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我依旧谨慎行事，稳妥起见，还是选了四门课程。虽然我努力让课程搭配合理，但这四门之中，仍有一门让我心生恐惧，那就是英文课。之前那门英文写作课，几乎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成绩。它像一道阴影，笼罩在我的记忆深处，每每想到还要修英语，我心里便涌起不安和抗拒。
这一次，我选的是一门英文小说品鉴课。光听名字就觉得艰难——小说意味着大量阅读，而阅读之后还要分析、写论文。相比之下，之前的英文写作课至少还能依靠练习和套路，而小说课需要真正的理解与表达，这让我更加焦虑。但如果想要顺利毕业，我必须修满两门英文课程。退一步说，如果不选这门小说品鉴课，就只能选诗歌品鉴。可想到自己连唐诗三百首都背不出几首，若要挑战英文诗歌，那简直是以卵击石，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
除了这门课，我还选了大三的微观经济学、一门大二的数学课——常微分方程，以及大三的应用离散数学。三门数学与经济类的课程让我稍感安心，毕竟这是我的强项。但那门英文课像是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让我从学期伊始就有些透不过气来。更何况，这学期的成绩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申请，任何差池都可能影响前途。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小说品鉴课的情景。冬天的清晨，天还未亮透，窗外的风呼啸着拍打着教室的窗户。教授身材高挑，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声音沉稳而清晰。他在黑板上写下评分结构，我目光紧盯着那几个词：课堂参与、期末论文。心中“咯噔”一声——这两个部分恰好是我的致命短板。
教授解释说，课堂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上课时举手发言，二是课后在网上发表评论，与同学互动。我听着，心里却一阵慌乱。对我这种英语不够流利、性格又偏内向的人来说，想在课堂上当众发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思维总比别人慢半拍，当我还在组织句子时，其他同学已经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被人群推到角落里，迟疑、局促、不知所措。
我甚至尝试过举手，但每当教授话音刚落，我的心跳就猛然加快，手臂微微抬起却僵在半空，最终还是慢慢放下。而同学们的回答已经此起彼伏，清晰、自信，丝毫不给我插话的机会。一次次的迟疑让我愈发失落。久而久之，我干脆放弃了课堂发言，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网上的评论上。但评论能否拿满分？教授到底如何衡量？这一切都让我忐忑不安。
这种无力感让我忍不住向母亲倾诉。在一次视频通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课堂参与的要求。母亲听后，沉思片刻，劝我说：“你可以多去教授的办公室提问，让他记住你。你也可以坦白自己的困难，老师会理解的。积极努力的学生，老师总会特别留意。”
母亲是凭多年教书的经验才这样劝我。她的语气坚定而温柔，仿佛已经替我想好了解决之道。但我却抗拒，甚至有些不耐烦。我不愿承认自己不如别人，需要特殊照顾。那种自尊心让我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尖刺，把母亲的好意推开。于是我们的对话有些不欢而散，母亲无奈地说：“你太固执了。”
这句话我并不陌生。父亲也常这么评价我。比如我刚搬进新家的时候，父亲想让我安装座机，他说有时手机联系不上我，座机会更保险。我却坚决拒绝，认为完全没必要。父亲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却说服不了我，或许因此觉得挫败。那时的我，一心认为自己有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随着年龄渐长，我才慢慢意识到，他们的评价并非全然错误。尤其在人际交往中，我的固执常常让我错失机会。可那时的我，仍旧一边嘴上抗拒，一边心里暗暗思索母亲的建议。
最终，我还是照着母亲的方式去做了。起初，我硬着头皮走进教授的办公室，心里紧张得要命，甚至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才敲门。教授抬起头，笑容和蔼，示意我坐下。我小声提出自己的问题，他耐心地解答，还翻开书本，逐句解释。我本以为自己英语表达不清楚会让他不耐烦，但他却点点头，说：“你问得很好。”
渐渐地，我也敢在网上写下更长的评论，结合课堂所学，尝试表达自己的见解。有一天，教授在课堂上点名提到我，说：“我在网上看到了某位同学的评论，很有意思。”那一刻，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过，仿佛黑夜里有人递来一盏灯。
从教授那里得到的认可，让我欣喜若狂。但我没有告诉母亲。或许是因为羞愧，觉得只有承认了自己的不足，才换来了这份认可。
课堂上，一位白人同学 M 主动走到我身边，笑着说：“我好像在写作课上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我腼腆地报上英文名。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点酸涩——为什么我总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的中文名字？后来才明白，其实他们并不在意，只是想认识我这个人而已。
随着学期推进，我逐渐建立起信心。期中论文，我先写了一份粗稿，忐忑地拿给教授看。他认真阅读，在旁边写下批注，告诉我哪里需要改进。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按照他的建议，我一遍遍修改，直到论文成型。期中成绩出来时，我竟然得了 A，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期末论文同样如此，经过多次修改，最终拿到 A-。相比之前的写作课，这门课更注重清晰表达，而不是华丽辞藻，这对我而言无疑轻松了许多。
大二的数学课和大三的微观经济学成绩也很理想。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我与老同学 J 和思一同上课，下课时我们常常结伴回宿舍。教授出的题目与往年相差不大，而我的数学功底也为我加分不少。
只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我快毕业时才知道，原来学校公交车站对面竟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直通教学楼。冬天里，许多同学走那条路避寒，而我却孤陋寡闻，一直没发现。J 和思看我惊讶的表情，笑得直不起腰，我也只能自嘲一番。和她们一起上课的日子平淡却温暖，让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
然而，大三的应用离散数学却成为了这学期最大的挑战。与我修过的其他数学不同，这门课不仅抽象，还掺杂几何内容。起初我轻敌，认为开头章节不重要，结果期中考试只得了 20%，那一刻我几乎崩溃。
我原本可以退课，但这会影响毕业进度，也会拖延研究生申请。我只好咬牙坚持。为提高成绩，我每周都去教授办公室问问题，尽管过程艰难，但我仍不放弃。晚上，我常常坐在图书馆，戴着耳机，反复观看各类教学视频，试图抓住解题的逻辑。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推导和公式，每一页都像是我与焦虑搏斗的痕迹。
最终，凭着坚持和努力，我在期末考试中几乎拿到满分。总评成绩是 B 。教授还特地发邮件告诉我结果，并写道：“你在期末表现得非常好。”那一刻，我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虽然结果可以接受，但过程痛苦至极。那段时间，我压力山大，谁都不敢倾诉。母亲远在国内，我怕她担心；父亲则总是要求严格，我更不愿让他觉得我不行。于是我把所有压力都压在自己肩上。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向别人寻求帮助，本身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那时的我，太在乎面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低头。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常常向晔倾诉。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她的专业要求实习，但她极度抗拒那种工作环境。若转专业，大二大三的努力都将白费。家里经济条件也让她犹豫，父母即将退休，她不想增加负担。我们常在夜深时分聊到很晚，我劝她要么努力坚持，要么尽早转向，否则拖到大四只会更难。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旁人能安慰、能出主意，但决定终究只能自己做。
与此同时，母亲正在办理加拿大和美国的签证。中介给我们列了一份清单，要我写一封邀请函，邀请她来加拿大看我。我在网上找到模板，填好信息后传真过去。很快，她的资料准备齐全，签证也顺利批下。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签证，她开心得像个孩子，在电话那头不断笑着。
我提议帮她买机票，因为在国内买国际机票往往更贵。可当时并没有直飞渥太华的航班，只能在温哥华或多伦多转机。母亲坚持选择温哥华，因为那里华人多，机场有中文指示牌，入境手续也更方便。她还希望我飞到温哥华接她，再一起飞回渥太华。
说实话，我当时很不情愿。那意味着我要一大早从渥太华飞温哥华，再陪她飞回来，来回十个小时。可想到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我最终还是答应了。母亲兴奋地计划着，还说要顺便去多伦多看 W 阿姨，已经提前约好住在她家。她在电话那头手舞足蹈，我看着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2013 年冬季学期在忙碌与期待中结束。我仍未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但那时并不焦虑。毕竟录取通常在六七月发放，还早着呢。再过一周，暑期课程就要开始了。还有最后三门课，我的大学生活便将彻底落幕。想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和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