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是从香港转机回国的，那一路真是折腾。因为香港在成都的南边，我不得不先飞到香港，再转机回成都，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弯。那时我心里还安慰自己：能回到家就好，再远的路也能忍受。只是没想到，今年的这趟归途，却让我经历了一场更艰难的考验。
这次依旧是通过旅行社订票，但我特意选择了另一条线路——渥太华飞多伦多，再从多伦多飞北京，最后转机回成都。当时大陆能转机的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而听说上海航班晚点情况比北京更严重，我不想冒险，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走北京。
渥太华到多伦多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航程，所以我买了上午十点左右的飞机票。那天我提前两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声音此起彼伏，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候机提示。有人悠闲地喝着咖啡，有人焦急地打着电话，有小孩子坐在行李箱上吵闹着让父母推着跑。我拖着行李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被风吹动的小点，渺小、无力，却又只能随波逐流。
飞机起飞时，透过舷窗，我看到城市渐渐缩小，云层在脚下缓缓翻滚。明明只是一个小时的航程，我却心里发紧：这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抵达多伦多后，我顺利完成出境手续。那时我心里还暗暗松了口气，以为一切会很顺利。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从多伦多飞往北京的航程长达十二小时。飞机起飞后，我原本打算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可是在清晨，空姐把我们叫醒吃早餐。她微笑着递来一份粥和鸡蛋，我礼貌地接下。可就在咽下去的那一刻，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我差点没忍住，当场想吐。去年回国时并没有这种情况，也许是这次太疲惫，或者是身体在半梦半醒间被硬生生拽回现实，肠胃彻底失去了平衡。头晕、喉咙紧、胃里一阵阵痉挛，我只能把毛毯盖到胸口，蜷缩着熬过去。
那十二小时漫长得像一个世纪。舱内灯光忽明忽暗，孩子的哭声、旅客起身去洗手间的脚步声、餐车滑过过道的摩擦声，都被无限放大。我反复的查看手机上的时间，时间像被钉死了一样，走得异常缓慢。闭眼时，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口冰冷的铁罐里，只有呼吸和心跳提醒我还活着。
终于抵达北京时，已是下午四点。透过舷窗，我看见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飞机，航站楼在夕阳下泛着灰白色的光。那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一丝安心：终于回到祖国了。可这份安心，只持续了几分钟。
下机后，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长长的通道上，听到身后两位小姐姐的对话。一个说：“你就好了，可以马上回家，我还得坐两个小时的高铁，好累呀。”另一个附和着叹气。我心里暗暗想：如果她们觉得两个小时的高铁已经累，那我呢？我还要提行李、入关，再飞两个半小时才能回成都。如果家就在北京，该多好。
换登机牌的地方人山人海，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咖啡味，还有疲惫情绪的气息。大屏幕上的航班信息不停闪烁，红色的“延误”和“取消”像是一张无情的名单。我愣在原地，手心开始冒汗。
那一刻，我真的想直接瘫坐在地上，把行李丢在一边，什么都不管了。一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身体的疲惫、生理期的疼痛一起压了上来，我几乎撑不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也说不清是因为委屈、孤独，还是彻底的无力。如果真的要在机场熬上一夜，我可能会彻底崩溃。
我第一反应是给母亲打电话，可手机无法拨打长途，而我身上也没有国内电话卡。焦急中，我看见公共电话。可伸手一摸口袋，发现自己没有人民币。那一刻，心里一阵空白，像掉进了深井。直到我看到了换汇窗口，我急忙跑过去用身上的加币换了一些人民币。窗口的灯光冷冷地照在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狼狈的模样。虽然损失不少，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
电话接通后，我哽咽着把情况说给母亲听。母亲的声音急切：“别慌，别哭，我先想办法联系你爸，让他打给你。” 挂了电话，我靠在墙边，手指因为紧张而发抖。五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是父亲。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有什么好着急的？你不知道你急你妈也急吗？天塌了吗？” 那一刻，我眼泪几乎要冲出来。长途跋涉、身体不适，我只想听一句“辛苦了，别怕”，可父亲却丢来冷冰冰的理性。他继续说：“去换登机牌，看是晚点还是取消。如果晚点就等着，如果取消就找酒店。” 这些话我当然懂，可我真正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安慰。
挂断电话，我心里更空了。没多久，母亲又打来，说她联系了小姨，让我给她打电话。拨通后，小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肯定很累吧？没关系的，我们都陪着你。” 那一瞬间，我终于哭了出来。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让我重新找回一丝力量。
我告诉小姨：“我可能太累了，看到那种场面，害怕自己回不了家。” 小姨一边安慰我，一边说：“我帮你订了酒店，如果航班取消，就直接打车过去，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还是担心：“如果最后我没去，会不会影响你的信用？” 小姨轻轻笑着说：“如果酒店有这个政策，那我早就不订了。” 她的从容让我既安心又羞愧。
心情渐渐平复后，我去柜台办理托运。工作人员让我把行李放上转盘，然后递给我一张新的登机牌——只是延误三个小时。我心里松了口气，却仍不放心：万一再延误，甚至取消怎么办？我打电话告诉小姨，她说她先不取消酒店，以防万一。小姨的冷静和周全让我很佩服。
我在候机室找了个角落，靠在硬邦邦的椅子上。身体酸痛，偏偏还是生理期第一天。去年回国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仿佛某种命运的玩笑。
终于广播通知登机，我告诉母亲并请她转告小姨。我以为接下来一切会顺利，结果飞机迟迟不动。空姐解释说航班太多，要等调配。我闭上眼，疲惫让思绪飘远。隐隐约约想起童年时的自己，遇到难题时总希望有人拍拍我的头，说“别怕”。可现在，独自坐在这偌大的机舱里，我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坚持一下。”
迷迷糊糊睡着后醒来，发现飞机仍未起飞，足足过去一个多小时。再等了一个小时，飞机终于开始滑行。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快点飞吧。
抵达成都时已是凌晨两点。母亲在机场等我，见到她的瞬间，我所有的不安和委屈都消散了。那晚我们简单洗漱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下午一点。母亲叫我起床吃饭，说吃完要去外婆家。
饭后，我们去了外婆家，得知几天后要去小姨家住上一周。我很高兴，一年没见他们了，表弟也长大了。某天天气好，小姨还请了摄影师在楼下花园给我们拍全家福。拍照前，表弟吵着要踢足球，我陪他下楼。踢球时，我忽然想起九岁前的日子——父亲常陪我骑车、踢球。他说过要送我去踢职业，可想到我怕疼便作罢。奶奶唯一一次来学校，也是因为我踢了一场足球比赛。那些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摄影师到来后，我们摆好姿势。外公不爱笑，费了好大劲才捕捉到他笑的瞬间。那一刻，大家都很开心，唯一的缺憾就是照片里少了父亲。
一周后，我和母亲回成都，开始约朋友聚会。我约了R和M。R已结婚，她的丈夫坚持不让我买单，说我还没工作。我觉得他的坦率很有魅力。虽然有人传言他会家暴，但至少当时，我觉得他不错。
和M的见面则轻松许多。他说不打算读研，准备工作，还约我看电影，但我拒绝了。母亲听说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M是不是喜欢我。我说不可能，可她却认真告诉我，她不希望她失败的婚姻影响到我，希望我依然相信爱情。她承认自己曾经不懂得给父亲情绪价值，还经常拿他和别人比较，这让父亲心渐渐疏远。她的坦诚让我欣慰，但也有一丝苦涩。父母失败的婚姻带给我的痛苦，她终究无法体会。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大学时，有一次M深夜给我发短信，后来聊到感情，他因陶有了男朋友而失落，竟然提议让我做他女朋友。我当时没当回事，第二天便拒绝了。或许那时缘分就错过了吧。
转眼离返加只剩三周，母亲腰上长了疱疹。医生说是变异的带状疱疹，要输液。于是我每天陪母亲去医院。旁边病人夸我孝顺，母亲却淡淡说“那是因为她没事做”。我心里一酸，只希望她能真心表扬我。告诉父亲后，他只说：“这是你展现孝心的机会。” 我不意外，当年我脑震荡，他都没回来看我。
或许正是他的冷漠，让我和母亲学会了坚强。但这份坚强背后，是我再也不敢依赖别人。连亲生父亲都靠不住，又怎敢奢望他人？
夜里，我常常回想这一段旅程。北京机场刺眼的冷光、广播里重复的提示音、候机室坚硬的椅子、父亲冷漠的语气、小姨温柔的安慰……这一切像一幅复杂的画卷，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它让我明白，成长往往就是在孤独与无助中学会独立。有人给你温暖，那是幸运；没人时，你也要学会自己撑下去。
这一趟旅程虽然充满艰辛，却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成长不是一条平坦的路，而是在一次次的崩溃与重整中，逐渐学会坚强，学会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