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回成都之后，我开始约高中同学和初中同学聚会。一方面，我确实很想他们，毕竟分别许久，心里也有些牵挂；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大家如今的生活状态。虽然我只不过离开一年，刚去国外生活不久，但他们已经大三结束，即将迈入大四，临近毕业的他们对未来会有什么打算？我既想听听他们的规划，也想从中找到一些对比，看看自己和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别。
这次聚会的人并不陌生，有R、凌、M和T，都是老同学，气氛一开始就很轻松。大家聊着彼此的话题，开怀大笑，但我却渐渐发现自己有点融不进去。他们讨论的内容大多围绕国内的大学课程、实习机会和社会政策，话题热烈而具体，而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勉强跟着笑，却插不上什么话。那一瞬间，我心里生出一种落差感——并不是感情淡了，而是生活轨迹已经彻底不同。大家向前走的步伐不一样了，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
尽管如此，那次聚会还是很开心的，我们依旧拍照、开玩笑，氛围温暖而熟悉。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聚会了。某种疏离感在心里慢慢蔓延，不是任何人的错，或许这就是现实吧。人们常说，越长大越孤单，朋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点点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学生时代的友情往往最珍贵。那时候的我们还没有背负复杂的社会身份，只需要每天学习，满足家长的期待，单纯又直接。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友情的维系已经不仅仅是有共同的话题，还要有价值观的契合。朋友圈逐渐缩小，最后留下的，往往是能真正互相理解、三观相近的人。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朋友能够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包容彼此，这种关系或许更显难得。
聚会过后，我忽然想到了F——我的初中同学。久违的名字在脑海里浮现，我心中生出一股冲动，决定联系她。没想到，很快就联系上了。她读的是师范大学，将来想当老师。我当时完全没想到，我们未来竟然会在同一个职业里相遇。
说起职业，我记得以前母亲和父亲问过我将来想做什么。我没有回答，而父亲却冷冷地替我下了定论：“她能做什么？最好什么都不做，躺着就能赚钱。” 那一刻我心里泛起酸楚，他甚至不给我表达的机会，仿佛早已完全看透我，甚至否定我。
我之所以不表态，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生活似乎从来不是由我自己主导的。从为什么要学习，到为什么要出国，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只是一味地跟随。没人告诉我原因，也没人真正征询过我的想法。也许他们觉得告诉我也没用，反正我不懂。但这使我逐渐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喜好，也不敢坚定地表达。
后来，每年回国，我都会和F见面，聊聊各自的日常。她是个很好聊天的人，即使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一致，但交流依旧顺畅，至少那份单纯的友谊还在。
几周后，母亲告诉我，父亲要回来了，说是想看看我。我有些意外，以为他不会再回这个家，不是节假日，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呢？父亲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语气里满是怀疑和不放心。可他并没有问我在国外过得是否适应、是否孤单，他关心的永远只是成绩。那一刻，我心里升起失望，但也没有多少波澜，毕竟他一向如此。
他回来没多久，母亲提议去看看爷爷奶奶。她说难得大家都有空，姑姑也不在国内，父亲又常年在外地工作，有机会还是要去探望一下。父亲一开始是不想去的，母亲耐心劝说，他才勉强答应。我当时觉得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他既然不想去，就别勉强了吧。他对自己的父母尚且冷漠，又怎会关心别人？母亲总是那么善良，善良到让我不理解。
到了爷爷奶奶家，父亲全程冷淡，没有主动开口寒暄，都是爷爷奶奶问一句，他答一句。气氛僵硬而疏离，完全没有外公外婆家那种温馨。我们只待了两个小时就离开了。那时我心里想，看望爷爷奶奶对父亲而言就像完成一项任务，毫无情感投入。
国内的假期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又要回加拿大了。虽然不舍，但这个假期让我见到了许多亲人和朋友，内心还是很满足的。临行那天，父亲依旧没有来送机。在看过爷爷奶奶之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我并不意外，倒也没有强求。母亲陪着我去机场，把车停好，陪我一起办理登机牌手续，直到送我到安检口，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进入安检那一刻，我眼泪决堤。奇怪的是，当初第一次出国时，我都没有哭过。可这一次，我真正感受到“离别”的重量。
回到渥太华的新家时，已经深夜。我还是第一时间给母亲报了平安，因为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消息。行李没收拾，我就倒头睡去。但凌晨四点，我又醒了，时差让我难以入眠。我起来随便找了点吃的，打开电脑打发时间。没过多久，Y问我有没有选课，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去学校谈过转学分的事。
作为“2 2”项目的学生，我需要先去学校确认学分转换情况。结果还算顺利，大部分学分都转过来了，但仍需要补修一些大二的经济学课程。我觉得没什么，反而有点庆幸，毕竟刚刚从语言学校出来，能不能完全听懂大学课程还是未知数，多上一些基础课当作过渡也好。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毕业需要修满120学分。每门课若顺利通过可得3分，我当时已经转了60分，还需要修60分。选课界面上会显示必修课。老师告诉我，选4门或5门课就算全职学生，学费相同；若少于4门，则属于兼职。我心想，既然在语言学校已经耽误了一年，至少要选满4门课吧。但5门又怕自己吃不消，成绩不佳，于是决定选4门，力争每门都拿高分。
最终我选了两门经济学和两门数学，全是必修课。一些基础课会分成不同的班级，每个班由不同教授授课，对应不同的上课时间。由于我选课时间较晚，下午和晚上的课都满员了，只能选早上8:30的。好在我住得离学校很近，不算太麻烦。从那以后，我暗自决定，以后一定要早点选课。
一切准备就绪后，两天后我迎来了一节名为“DGD”的课程。说实话，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照着课表去上课。到教室时，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几分钟，一个白人男生走进来，和我打了招呼，坐在我前面。我心里忐忑不安，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加拿大的大学课堂，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我们等了二十多分钟，课堂该开始了，却依旧只有我们两人。男生查了课表，才发现这节课是“DGD”，讨论课，第一周根本不开。我不想显得无知，只好跟着他离开。那天我只有这一节课，于是只得回家。
回到家，我问Y才明白，DGD是助教或教授带领的讨论课，主要解题或答疑。开学第一周，讨论课通常不进行。我这才恍然大悟，而Y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是大一新生，这些信息教授都会特别强调，而我修的是大二课程，教授默认大家早已清楚。
回家后，我把这件糗事告诉了父母，他们都笑个不停，还拿我开玩笑。我也只能自嘲，毕竟初来乍到，什么都要慢慢适应。
第二天晚上，我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节大课——一门大三的经济学课程，讲授概率学。虽然国内学过一些相关内容，但我仍不敢掉以轻心。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长达三小时。上课前，我心里十分紧张，担心听不懂教授的英语，担心自己力不从心。
进入教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同学。我选了第二排的座位，前后左右都有中国同学，我们互相打了招呼。我本性内向，但内心却因他们的存在稍感安心。
教授准时推门而入，简单介绍了名字，就开始发资料。原来是课程大纲，上面有课程知识点、评分结构和考试安排。他没有逐一解释，而是迅速进入正题。授课方式是PPT，我听说过教授会上课资料发给学生，之前以为是邮件，所以我只认真记下黑板板书。
我之所以如此认真，是因为心里没底，不清楚课程的难易程度，担心稍有松懈就会挂科。整节课我全神贯注，尽管语言上有障碍，但还是听懂了八成，心里稍稍放松了一些。
下课后，我问旁边同学，课件会不会通过邮件发。他告诉我一个网页的名字，我没记清，却不好意思再问。回头翻看课程大纲，才发现上面写着：“课程资料会通过课程网页发放。” 这才恍然大悟。
回家后，我立刻登陆课程网页，果然看到了今天的PPT，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地。就在这时，父亲发来消息，问我听得如何。我不想显得太自信，就说能听懂六成，不懂的可以自己看书。没想到父亲竟夸我，说我很厉害。他告诉我，身边朋友的孩子出国后很多都完全听不懂，他原本很担心我。那一刻，我心里一阵酸涩，原来他并非毫无在意，只是表达方式让我觉得冷漠。但即便如此，我依旧不敢放松，考试还未到来，一切都只是开始。
开学不久，我决定去看看传说中的图书馆。听说国外的图书馆静得出奇，是学习圣地。虽然我一个人住，不会被打扰，但我仍想感受那种氛围。
渥太华大学的图书馆并不算大，但对我来说已足够。
一楼有电脑和打印机，需要用学生卡充值，非常方便。我之前在语言学校办过临时学生卡，现在则换成正式的。学生卡不仅能复印打印，还能在食堂吃饭，甚至买餐饮计划，有点像“学期饭票”。不过第一学期我没买，不知道食堂饭菜如何。
二楼到四楼是安静自习区，书籍丰富，每个桌子都有隔板，保证**。我尤其喜欢四楼，那里常常坐满带着电脑的学生，写论文、看课件，氛围专注而宁静。五楼是讨论区，适合小组作业。六楼属于研究生，配有小储物柜，方便存放学习用品，但管理不算严格，任何人都能进去。
我第一次走进那片安静的学习天地时，心里忽然涌出一种久违的满足感。原来学习可以如此沉浸与自由。那时的我，真的非常用功，把学习当作唯一的信仰。如今再回头看，我甚至有些怀念那个拼命努力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