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我渐渐开始在家做饭。原因其实很简单——食堂的饭菜让我彻底腻了。虽然往学生卡里充值就能随时去吃，但那里的米饭总是加了黄油，油腻到让人没什么胃口。刚开始动手做饭时，我笨手笨脚，第一次切土豆丝就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拿着菜刀反复琢磨，到底该怎样才能切出细丝而不是粗条。越切越急，最后脖子都酸痛得直不起身子。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早点学会做几样拿手菜，将来才能不至于手忙脚乱。可惜，我当时并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直到真正遇到麻烦，才算是领悟。或许正如爷爷常说的那样：“等他自己撞到头破血流了，自然就能吸取教训。”我确实是个典型的后知后觉。只不过，母亲从不认同爷爷的教育理念。她觉得父母应该替孩子铺好一些路，尽量让他们少走弯路。
然而，身为孩子的我，并不是总能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在很多时候，母亲的担忧与叮咛，于我而言不过是唠叨。她在我出国前多次催促我学做饭，我却一拖再拖。那时的我并不是故意和她唱反调，而是心里笃定：等真正需要的时候，再学也不迟。与其提前辛苦准备，不如先享受眼前轻松的日子。母亲的性格里带着浓浓的焦虑，她总是担心，一旦失去了她的照顾，我会过得不好。而我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非得等到危机来临才会临时抱佛脚。
无奈之下，我还是向母亲求助了。本以为她会责怪我不听话，结果出乎意料，她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耐心地把一些简单易做的家常菜逐一写下来，详细到每一个步骤。后来想想，其实这些菜谱完全可以在网上找到，可母亲觉得网上的做法不够细致，又担心我看过就忘，所以才选择亲手写下文字，发给我保存。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离开母亲的庇护，她依旧在远方用另一种方式照料我。不得不承认，在母亲的指导下，我的厨艺突飞猛进。
后来，我还特意买了一台可以定时煲粥的电饭煲。那是我在异国生活里最实用的“小帮手”。每到下午上课前，我就把米洗好放进去，设好时间。等晚上下课回来，香喷喷的米饭早已在锅里等着我。我只需要再炒一个小菜，就能填饱肚子。慢慢地，我也有了几道属于自己的“拿手菜”：可乐鸡翅、番茄炒蛋、青椒肉丝。这些家常小菜虽简单，却让我第一次产生了“原来自己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的满足感。
不过，要想炒出正宗的味道，少不了各种调料。有些调料在本地超市根本买不到，只有华人超市才有。于是我想起晔曾经说过，她每周都会去一趟华人超市。我便开口问她具体位置。她爽快地答应，还说可以找个时间带我一起去。
那天下午，我们约在晔家附近的公交车站见面。我花了二十分钟才坐车赶到。晔告诉我，有一路公交能直达华人超市，但班次稀少，一个小时才一趟，所以每次出行都得仔细掐好时间。加拿大的公交系统很特别，每一条线路都有固定时间表。一般情况下，司机会严格按照时间表来，不早也不晚。我曾遇到过一次，公交车提前到站，可司机硬是在站台等了几分钟才发车。那一刻我心里又佩服又纳闷：这是严谨，还是缺乏变通呢？当然，一旦到了下雪天，所有准点的承诺都可能化为泡影。
幸运的是，那天并没有下雪。不久后，我们顺利抵达了超市。一下车，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几乎满满当当，原来大多数人都是开车来的。可我和晔都还没考驾照，只能依靠公交。推开超市大门的瞬间，我愣住了——里面的规模远超我的想象，比唐人街那些香港人开的超市大了好几倍。调料、蔬菜、水果、零食，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和晔并肩走在过道里，我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一路边逛边聊，心情无比轻松。那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异国他乡，有朋友带着自己探索新世界，是多么让人心安的事情。
后来，我一个人若有需要，也会搭公交再去那里采购。不过每次都觉得路途遥远，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总让我打退堂鼓。可即便如此，外国超市卖的那些酱油和醋，我始终不习惯。和家乡味道相比，总觉得差了一口气。
回程路上，我默默在心里感谢晔。她刚来加拿大时，也曾有朋友带着她逛过超市，所以她才能如此熟门熟路。而我，则像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一路摸索，一年多过去了，也没摸索出什么像样的门道。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羡慕她的幸运。但随即，我又安慰自己：路终究要一步一步走，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渥太华的生活“专家”。
不久，我们迎来了第二次期中考试。相比第一次，我的成绩已经趋于稳定，这与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分不开。有时候，晔会好奇地问：“图书馆到底有什么好？为什么你每天都要待那么久？” 我索性拉着她一起去体验。她去过几次后，觉得环境确实不错。但没过多久，她就放弃了。她说在那儿总是心神不宁，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而我却恰恰相反。
在国内学习时，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上新课之前，都会先把上一节课的知识点复习一遍，而不花太多时间在所谓“预习”上。这个习惯让我在国外的课程中也游刃有余。加上课程表排得不算紧凑，中间常常有两三个小时的空档，我就会去图书馆学习。其实很多当地学生也和我一样。对那些住得远的同学来说，中途回家并不现实，于是大家都选择在图书馆度过空闲时光。久而久之，图书馆就成了学习和休息的最佳去处。
冬天的图书馆更是让人流连。暖气开得足，静谧的氛围让人很容易昏昏欲睡。我常常在午饭后趴在桌上小憩，醒来时精神焕发。而且每次抬头，看到四周同学们埋头学习的身影，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微妙的负罪感——哪怕刚刚只是小睡片刻，也觉得自己似乎浪费了时间。于是，我反而更加投入到学习中。
与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晔。她的课程需要大量阅读，每天要啃几十页书。可她总觉得目标太大，任务无法完成，于是陷入焦虑，效率反而降低。她有时会惊讶于我作业完成得很及时，甚至问我：“你怎么能那么听话？从来不拖延？”我只能耸耸肩，在我看来，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作业成绩直接影响期末总评，若是挂科，后果严重。可在晔眼里，即便挂科也无所谓。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责任”和“成绩”。
不过，晔有她坚持的理由。她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尤其冬天的夜晚又冷又长，她的小身板受不了，所以从不愿在图书馆待到深夜。听她这样说时，我才忽然明白，我曾以为自己“抗冻”的体质，其实背后有母亲长年累月无微不至的照料。离开了母亲的呵护，我才逐渐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学业上的小确幸，并不能掩盖家庭里的风波。那段时间，母亲很少过问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因为我告诉她：“爸说如果没钱了，让我直接找他。” 然而有一天，母亲突然在视频里叮嘱我，要频繁一些找父亲要钱。她担心我太老实，如果等到真正没钱了才开口，万一父亲拒绝了，不就彻底没退路了吗？她的意思很明确——手里有钱，才安心。
于是我照做了。可我没料到，三周前父亲刚给过我一笔钱，这次我再开口时，他立刻提高了警觉：“之前的钱，你不会都花完了吧？” 面对质问，我心虚，只能含糊说“最近开销比较大”。父亲随即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以后每三个月给我一笔固定的钱，让我自己定金额。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房租大约九百，一个月三千应该足够，于是报了九千。父亲点头，却强调这是为了锻炼我的理财能力。除了学费，他再不会额外给我半分。
这次谈判无疑是失败的。我没敢告诉母亲，怕她失望，也怕她责怪。既然如此，我只能开始更加节省。朋友约我逛街时，我再喜欢的衣服鞋子也不敢买。既然“任务”没完成，那我至少要替母亲考虑未来。心底深处，我知道母亲的焦虑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不至于陷入拮据。于是，我学会了省下一点点积蓄，哪怕不多，也能积少成多。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父亲早已看穿母亲的意图，所以才故意用这种方式“堵死”我的退路。在他眼里，我和母亲就是在觊觎他的财产吧。可他从未想过，如果母亲能在婚姻里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她根本不会如此小心翼翼地去筹划。正因为父亲吝于给予，母亲才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和我多留一份保障。
那一刻，我忽然更理解了“安全感”这个词。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女人总要反复确认伴侣是否爱自己。其实原因简单得很——没有安全感。若真的被妥帖安放，又怎会患得患失？而父亲的警惕与冷漠，只让我对“父爱”这个词重新审视。它不再单纯意味着温暖，也可能带着算计与疏离。想到这些，我心里酸楚，却只能埋在心底。
从此，我每个月都能攒下一千多块，乖乖存进银行。也许数目微不足道，但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母亲重新拥有安全感。父亲不肯给的，我来给。
很快，学期临近尾声。期末考试成为最重要的战役。加拿大大学的期末考试由学校统一安排，所有考试都会在平安夜前结束。我的四门考试排得很紧，几乎每门之间只隔三天。为了不手忙脚乱，我必须在第一门开考前就全面复习。毕竟期末覆盖整学期内容，难度和广度远超期中。
进入复习周后，图书馆成了学生们的战场。记得有一天，我下午才到，结果馆里已经满座，只能遗憾离开。第二天，我学乖了，早早去占了位置。到上午十点，馆内几乎已经没有空位。大家各自紧张备考，却依然保持安静。有人埋头刷题，有人翻阅厚厚的课本，也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空气里弥漫着紧绷的气息，却又井然有序。为了应对需求，图书馆的一楼甚至全天二十四小时开放。
在紧张的氛围里，我偶尔也会和朋友结伴。有一天，晔和她的男朋友V也来了。中午我们约好一起去吃饭。饭桌上，我第一次见识到他们的相处方式。V似乎总爱打击晔，话语里带着不屑。我心里替她不值，但很快发现，这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V用这种方式刺激她，逼她努力。只是我猜测，晔心里并非真的舒服，只是碍于我在场，没有表露。或许感情就是这样，各自有各自的模式。外人无法评判，只要双方能接受，就算平衡。
饭后，我们各自回到座位继续复习。大约三小时后，手机轻轻震动，是晔发来的信息：“饿了，要不要去食堂？”我回复她：“再给我五分钟，我把这一段复习完。”我不喜欢在学习的节奏中途被打断，否则脑子里会一直惦记着。五分钟后，我们碰面。晔笑着说：“没学到什么，倒是吃了不少。”我也跟着笑。其实，那时我才体会到，脑力劳动的确消耗巨大，尤其在寒冷的冬天，身体更容易感到饥饿。
没过多久，我迎来了第一门期末考试。那天，我格外紧张——这是进入专业课程以来的第一次期末。考不好，不仅在父亲面前丢脸，连自己一整个学期的努力都可能被否定。我的考试安排在上午九点，我早早设好闹钟。自从在国内经历过一次迟到的惨痛教训后，我就把手机铃声调得极大，以免再次错过。
考试当天，我提前很久抵达教室。按照老师指示，把书包放到一边，只带学生卡和笔入座。座位间隔宽敞，每两人之间都留有空位。考场比平日上课的教室大得多，显得庄严而压抑。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逐一核对学生身份，防止替考。每位学生都要在签到表上签名。这些流程对我来说新鲜又严肃，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所谓“学术诚信”在这里是何等重要。
考试结束时，我心里长舒一口气。题目比预想的要合理，发挥还算顺利。我暗暗安慰自己，至少这一次，不会太差。之后的三门考试接踵而来，难度比期中显然大了不少，但我依旧咬牙坚持。等最后一场交卷的那一刻，我几乎累到瘫软，但心里却轻松下来。成绩如何，还得等待公布，但至少我尽力了。
考完试，我终于可以把心思放到圣诞节的计划上。这一年走得跌跌撞撞，我忽然很想见见熟悉的面孔。于是，我打算去温尼伯看望迦——我在国内大学的室友。坐飞机过去只要一个多小时，似乎并不遥远。我已经开始憧憬，久别重逢时，我们会聊些什么，笑些什么。那或许是我在异国他乡里，最温暖的一份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