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背影事件后，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扇我以为已经锁死的、通往黑暗记忆的门，原来只是虚掩着，一阵不期然的风就能让它“吱呀”作响。舅舅变得更加谨慎，下班更准时，如果实在要加班，他会提前给张奶奶或王阿姨打电话，请她们留意我的动静。他甚至考虑过给我配一部可以一键报警的儿童手表，但被我拒绝了。我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特别”，那么需要被格外保护。最终，我们达成妥协：我的手机必须保证电量充足，他的号码设置成紧急联系人。
“我”也开始调整她的策略。她不再完全退居幕后，而是像一名提高警戒级别的哨兵，更加主动地扫描环境。走在路上，她会习惯性地快速评估周围行人的姿态和距离；在家里，她会留意窗外不同寻常的声响。这种持续的、低度的警惕消耗着我本就不甚充沛的能量。我感到疲惫，比以往更沉默，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薄膜隔在我和周小雨她们之间。周小雨有时会困惑地问我：“苏槿，你最近好像总在发呆？是不是学习太累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难道说，我身体里有一部分正在替我“站岗”，所以“我”显得心不在焉？
六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出现了小小的滑坡，从年级前十跌到了三十名开外。主要是语文和英语，那些需要理解和共情的部分，我答得僵硬而贫乏。数学和理科依然稳定。李老师找我谈话，语气温和但担忧：“苏槿，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有什么心事可以跟老师说。”
我摇摇头，只说：“下次会努力。”
舅舅看到成绩单，没有责备，只是问：“需要请家教吗？或者，我们周末去图书馆，我陪你一起梳理一下知识点？”
“不用。”我说，声音闷闷的。
“那……有没有别的事？跟同学处得不好？还是身体不舒服？”
我再次摇头。我无法向他解释那种内在的割裂感：一个“我”在努力应付学业和生活，另一个“我”在暗处绷紧神经，警惕着随时可能从记忆深渊里爬出来的鬼魅。这种分裂让我难以完全投入任何一件事，总是分心，总是感到一种背景噪音般的焦虑。
一天下午，手工课上，老师教我们做陶土捏塑，主题是“家”。其他同学热火朝天地捏着房子、小人、宠物。我看着手里湿漉漉、沉甸甸的陶土，指尖冰凉。家？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开始动作，等我回过神来，掌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带有一条细缝的方形盒子，旁边躺着一个更加粗糙的、四肢蜷缩的小人。
我猛地停下，像被烫到一样想把那团泥巴揉掉。
“这是什么？小房子吗？好奇特。”周小雨凑过来看，她的作品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带花园的小别墅。
“……不是。”我迅速把泥团捏成一团，彻底抹去了形状，“做坏了。”
“哎呀，好可惜，我觉得挺有艺术感的。”周小雨惋惜地说。
那天下课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秋风吹得落叶满地打滚。心里乱糟糟的。那个被我毁掉的陶土造型，像一根刺，扎在意识里。为什么是衣柜？为什么我的手指，我的潜意识，还在固执地回到那个地方？
因为你还没准备好彻底离开。 “我”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罕见的疲惫。或者说，她还没准备好。
“她”？那个沉睡的女孩？我怔住了。长久以来，我和“我”都默认我们是因她而生，为她而存在。我们很少直接思考“她”的意志，只当我们是屏障，是保护壳。但如果……如果这种持续的警觉，这种对创伤符号的下意识重现，不仅仅是“我”的过度防御，也是“她”在潜意识里发出的信号呢？
她害怕被遗忘。 “我”静静地说，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也害怕被记得太清楚。她困在那里，那个衣柜，那个夜晚。我们带走了她的身体，安抚了她的情绪，但有一部分……最核心的恐惧和记忆，还留在原地。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回去‘确认’，用噩梦，用闪回，用这些不由自主的‘创作’。
所以，我不是在变好，而是在原地打转？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阵绝望的寒意。
不。 “我”否定了我的想法，语气坚定起来。我们保护了她的日常，这是巨大的进步。但创伤的核心，需要另一种方式去触碰和化解。这不是你现在能处理的。交给我。
“怎么处理？”我在心里问。
不知道。但我会找到方法。 “我”的回答简洁，带着她一贯的、近乎冷酷的确定。在那之前，保持现状。学习，生活，像普通人一样。剩下的，交给我。
“像普通人一样”。说来轻巧。但那个下午的陶土事件，像一道裂缝，让我和“我”之间那种无缝衔接、默契分工的状态，出现了些许错位。我开始更清晰地意识到“她”的存在——不是作为被守护的对象，而是作为我们所有行为的源头，一个沉睡但依然有重量的核心。而“我”，与其说是一个全能的保护者，不如说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试图与核心创伤谈判的、同样困惑的代理人。
这种认知带来了一种新的不安。我变得有些恍惚，有时会突然“丢失”几分钟的时间。比如，明明在写作业，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在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完全不知道刚才在想什么。或者，和周小雨说话时，会突然接不上茬，眼神空洞几秒。周小雨有一次被我吓到，摇着我的胳膊问：“苏槿？苏槿！你怎么了？别吓我啊！”
是“我”在试图更深地沉入我的意识底层，去接触那个沉睡的女孩吗？还是过度的防御机制导致了短暂的“解离”？我不知道。我只觉得累，前所未有的累。
舅舅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他试着跟我谈，但我无法描述那种内在的混乱。他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一位四十多岁、声音温和的女医生。在安静的咨询室里，我大部分时间沉默。医生没有逼问，只是让我画画，玩沙盘，或者就那样坐着。几次之后，她对舅舅说，我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包括过度警觉、回避和可能的解离倾向，但目前没有表现出攻击性或自毁行为，社会功能基本保持，建议继续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情感支持，配合定期的心理疏导，慢慢来。
“慢慢来”。又是这句话。但它现在听起来，不再是一种安慰，更像是一种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征途。
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低迷期，一个消息如同巨石投入死水，激起了滔天巨浪。
一天晚上，舅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当时正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拼图（那幅一千片的风景画，我们进展缓慢）。他擦干手，拿起手机，看到号码时，脸色微微变了。他看了我一眼，拿着手机走向阳台，拉上了玻璃门。
我的心莫名一沉。电话持续了十几分钟。隔着玻璃，我看不清舅舅的表情，只能看到他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撑在栏杆上，背影显得异常僵硬。小雨似乎也感到了气氛的凝重，不再玩逗猫棒，蜷缩在我脚边。
电话终于挂了。舅舅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才推门进来。他的脸色在灯光下有些苍白，眼神复杂，混合着如释重负、深切的悲哀，以及一丝冰冷的、我从未见过的寒意。
他走到沙发边，坐下，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
“小槿，”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刚才是警察打来的电话。”
我的呼吸一滞。拼图碎片从指间滑落。
“关于……他。”舅舅顿了顿，“找到了。”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声音——窗外的车流、挂钟的滴答、小雨的呼吸——都消失了。只有这两个字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找到了。
找到了。那个男人。那个凶手。那个我血缘上的父亲，也是夺走妈妈生命的恶魔。
“在哪里？”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是自己的。
舅舅看着我，眼神里有深深的怜惜，但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预报：“在外省，一个偏僻的村镇。不是被抓到的。是……死了。”
死了？
我眨了眨眼，似乎没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死了？那个像噩梦一样笼罩着我的、力大无穷、暴戾恣睢的男人，死了？
“怎么……死的？”我听见自己问，声音飘忽。
“喝酒，和人起了冲突，打架。”舅舅的声音依旧平稳，但每个字都像冰冷的石子，投入我翻腾的内心。“对方失手，也可能是他自己磕碰。总之，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当地派出所核实身份，联系到了我们这边。”
死了。不是法律庄严的审判，不是漫长的牢狱，不是任何带有“正义”意味的结局。而是在另一个角落，以另一种混乱暴力的方式，终结于另一场微不足道的斗殴。像一条野狗，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泥泞里。
我该感到解脱吗？高兴？还是愤怒于他的结局太过轻易？
奇怪的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狂喜，没有悲伤，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想象中的“松了一口气”。只有一片巨大的、空茫的虚无。仿佛支撑着内心某种紧绷结构的一根柱子突然消失了，但建筑并未倒塌，只是悬空在那里，不知该落向何方。
舅舅观察着我的反应，轻轻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凉。
“事情已经结束了，小槿。”他低声说，“从法律上，从事实上，都结束了。他再也无法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
结束了。这个词听起来如此陌生。我的过去，我所有的恐惧和噩梦，真的能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就“结束”了吗？
那一晚，我异常平静。按时洗漱，上床睡觉。甚至比平时更快入睡。但我知道，“我”没有睡。整个夜晚，我都能感觉到意识深处一种剧烈的、无声的动荡，仿佛海底发生了地震，但海面依旧波澜不惊。
果然，后半夜，我开始做梦。
不再是零碎的闪回或隐喻的场景。是一个完整、清晰、如同再次亲历的梦。
我站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屋里。月光惨白。妈妈躺在地上，眼睛睁着，没有光。而我，五岁的我，蜷缩在衣柜里，透过缝隙看着这一切。恐惧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我。
然后，梦境视角变了。我不再是衣柜里那个惊恐万状的小女孩。我“站”在了衣柜外，站在了妈妈的身边，低头看着她。同时，我似乎又能感受到衣柜里那个“我”的颤抖和窒息。
接着，第三个“我”出现了——那个冷静的、一直以叙述者身份存在的“我”。她站在我和衣柜之间，目光平静地扫过这一切，然后看向我（站在妈妈身边的这个我）。
“他死了。”她对我说（对哪个“我”说？似乎是对所有人说）。
衣柜里的女孩猛地一震，抬起头，满脸泪痕，眼神茫然。
站在妈妈身边的我，低下头，看着妈妈再无生息的脸，又抬头看向窗外无边的黑暗。
“所以呢？”我听见自己（是哪一个？）在问，声音空洞，“妈妈会回来吗？这一切能当做没发生过吗？”
“不会。不能。”冷静的“我”回答，声音没有起伏，“但他的死，是一个句号。意味着外部的威胁彻底消失。剩下的，是我们内部的事了。”
“内部……什么事？”衣柜里的女孩怯生生地问。
“学会如何记住，如何哀悼，如何带着这些继续活下去。”冷静的“我”说，“而不是永远活在‘等待下一次伤害’的恐惧里。”
梦里的场景开始变幻。妈妈的身体化为光点消散。小屋的墙壁褪去，变成一片无垠的、灰蒙蒙的空旷之地。衣柜还在，门敞开着。五岁的女孩蜷缩在里面，但没有再发抖，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外面。
冷静的“我”走到衣柜边，没有拉她出来，只是蹲下身，平视着她。
“现在，你可以选择。”冷静的“我”说，“继续睡在这里，由我们保护你。或者，试着走出来，和我们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虽然不完美，但有光，有舅舅，有小雨，有未来。”
女孩沉默了很久很久。她看了看空旷的外面，又看了看身边熟悉的、黑暗的衣柜内壁。
“……外面……安全吗？”她小声问。
“没有绝对的安全。”冷静的“我”诚实地说，“但比这里温暖，也比这里广阔。而且，我们会在。”
女孩又犹豫了。最终，她极其缓慢地，向着衣柜门口，挪动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半个身子还在阴影里。
就在这时，闹钟响了。
我猛地惊醒，心脏狂跳，浑身被冷汗浸透。梦境残留的影像和情绪强烈得惊人。窗外天光微亮。
我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动弹。那个梦是什么意思？是“我”在尝试与核心创伤对话吗？那个女孩……她动了一下。她对外面有了好奇，甚至尝试移动。
这是好转的迹象，还是更复杂混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