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医院整整输了七天的液。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她跟我说，自己突然觉得不舒服，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只是愣愣地看着她。过了几秒钟，我才注意到她整张脸都泛起了异常的红色，像是血液一下子涌到了皮肤表面，那种不正常的潮红让我心里一惊，立刻慌了神，赶紧跑去叫医生。就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隔壁床的病人家属提醒我，可以先把输液开关关掉，这样至少能暂时安全一些，不至于等护士赶来的时候情况恶化。医生赶到后迅速检查，随即说母亲对用于预防过敏的药物发生了过敏反应——一句话把我从惶恐里猛地拎了出来，又重重摁进了自责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方才那几秒钟的迟钝，或许就可能酿成更大的风险；我在心里反复懊恼：我的不经意差点害了母亲。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大意，凡是与她相关的用药和医嘱，我都要再三确认，生怕有一丝疏漏。那一刻起，我也明白了，很多“经验”并不是我应该学会的，它们本不该由我承担。可是现实里，父亲的缺位，让我不得不把这些责任硬生生揽到自己的肩上。
之后的日子里，吊瓶一瓶又一瓶地挂起、落下，我看着母亲的脸色逐渐由苍白转为红润，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慢慢落下。第七天，医生查房时终于露出了笑容，说母亲已经痊愈，可以回家了，只是饮食上还要稍微注意一些。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涌起一阵轻松。饮食上的问题，我并不担心，因为母亲本就是个自律到近乎苛刻的人，她的生活习惯好得出奇——从不熬夜，从不暴饮暴食，每顿饭都清淡而规律。她总是能把自己照顾得井井有条，好像健康从不会出差错。相比之下，我就是她的反面，总是熬夜，总觉得如果一天里光用在学习上而没做些让自己喜欢的小事，那这一整天就算白过。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自律的母亲，未来竟然还是会被命运推向无法挽回的悲剧。
回到家后，我也开始着手收拾行李。从加拿大回来时，我的行李箱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一点空隙，大多是送给家人和母亲朋友们的心意。而这次要回加拿大，我几乎没有什么想带的东西。加拿大什么都有，而我又怕麻烦，觉得轻装上阵最好。可母亲总不放心，总觉得我该带点什么。最后，她把一个德国锅塞到我手里，非让我带走。我连连拒绝，说我早就在那边买了锅，不必再带，可母亲坚持说：“这个锅好，不会有太多油烟，对身体好。” 她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最终，我还是依了她，把那口沉甸甸的锅放进行李箱。提起来时，我差点怀疑超重就是因为它。那锅，是真的重，但更重的是母亲寄托在其中的心意。
虽然爷爷奶奶和父亲对我向来不上心，我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思，给他们准备了礼物。本来我很抗拒，觉得没必要，可母亲说，作为女儿、作为晚辈，这是应有的礼节。母亲确实把我教育得很好，让我懂得礼数与人情世故。但如今的我，却渐渐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便是至亲，如果他们从不领情，我又何必耗费心力去维系？或许这就是长大后的变化吧。小时候总想着分清对错，长大后才明白，世间许多事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懂得权衡利弊才是王道。
送我去机场的依旧是母亲一人。父亲的身影从未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我早就不再期待；至于爷爷奶奶，他们更不会为了我多费心思。外公外婆那时在小姨家帮忙，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而我在他们心里从来不是第一位。可在母亲这里，我始终是最重要的，她的时间与心思全都给了我。如今想起来，我多么想对母亲说一句：“妈妈，我好想你。” 可是在当时，我却觉得表达感情并不重要，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母亲永远在那里，她不会离开。我忽略了时间的无情，它能轻易夺走一切。
登上飞机后，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让我身心俱疲。抵达渥太华的家时，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报平安。我知道，没有我的消息，她一定会彻夜难眠。果不其然，她在电话那头责怪我：“为什么不在落地的第一时间就联系我？我一直在手机APP里看你的航班，明明很久都没有显示落地，我都急坏了。” 听着她的语气，我心里泛起一丝愧疚，可当时的我依旧故作潇洒地说：“没事的，我很安全，不用担心。” 母亲一定觉得我没心没肺，完全不能体谅她的焦虑。她只淡淡说了句“早点休息”，便挂断了电话。
我实在太累，连行李都顾不上收拾，倒头就睡。没过几天，暑期课程就要开学了。我这次对自己宽容一些，只选了一门课——大二的经济学选修《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偏文科，要求写一篇三千字的论文。刚听到课程介绍时，我心里直打鼓：完了，这下真选错了。过去的学期里，我总是避开演讲和论文，因为自知不擅长，既然学分一样，何必自找麻烦？可这次不选，又没有课可修。好在Y也选了同一门，有她作伴，我心里踏实许多。她还告诉我，实在不行可以退课，这让我安心不少。
教授讲课并不难，真正棘手的是论文。Y提议我们先一起讨论题目，理清思路再各自动手。我觉得主意不错。那时她刚搬到我楼下，虽然有室友，但还是来我家一起讨论。那天下午，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研究题目，氛围轻松愉快。晚上我趁思路清晰，奋笔疾书，很快写完。第二天，Y想看看我的文章。我起初很谨慎，担心雷同被判学术不端，但她保证只是参考，不会抄袭。于是我还是发给了她，心里却始终不安。几天后，我忍不住把顾虑告诉她，她笑着安慰我，说不会害我，就算她出事，也不会牵连我。她甚至把自己的文章给我看，这才让我真正放心。其实我早已想好，如果发现太相似，我会重写一份，毕竟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毁在一时。
暑期课持续一个半月，最后成绩还不错。休息两周后，秋季学期开始。我选了四门课：三门大三的经济课和一门大一的英语写作课。那门写作课原本是大一必修，但当时英文不好，我没敢选。如今专业课成绩稳定，朋友们劝我推迟，说这课对非母语学生特别难，可我却觉得这是个合适的时机。
其中一门是《数学经济学》，和我一起选的有晓和思，她们是我最初接触专业课时认识的同学。久别重逢，我心情轻松许多。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即便如此，但我不敢掉以轻心，大二宏观课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晓介绍授课教授时，我没太在意，心想：还能比线性代数那位口音更重吗？结果证明这位教授逻辑清晰，无口音，条理分明，记好笔记就行。或许是因为我数学基础扎实，这门课学起来反倒很顺利。
这学期我和晓交集更多。她似乎也觉得我值得信赖，向我分享了一些秘密，让我又惊讶又好笑。一次在咖啡店，她忽然对我说：“其实我家很有钱。” 我心里暗想：能来留学的，谁家里没钱？于是随口说：“我家也有钱。” 她见我反应平淡，又认真补充：“我是真的特别特别有钱。” 说到最后，她索性直言：“我是富二代。” 我尴尬地笑了笑，她才解释家里做生意，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在另一所大学。虽然她说以前关系并不好，但近几年渐渐改善。我挺羡慕她有个姐姐。因为这份信任，我们关系更进一步。
另一门《初级计量经济学》让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研究生R、来自台北的E、来自香港的B，还有一对王姓双胞胎姐妹。R需要补大三大四的课，学习拼命，期中复习甚至通宵。我自认没那毅力，除非追剧。E温和绅士，曾请我补习，但只听了一题就走，不知是听懂还是放弃。B中性打扮，性格豪爽，因统计背景，这门课对她轻而易举。双胞胎姐妹外貌极像，几乎分不清，她们问我申请哪所研究生院，我当时也没主意。她们倾向卡尔顿大学，因为那边不必写论文，毕业更容易。
这门课期中平均分极低。原本的教授因家事缺席，换成了Y口中要避开的那位。她说这教授上课有趣，但考试极难。结果果然如此，不过我觉得题目合理，在预料之中，因而考得不错。一次上课前，教授递给R一个文件袋，我好奇询问，才知道是推荐信。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推荐信的重要性，也为以后申请研究生埋下伏笔。
大三的《宏观经济学》由L教授执教，她极为严格。到了大三，课程几乎都是能力超群的教授，气场一个比一个强。好在L教授风格是我喜欢的，PPT详细，板书工整，只是难度偏高。宏观更重分析而非计算，图形尤其重要。
开学两周后，数学经济学教授发来邮件，说有个实习机会，可以帮政府部门员工写报告，算作大四课程学分。我觉得是难得的锻炼，便报名了。后来我被安排到加拿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由上级指导，学习用Excel分析数据、绘图，再撰写成报告。这次经历对我意义重大，为研究生论文打下坚实基础。除了熟悉Excel，更学会了如何把发现写得清晰易懂，让外行人也能理解。上级曾对我说：“报告要让不懂的人也一目了然。” 简单的一句话，却难以做到。人总以为自己懂的，别人也懂，其实并非如此。
最后那门英语写作课对我而言简直是灾难。我没写作经验，也不懂各种引用排版格式，基础差距让我无法和当地学生相比。期中考试成绩很差，我拿到试卷后直接走，不想引起老师注意。羞于去办公室求助，因为我觉得那会是个“大工程”。好在老师宽容，最后让我及格。虽然只是擦线，但我很感激他。他还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教师的威严。有次上课，他忽然怒喝最后一排的学生：“你在笑什么！刚才讲的很好笑吗？” 说完快步走到学生面前，场面一度紧张，吓得我以为要打起来。最后他冷冷甩下一句：“学会尊重。” 那气场令人震慑。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课堂看手机，大气都不敢喘。看来严厉的老师，对守规矩的学生反而温柔。就冲他给我那个分数，我也要给他一个大大的好评。
父母也建议我申请研究生，不论留加还是回国，都是优势。当时父亲希望我申请温哥华的UBC和多伦多大学，若能录取，他就有面子。可我没想那么多，打算多申请几所，反正试试。渥太华的中介不多，我索性自己动手。申请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本想着渥太华大学当保底，没想到还是出现了意外。
我申请了UBC、多大、皇后和渥太华大学。许多学校都要求GMAT，但因我本科在加拿大学，我觉得可以免试，况且条件里写的是“建议”，并非“必须”。于是没在意。申请表中有一栏却让我犯难：至少两封推荐信。这不正是当初R去找教授要的吗？可我找谁写？哪位教授还记得我是谁？一时想不出来，于是保存了申请进度，想着日后再说，反正截止在明年初，不算急。我这个人啊，遇到麻烦事，总想先逃避或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