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在为寻找推荐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母亲忽然提醒我：“之前那个系主任不是挺喜欢你吗？要不要去问问她呢？”
我愣了愣，心里却慢慢亮了起来。母亲说的没错。大二那年上的微观经济学课，我的教授正是当时的系主任V。她对我的印象确实不错。那堂课的课堂氛围我至今记得：我常常坐在靠前的位置，积极回答问题。她提问时，眼神总是带着期待，而当我答对时，她的笑容里有明显的欣赏与鼓励。那种感觉像是一盏小灯，点亮了年轻时的我。最后那门课我拿了很好的分数。想到这些，我觉得她一定还记得我，去找她帮忙写推荐信是可行的。
然而申请研究生通常需要三封推荐信。光靠她还不够，我还得再找两位合适的教授。思来想去，还是选择那些课程成绩高、平日里多有交流的老师比较稳妥。毕竟只有他们，才能具体写出我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术能力。
我盯着成绩单，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请正在修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授和大三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计量课虽然内容枯燥，但我几乎每节课后都会留下来问问题，教授对我的认真态度印象深刻。宏观经济学则是主干课，我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这样一来，三封推荐信算是有了着落。
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我心头那块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我立刻将研究生申请表格整理好，上传提交。电脑屏幕上出现的“successfully submitted”让我感到一阵踏实。但这份安心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隐隐的不安。因为我很清楚，提交并不代表一切尘埃落定。
录取通知书一般在来年五六月发出。然而，最后一学期的成绩依旧重要。如果成绩与之前相差过大，就算通知书已经到手，也可能会被收回。想到这里，我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任何一门课都不能松懈。
正当我在这种既期待又紧张的情绪里反复游走时，手机屏幕忽然亮了。晔发来消息：“你有美国签证吗？” 我愣了几秒，才回复：“还没有办过。” “圣诞节要不要去美国走走？” 她紧跟着发来第二条。我心里一怔，没想到她会提出旅行的念头，下意识问：“你想去哪个城市？” “还没想好啊，” 她发来一个笑脸，“我打算跟团，到时候再看。”
我盯着手机，忍不住笑了。其实，我自己也从未去过美国。想到能有朋友同行，心里莫名多了一份期待。我回她：“好啊，那我抓紧去办签证。” 朋友们常说我是个行动派，这话一点也没错。不到一周，我就填好表格、准备好资料并预约了面签。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文件，生怕遗漏。面签当天，我提早到达大使馆门口。那是一栋灰色的建筑，门口排着长队，大家神情各异：有人低声背诵着什么，有人翻看文件，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显得紧张。我手心冒汗，心跳加快。
安检、排队、等待……整个过程冗长而安静。终于轮到我走进面签窗口。面签官是个中年人，神色淡漠，只随口问了几句：“你在加拿大读书？专业是什么？什么时候毕业？” 我一一如实回答。没想到他几乎没再多说，便在文件上盖章。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胸口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或许正因为我在加拿大学习，美国并不担心我会滞留。
拿到签证的那天，我迫不及待把好消息告诉了晔。她发来一连串开心的表情，说等圣诞节一起决定去哪儿。我看着屏幕，仿佛能感受到她那头的兴奋。然而，就在我憧憬着旅程时，母亲的消息打断了我的畅想。
“W阿姨和S叔叔邀请你去他们家过圣诞。” 我怔住了。名字那么陌生，似乎是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母亲解释说，他们是她的老同事，很早以前全家移民多伦多。这次是从F阿姨那里听说我在渥太华，觉得节日里我一个人太孤单，所以特意发来邀请。我心头微微一颤。除了第一年去姑姑家过过圣诞，此后每一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姑姑再也没有提起过邀请，母亲也常常叹息：“你爸那边的亲情太淡。”
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我心里说不清的滋味。陌生的阿姨和叔叔，却给我递来这样真诚的邀请；而最该亲近的亲人，却从未再次提起。母亲说得对，父亲的冷漠早已渗透到整个家庭。我并不想去。想到要和一群陌生人共度节日，我心里发怵。但最终，我还是回了母亲一句：“好吧，我去。”
我第一次去多伦多，是因为N的缘故。N是我“2 2”项目的同学，名字和我只差一个字。平时交集不多，但因为她是班长Z的女朋友，我对她并不陌生。刚到渥太华时，Z还帮我介绍过住处，我们一度走得较近，他也常把一些心事说给我听。
那年暑假，我修完暑期课程后空出了一个月。八月，N邀请我去她的小镇小住。她告诉我可以坐火车过去，几个小时就能到。那是我第一次坐加拿大的火车。列车缓慢地穿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窗外景色单调得令人昏昏欲睡。我不知在座位上打了多少盹，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N和她的男朋友早已在站口等候。我这才知道，她和Z已经分手很久。她男朋友举止得体，第一印象不错。我住进他们的客房，N告诉我，第二天要开车去多伦多吃早茶、逛街，当天返回。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了。一路上，我和N坐在后排，几乎一直在睡。中午时分，车子驶入多伦多。先去早茶店，点了一大桌菜，N坚持买单。之后逛购物中心，那里汇聚了许多大牌，是渥太华没有的。N劝我买个包犒劳自己，可我只想着省钱，因为父亲那边随时可能有变数，我心里总是没安全感。
傍晚，我们启程返回。路上在一家新疆餐馆停留，那顿饭味道很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觉得安心，因为他们总是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而N在做决定前总会询问我的意见。那种被照顾、被尊重的感觉，让我心里柔软。
第三天，N陪我在小镇散步。小镇安静，街道两旁种满了枫树，大多已叶落，光秃秃的树干在风里摇晃。她聊起与Z的往事，说Z总是怀疑她与现任男友暧昧。她一再强调自己在意的是“信任”。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两个字的分量，只是点头附和。但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信任在感情中是多么重要。后来她和男友结了婚，而我和她的友情却没能长久，并且我与Z的关系也渐渐淡去，果然有些人只会是过客。
这次去W阿姨家，更多是因为母亲的坚持。她总觉得人家既然开口邀请，不去就是不给面子。母亲担心我像父亲一样冷漠，所以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于是我打电话与阿姨约好时间，并买了火车票。晔听说后并不介意，反而说可以等我回来。她还兴致勃勃地提起纽约跨年——时代广场的水晶球倒数。我心里一阵感激，和她定下了行程。她为了省钱，坚持坐车去，我也点头应允。
出发前三天，S叔叔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买了票。我说已经买了，他却建议我改搭顺风车——朋友正好来渥太华接女儿，可以顺便带我。我虽然犹豫，但最后还是退了票。那天，我提前去了女孩家。她来加拿大很早，中文能听懂一些，却更习惯说英语。我一开始紧张，怕自己语言笨拙，但聊着聊着也慢慢适应了。一路上我拘谨，直到夜里被送到阿姨家。
没想到叔叔阿姨不在，只有他们的儿子开门。我们彼此愣了几秒，他很快反应过来，请我进屋，还带我上楼安顿。突然，他急匆匆下楼跟女孩一家交代着什么，那一刻让我觉得他真是个懂礼貌又体贴的男孩。
W阿姨见到我，热情得仿佛久别重逢。她说我小时候曾见过他们，只是我已毫无印象。送走朋友后，阿姨陪我聊了许久，我觉得她真诚健谈，很快便熟络起来。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母亲叮嘱过我，在别人家要守规矩。阿姨见我起得早，笑着问我怎么不多睡会儿。我只说自己已经醒了，她也没再追问。后来她建议我和她儿子一起去打羽毛球，或者留在家唱KTV。我其实想去打球，但又怕融不进去，最后还是留在家里。
之后，弟弟带我逛了市内景点，还替我拍照。我催他尽快传给我，他总说“马上”，却迟迟没发。我心里有些不快，却也不好多说。平安夜那天，他早早开始打扫卫生。我再次提起照片，他有些不耐烦。我只好忍下。阿姨告诉我，晚上会有许多朋友来，还有个同龄女孩，说不会中文，需要我讲英文。我心里一紧，压力倍增。可见面后才发现，她能听懂不少中文，还能说几句。气氛顿时轻松了。那一晚的热闹与温情，让我体会到异乡节日的意义，与姑姑家冷清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离开多伦多前，弟弟终于说要把照片传给我，但直到我走也没收到。后来我才明白，并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根本没觉得这件事重要。我由此学到：在别人眼里，你在意的事，也许根本无足轻重。
回到渥太华的第二天，我才收到照片。心里还是很开心，立刻转发给母亲。她看到我笑容，也笑了。我没再多想，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和晔去纽约。临行前，我问晔为什么突然要旅行。她说，是想陪我散散心，缓解失恋带来的痛苦。我这才忆起那段过往。
那天，我在学校食堂吃饭，一个白人男生问能否坐在我对面。我点头，他时不时看我，突然开口：“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有些意外，却还是回应了。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自己比我大两岁，学日语，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我没太在意，随即各自离开。没过几天，我在路上遇见他。他叫住我，突然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以为是礼节，却听见他低声说：“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也想我？” 我沉默，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只是把联系方式给了他。
自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发信息关心我。我渐渐习惯了这种问候，误把习惯当成喜欢。我们很快在一起，但好景不长。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让我疲惫，我的英语有限，常常要全神贯注听他说话，压力大得让我透不过气。分手成了必然。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他，而他热衷的话题，我并不感兴趣。可是当我提出分手时，心里仍旧愧疚，久久不能释怀。
父母的态度让我意外。母亲说他长得帅，父亲更是淡淡一句：“别怀孕就行。” 如今，他已找到人生的另一半，我替他高兴。只是那段回忆，仍旧在心底留下阴影。也许这就是晔要带我去纽约的原因。她说想让我散散心，别困在失恋的痛苦里。
有些回忆，会伴随一生。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和晔的纽约之行。我满心期待，却也隐隐觉得，生活总爱在意料之外，横生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