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几本病历，“您可以查看。”
官员狐疑地扫视着简陋但整洁的诊所，目光试图穿透通往后院的布帘。就在这时，后院隐约传来一阵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官员眼神一厉：“那是什么声音？”
赵大夫额头渗出细汗，但语气依旧平稳：“哦，那是我内人，老毛病了，支气管炎，天气一变就咳得厉害。”他叹了口气，“女人家，身体弱。”
官员显然不信，示意巡捕：“进去看看。”
“且慢！”赵大夫提高声音，挡在通往后院的门口，“这里是私人住宅，也是诊所！没有确凿证据和正式手续，工部局也无权擅闯！更何况，我内人正在病中，不宜惊扰！如果你们坚持，我可以打电话给法租界公董局和我的个人律师！”
提到法租界公董局和律师，官员犹豫了。租界之间关系微妙，尤其是涉及可能的外交纠纷。他只是接到模糊的线报，并无实据。
僵持间，诊所门又被推开，一个穿着体面西装、提着公文包的中年华人匆匆进来，看到屋内情景，愣了一下，随即堆起笑容，用上海话对官员道：“哎呀，麦克劳德先生，您在这里呀？正好，我们公司老板想请您中午去礼查饭店吃饭，谈谈那批进口消毒药水的事……”
来人巧妙地插进来，又是递烟又是寒暄，暂时转移了官员的注意力。赵大夫认得，这人是顾沉舟通过关系安排的“说客”，常在租界洋行和官府间周旋。
官员被半推半请地带了出去，临出门前，仍回头警告地看了赵大夫一眼：“我们会盯着这里的，赵医生。希望您遵守规定。”
虚惊一场。但警报并未解除。日本人的触角，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怀疑，已经伸到了法租界。
赵大夫擦去冷汗，知道此地不宜久留。顾沉舟在天亮前就已离开，去筹措药品和安排下一步计划。他必须按照顾沉舟的吩咐，尽快将昭华记录下的症状细节和那个可怕的“人际传染”推测，通过隐秘渠道送出去。
同一时间，闸北，日军控制区边缘。
混乱在肉眼可见地蔓延，尽管日军设置了层层关卡，喷洒着气味刺鼻的“消毒水”，并严厉禁止任何人谈论“疾病”，但恐慌如同溃堤的洪水，挡不住。
永丰仓库方向已被彻底封锁，周围数里内居民被强行驱离或“集中管理”。然而，第一批出现症状的，不仅仅是直接暴露在绿烟下的棚户区居民。一些当时只是在外围观望、甚至只是在下风口路过的人，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发热、咳嗽、胸痛症状。更可怕的是，照顾最初病患的家人、邻居，甚至个别低级别的日军士兵和伪警察，也开始中招。
症状大同小异：急起高热，剧烈胸痛，咳嗽带血，血色暗红，呼吸急促，部分人伴有皮下出血点。
而且，死亡来得很快，从发病到死亡，快则一两天，慢则三四天。尸体呈现一种诡异的青紫色，口鼻有暗色血沫。
闸北的几家小诊所和中药铺被求医的人群挤破门槛，又迅速因为大夫本人病倒或害怕而关闭。日本军医穿着严密的防护服，像外星人一样穿梭，将重症者拖走，轻症者驱赶回家“隔离”，但更多的人在绝望中试图逃离。
街头开始出现无人收拾的尸体。枪声不时响起，那是日军在射杀试图冲卡或“散布谣言”的人。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消毒水和越来越浓的、甜腻的死亡气息。
谣言以比疾病更快的速度传播着：“日本人在闸北放了毒气！”“是鼠疫！黑死病又来了！”“老天爷收人了！”
整个闸北，乃至相邻的华界区域，正在滑向人间地狱。而日军的封锁和“净化”措施，在变异的“樱花”面前，显得苍白而残忍，更像是在掩盖和制造更多的死亡。
法租界，某隐秘联络点。
顾沉舟看着刚刚送来的、来自不同渠道的零碎情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
一份是内线冒死传出的：永丰仓库地下爆炸后，核心区域已彻底封闭，疑似发生了严重的病原体泄漏和混合反应。日军“樱花”项目高级顾问竹内健次郎及德方人员的伤亡情况不明，但“特别作业班”损失惨重。日军内部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严重实验事故”，并启动了最高级别的“信息管制”和“区域净化”预案。
另一份是地下同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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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观察到的疫情简报，触目惊心。死亡数字在攀升，传播模式诡异，不完全符合已知的鼠疫或霍乱。
第三份，是赵大夫刚刚转交的、昭华在隔离中写下的详细症状记录和那个“人际传染性增强”的推测。纸页上甚至沾染了零星暗红的血点。
顾沉舟的手指重重按在那血点上。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父亲笔记里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浮现昭华苍白却倔强的脸。推测很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一场可以轻易被封锁在闸北的灾难。它是一颗被意外点燃、且引信正在疯狂延长的炸弹。
他必须立刻行动，多线并进。
这些年，他已经养成了不动笔墨、单纯靠大脑思维构图的方式来勾勒细节、描摹计划。
稍许，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已然在脑海成型：
1. 利用信息战：必须让这场“实验事故”和变异的疫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利用租界的外国记者、教会医院、国际红十字会……任何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力量。不能再让日本人轻易地“净化”掉一切证据和生命。
2. 药品与隔离：磺胺必须搞到，哪怕只有少量，或许能延缓部分细菌性并发症，争取时间。同时，必须在租界和华界边缘，秘密建立或控制一些临时隔离点，收治逃出来的、可能携带病原的同胞，既要救人，也要防止疫情在更广范围无控制地扩散。
3. 追查真相根源：永丰仓库的烂摊子由日本人自己收拾或掩盖起来了，但“樱花计划”的源头、那些德日专家、相关的数据和样本……必须追查。竹内健次郎是死是活？德方专家在哪里？还有没有其他实验点或备份计划？
最后，是沈昭华。
他将写着昭华症状记录的纸仔细折好，贴身收起。那个“十三天”的期限，像幽灵一样在他心头徘徊。父亲当年没有撑过去，除了病情，或许还有绝望和孤立无援。他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备车。”他对等候的手下道，“去见‘青帮’的杜先生。另外，联系我们在红十字会的人，就说……有一批‘特殊赈灾物资’需要渠道。”
他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的、白道的、国内的、国际的。这场战斗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地下谍战和仓库破坏。
在他离开联络点，坐进汽车时，司机低声道：“顾先生，刚收到的消息，‘鹞子’也开始发烧了。赵大夫把他单独隔开了。”
顾沉舟的手猛地握紧了车门把手，指节发白。
扩散，已经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开始。
车子驶入法租界繁华的街道，窗外阳光明媚，绅士淑女衣着光鲜。但顾沉舟知道，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已经变成了即将喷发的岩浆。
而留给他们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被病魔和死亡加速吞噬。
他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