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粱在“乌有之乡”的阁楼上住了下来。
这阁楼低矮，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书桌，屋顶倾斜的窗户能望见巷子里斑驳的屋瓦和一线天空。与他之前租住的、可以俯瞰部分江景的高层公寓相比，这里逼仄、陈旧，却有一种奇异的安定感。空气中弥漫着楼下传来的、已变得熟悉的酒香和木头气味。
最初的几天，他处于一种麻木的放空状态。睡了很久，仿佛要补回这些年亏欠的所有睡眠。醒来时，就听着楼下隐约的谈话声、杯碟碰撞声，或者只是看着天窗外的云发呆。
别经年从不打扰他，只在饭点时，会默默放一份食物在门口的矮凳上——有时是一碗简单的肉丝面，有时是红姐送来的家常菜，有时是隔壁餐馆的盖码饭。
他没有问黄作粱今后的打算，也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拆迁、关于他过去工作的事情。这种沉默的尊重，像温水流过黄作粱干涸裂开的心田。
几天后，麻木感渐渐消退，一种更深的焦虑开始噬咬他。停职意味着收入中断，积蓄在付完上次季度房租后已所剩无几。他三十二岁，履历上可能被打上“疑似勾结外部势力对抗公司”的污点，在这个下行行业里，前途一片灰暗。
他打开手机，又迅速关上。求职APP的推送、前同事旁敲侧击的打听、家人可能即将打来的关切电话……这些都让他感到窒息。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脱离那个高速运转、看似光鲜的系统后，个体是多么的脆弱和无依。
他走下阁楼时，酒吧还没开始营业。别经年正在核对进货单，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格，在他身上投下安静的光影。
“醒了？”别经年头也没抬，“厨房有粥。”
黄作粱去厨房盛了碗粥，坐在吧台边，慢慢地喝着。粥熬得软烂温热，抚慰着他空荡而紧张的胃。
“我……不能白住这里。”黄作粱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可以帮忙，打扫，洗杯子，或者……你这里需不需要人记账？”他试图寻找自己还能提供的价值。
别经年放下单据，看向他，目光平静：“想做事？”
黄作粱用力点头。
“行。”别经年没多问，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厚厚的、页面泛黄的笔记本，“这是店里历年的流水和存货记录，还有供应商联系方式。之前的记账方式比较乱，你如果没事，可以帮忙整理成电子表格，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能优化成本的地方。”
他把笔记本推到黄作粱面前，语气寻常得像是在交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
黄作粱接过那本沉甸甸的笔记本，指尖触碰到粗糙的纸页，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不是施舍，是给他找点事做，是让他用自己尚存的能力，换取在这里的立足之地。一种微小的、久违的尊严感，悄然复苏。
他开始埋头于那些杂乱的数据。别经年的记录方式果然很“别经年”，随心所欲，时而详尽时而简略，充满了个人化的缩写和符号。黄作粱调动起他多年与数字和报表打交道的全部经验，试图从中理出头绪。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却奇异地让他专注。当他不再需要去思考那些宏大的“蓝图”、虚浮的“预期”，而是面对着一瓶酒的实际进价、一段时间的真实损耗时，他感到一种脚踏实地的平静。
下午，酒吧开始营业。黄作粱没有躲回阁楼，他留在楼下，学着别经年的样子，擦拭杯子，整理酒柜。他动作生疏，甚至打碎了一个威士忌杯，清脆的碎裂声让他僵在原地，脸色发白。
别经年闻声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拿来扫帚和簸箕，默默地将碎片清理干净。
“没关系，”他直起身，对依旧僵立的黄作粱说，“刚开始都这样。碎片别用手碰。”
那一刻，黄作粱眼眶微热。在他过去的世界里，错误意味着扣罚奖金，意味着能力质疑，意味着可能被淘汰。而在这里，错误似乎只是学习过程中必然的一部分。
他开始观察别经年如何与客人互动。那不是销售式的热情，而是一种基于了解和分寸感的淡然。他知道阿斌喜欢在代码卡壳时点一杯最烈的酒，知道小舟没钱的时候会赊账但下次有活了一定会还，知道红姐只喝自己带的茶但每次来都会买一碟最贵的卤味分享给大家。
这里交易的不是简单的酒水，是一种掺杂着人情、信任和默契的复杂生态。黄作粱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另一种生存逻辑，一种与效率至上、利益最大化截然不同的逻辑。
晚上打烊后，别经年会和他一起坐在吧台边，有时喝酒，有时只是喝茶。他们聊得不多，偶尔黄作粱会问起某笔奇怪的账目，别经年会解释那是帮某个街坊垫付的，或者是谁家红白喜事随的礼金。
“你这不像是在做生意。”黄作粱忍不住说。
别经年喝了口酒，淡淡道：“本来就不全是。”
透过那些冰冷的数字，黄作粱仿佛触摸到了这个酒吧，以及别经年这个人，更深层的温度和脉络。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卖酒的地方，更是这片街坊邻里一个无形的枢纽，一个提供微弱但切实庇护的角落。而他，似乎正被允许，一点点地靠近这个角落的核心。
他知道，外面的风暴并未停歇。李锐接手项目后，手段想必会更激进。刘奶奶的官司还在进行，前途未卜。他自己的未来，依旧是一片迷雾。
但在这个小小的、被称为“乌有之乡”的堡垒里，在别经年沉默的守护和这些琐碎却真实的工作中，黄作粱感觉到，那个破碎的自我，正在以一种缓慢而艰难的方式，进行着重组。
他失去了一个战场，似乎，正在进入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