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建在城市北郊的山坡上，选址的人很懂风水——或者说，很懂活人的心思。要足够远，远到日常生活的视线之外；要足够高，高到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能被风吹散，不至于飘回市区，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但也不能太远太高，毕竟遗体运输、家属吊唁，总还要考虑交通成本。于是这个距离被精确地计算出来：距离市中心十五公里，车程四十分钟，刚好是一段足够让人心理上“出城”，又不至于太麻烦的路程。
我开着自己那辆二手丰田，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车是顾远生前帮我挑的，他说日系车省油，配件便宜，适合我这种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现在他死了，车还在，每次启动时引擎的异响越来越严重，像老年人清早的咳嗽。
今天是老金死后的第三天。
按照这座城市的规定，非正常死亡且涉及公共事件的遗体，需要完成警方调查、法医鉴定、家属确认等程序，最快三天后才能火化。我昨天打电话问过，值班人员用那种训练过的、不带感情的腔调说：“金卫国的遗体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可以火化了。请问您是家属吗？”
我说不是，是朋友。
“那请直系亲属来办理手续。”电话挂了。
我知道老金没有直系亲属了。父母早亡，妻子病逝，唯一的女儿未成年且在福利院。按法律规定，金贝贝是唯一有权决定父亲身后事的人。但她才十五岁，患有严重心脏病，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敢让她来吗？敢让她看父亲烧焦的遗体吗？敢让她签那些冰冷的文件吗？
所以我来了。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法律上的资格，虽然我知道这很可能是白跑一趟。但我得试试。老金最后托付我照顾贝贝，那至少，我得让他有个安息的地方——如果骨灰也算“地方”的话。
山路两旁种着松柏，四季常青，据说是为了“安抚情绪”。但那些树长得太密了，枝桠交错，遮天蔽日，让整条路即使在正午也显得阴森。偶尔有送葬的车队驶过，清一色的黑色轿车，车头挂着白花，车速很慢，像一条无声的黑色河流，缓缓流向山上的焚化炉。
我跟着一辆灵车后面，保持距离。灵车是改装过的面包车，后窗玻璃贴着黑色的膜，看不见里面。但我知道里面躺着一个人，或者准确说，一具被化妆师整理过的、暂时看起来还像人的身体。再过一会儿，那具身体就会被送进燃烧室，在八百到一千度的高温中，肌肉、脂肪、器官、骨骼依次燃烧、碳化、碎裂。最后剩下一堆灰白色的碎骨，被工作人员用铁耙子扒出来，放进粉碎机，打成均匀的粉末，装进一个坛子或者盒子里。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无论生前是富贵还是贫穷，是善良还是邪恶，是赵承德还是老金，最后都会变成一捧灰。区别只在于，装灰的容器不同——有的用上等的青花瓷骨灰坛，刻着精美的莲花图案，存放在寺庙的灵骨塔里，每年清明有后人祭拜；有的用最廉价的复合木板盒子，连个名字都没有，放在殡仪馆的地下仓库，等到积攒到一定数量，就被统一倒进山里某个指定的“无主骨灰安置区”，和无数个同样无名的灰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谁是谁。
老金会是哪一种，我很清楚。
殡仪馆的停车场很大，分区明确：A区给遗体告别厅使用，B区给火化厅，C区给业务办理。我把车停在C区，下车时闻到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尸臭，殡仪馆的通风系统很好；而是一种混合了消毒水、香烛、鲜花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类似烧焦塑料的气味。这气味很淡，但一旦注意到，就挥之不去。
业务大厅像个银行的办事窗口。一排不锈钢柜台，玻璃隔断，下面有个小窗口传递文件。墙上贴着办事流程、收费标准、注意事项。电子叫号系统在运作，但等待的人不多，只有七八个，分散坐在塑料椅子上，每个人都低着头，表情麻木。大厅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偶尔响起的叫号声。
我走到咨询台。台后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藏蓝色的制服，胸口别着工牌。她正在看手机，手指快速滑动，嘴角带着笑——大概在看什么搞笑视频。我站了十几秒，她才抬起头，笑容瞬间消失，换成职业性的严肃。
“办什么业务？”
“我来领金卫国的骨灰。”
“证件。”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看了一眼，在电脑上输入名字，敲了几下键盘，眉头皱起来。
“金卫国……非正常死亡那个？”
“是。”
“你不是直系亲属。”她抬头看我，“按规定，必须直系亲属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原件来办理。配偶、父母、子女。朋友不行。”
“他没有直系亲属了。”我说，“父母去世，妻子去世，女儿未成年，在福利院。”
“那让福利院的人来。”
“孩子有严重心脏病，福利院的人说不能让她受刺激。”
女人耸耸肩，那动作的意思是：这关我什么事？
“规定就是这样。”她说，“我们也是按章办事。要不你去找街道、社区开证明，证明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来领。或者等法院指定监护人。”
“那需要多久？”
“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不好说。”她又低下头看手机，“下一个。”
我站在柜台前没动。女人等了几秒，见我没走，又抬头，语气有些不耐烦：“先生，我跟你说了，有规定。你不是第一个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这里每天处理几十具遗体，要是谁都来说自己是朋友、是亲戚，我们怎么管理？万一领错了，万一以后真亲属找来了，我们负得起责任吗？”
她说得有理有据，我无法反驳。这就是体制的可怕之处——它不是针对你个人，它只是执行规则。而规则本身是中性的，无情的，像一堵水泥墙，你撞上去，头破血流，墙连晃都不会晃一下。
“那他的骨灰现在在哪？”我问。
“在无主骨灰暂存处。”女人敲了几下键盘，“编号B-347。如果七天内无人认领，就按无主骨灰处理。”
“怎么处理？”
“统一安置。”她说得轻描淡写，“我们有专门的地方。”
“我能看看吗？”我问，“就看看。不领走。”
女人盯着我看了几秒，可能是在判断我是不是来找茬的，或者是不是记者之类。最后她说：“等着。”
她起身，推开身后一扇铁门进去了。过了大约五分钟，她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纸条。
“去后面那栋楼，地下一层，找王师傅。给他看这个条子。”她把纸条从窗口递出来，“只能看，不能碰。看完赶紧走。”
我接过纸条。上面打印着：“准予探视。遗体/骨灰编号：B-347。有效期：今日。经办人：李。”
后面那栋楼比业务大厅旧得多，外墙的瓷砖很多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门口没有标识，只有一扇沉重的铁门，漆成墨绿色，已经斑驳。我推开门，里面是一条向下的楼梯，灯光昏暗，空气中那股奇怪的味道更浓了。
楼梯尽头又是一扇铁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进来。”
推开门，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个仓库。一排排的铁架子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架子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骨灰盒。大部分是廉价的木盒，也有一些陶瓷坛子，少数几个看起来高级点的，用玻璃罩罩着。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几盏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温度比外面低很多，估计是开了冷气——为了延缓骨灰盒里可能残存的有机质腐败？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头坐在门口的小桌旁，正在吃盒饭。他抬起头，嘴里还嚼着饭菜，用筷子指了指我：“什么事？”
我把纸条递过去。他放下筷子，接过纸条，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B-347……”他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里贴着一张巨大的平面图，图上用格子划分区域，每个格子都有编号。他用手指在上面找了找，“B区，第三排，第四十七号。等着。”
他穿过铁架子之间的过道，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我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景象。成千上万个骨灰盒，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像图书馆的书架，只是架上不是书，是人最后的残留物。每个盒子上都贴着一张标签，写着编号、姓名、死亡日期。有些标签已经很旧了，字迹模糊；有些还很新。
这里很安静。绝对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而是一种……被抽空了生命感的安静。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能听见日光灯管的电流声，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可能是火化炉工作的轰鸣，但就是听不到任何属于“活着”的声音。没有谈话，没有哭泣，甚至没有叹息。这里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老头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木盒子。很普通的原木色盒子，大概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十五厘米高。没有装饰，没有雕刻，就是六块木板用钉子钉起来，连油漆都没刷。盒盖上贴着一张打印的标签：“B-347。姓名：金卫国。死亡日期：2023年10月27日。火化日期：2023年10月30日。”
标签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待认领。有效期至2023年11月6日。”
今天是11月2日。还有四天。
老头把盒子放在小桌上，继续坐下吃饭。他吃得很香，大口扒饭，夹菜，咀嚼。骨灰盒就在他的手边，离他的饭盒不到二十厘米。他对这景象显然已经完全习惯了。
“就是这个。”他边吃边说，“看吧。别打开啊，打开的话灰洒了，我们还得打扫。”
我走到桌前，看着那个盒子。它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个人的一生，所有的记忆、情感、痛苦、欢乐，最后就装进这么一个小盒子里。而且这个盒子还是最便宜的那种，木板很薄，我能看见接缝处粗糙的钉眼。
“就……这么一个盒子？”我问。
老头从饭盒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外星人：“不然呢？想要好的？有啊，陶瓷的，大理石的，甚至还有镶玉的。得加钱。”
“不是，我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他是个人啊。”
老头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他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烟雾在惨白的灯光下缓缓升起。
“小伙子，我在这干了二十三年了。”他说，声音还是沙哑的，但多了一点什么东西，像是疲惫，也像是某种看透一切的麻木，“我经手的骨灰盒，少说也有几万个。什么样的没见过？有全家破产跳楼死的，装骨灰的盒子是儿子用鞋盒改的。有孤寡老人死在家里一个月才被发现，遗体都腐烂了，火化后骨灰里还有蛆虫的壳。还有小孩子，夭折的，骨灰就一小把，装在那种装糖果的铁盒里。”
他弹了弹烟灰：“你这个……至少还有个正经盒子。虽然是便宜的，但至少是个盒子。你知道我们这每天有多少无主遗体吗？那些连盒子都没有的，火化完后，骨灰就用塑料袋一装，写上编号，堆在墙角。攒够一批，拉去山上，挖个坑，一倒，埋了。连个记号都没有。”
他指了指房间深处：“那边，C区，全是塑料袋装的。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摇了摇头。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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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阵翻腾。
“所以啊，”老头继续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什么尊严，什么价值，都是活着的人自己想出来的。死了，就是一把灰。区别只在于，有人记得你，你的灰就有人来领，放在个像样的地方，每年有人来看看。没人记得你，你的灰就跟别的灰混在一起，变成土，变成泥，最后啥也不是。”
他掐灭烟，把饭盒盖上：“看完了吗？看完我放回去了。”
我看着那个木盒子。标签上“金卫国”三个字，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宋体字，工整，但冰冷。没有手写的温度，没有个性的笔迹。就像他的一生——被各种表格、编号、规定所定义，从来没有真正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活着的时候是“下岗工人金卫国”，是“贫困户金卫国”，是“上访户金卫国”。死了，是“B-347号遗体”，现在是“B-347号骨灰”。
连个名字都不配拥有。只有编号。
“我能……我能买个好点的盒子吗？”我问，“我出钱，给他换个好点的骨灰坛，刻上名字。”
老头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眼神稍微缓和了点：“你不是亲属，不能办手续。但如果你真想，可以这样：你出钱，买个好的骨灰坛，放在我们这寄存。等哪天他女儿长大了，或者法院指定了监护人，手续齐全了，可以把骨灰换到新坛子里。但原来的盒子，我们得留着，因为编号和标签对不上，我们没法销账。”
“那要多少钱？”
“最便宜的陶瓷坛，三百八。好点的，有雕刻的，六百到一千。最好的，那种仿古青花瓷的，三千以上。”老头熟练地报出价格，像在菜市场卖菜，“寄存费另算，一年两百。如果一直没人来领，坛子我们也不能一直存着，最多存五年。五年后如果还没人办手续，就按无主处理，坛子我们收回，骨灰……你知道的。”
五年。五年后，贝贝二十岁，成年了。但以她的病情，她能活到二十岁吗？就算活到了，她会来领父亲的骨灰吗？她会知道这一切吗？
“我买一个吧。”我说，“中等价位的。”
老头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彩页图册，翻到其中一页：“这个，六百八的。仿白玉，上面刻莲花图案。可以刻名字，生辰卒日，再加一百。”
我看着图册上那个洁白的骨灰坛，做工粗糙，但至少看起来像样点。莲花图案是机器雕刻的，线条生硬，但总比光秃秃的木盒子好。
“刻名字。金卫国。生辰……我不知道。”
“死亡日期总知道吧？”
“10月27日。”
“那就刻名字和死亡日期。”老头拿出一张表格，“你填一下，付钱，我们一周内刻好。坛子先放我们这，等有人来办手续了，再换。”
我填了表格，付了钱——用手机扫码支付的，七百八十元。支付成功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老头开了张收据，手写的，字迹潦草。
“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这个木盒子，我现在放回去。七天后如果还没人认领，我们就处理了。但坛子我们会留着，等你说的手续。”
他拿起那个木盒子，转身走向铁架子深处。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层层叠叠的骨灰盒之间。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完全消失。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成千上万个沉默的盒子。
我转过身，走向楼梯。走到门口时，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
惨白的灯光下，那些铁架子像巨大的蜂巢，每一个格子都住着一个已经消失的灵魂。它们排列得如此整齐，如此安静，仿佛在等待什么——等待被记起，等待被遗忘，或者，只是等待时间把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也抹去。
我推开门，走上楼梯。回到地面时，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停车场里，又有一辆灵车驶入，缓缓停靠在火化厅门口。车门打开，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下来，面无表情地从车里抬出一副棺材。棺材是深红色的，在阳光下反射着暗沉的光。
我坐进自己的车，没有立刻发动。透过车窗，我看着那家人跟着棺材走进火化厅。人不多，大概七八个，没有人哭，只是沉默地走着。仪式感已经被压缩到最低——死亡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件需要高效处理的事情，悲伤太奢侈，也太浪费时间。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福利院打来的电话。
“沈先生吗？我是福利院的刘阿姨。贝贝今天情况不太好，一直在问爸爸什么时候来看她。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您能过来一趟吗？”
我看着手机屏幕，又抬头看向殡仪馆那栋灰色的建筑。老金的骨灰还在里面，在一个廉价的木盒子里，贴着一张打印的标签，编号B-347。而他的女儿，在十五公里外的福利院里，还在等爸爸来看她。
江边苏晚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在这座城市里，希望才是最残忍的东西。”
我发动了车子。引擎咳嗽了几声，终于启动了。我挂挡，倒车，驶出停车场。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感觉更陡，我不得不频繁踩刹车。每一次刹车，车身都微微抖动，像在抗议这趟旅程的徒劳。
后视镜里，殡仪馆的烟囱正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笔直地升上天空，然后在风中散开，消失不见。
那是另一个人，正在变成灰。
而我，正在驶向下一个需要被告知“你爸爸不会来了”的女孩身边。
这城市每天都在生产灰烬。有的是从烟囱里飘出来的，有的是在人心深处堆积的。而我们都在这灰烬里行走，呼吸，活着，直到自己也变成其中一粒。
无声，无息，无人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