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粱回到他那间租在芙蓉中路某栋老居民楼里的小单间时，已是深夜。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有些时日，他用力跺了跺脚，灯光才不情不愿地亮起，昏黄的光线勉强照亮通往家门口的几步路。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发出干涩的摩擦声。推开门，一股混合着外卖余味和潮湿空气的气息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陈设简单，唯一显得昂贵的，是窗边那套挂着好几套西装的简易衣柜，以及书桌上那台时刻保持待机状态的笔记本电脑。
他甩掉皮鞋，扯下那条勒了他一整天的领带，像挣脱某种枷锁。昂贵的西装外套被随意丢在唯一一张单人沙发上，那动作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泄愤意味。然后，他把自己重重摔进电脑前的椅子里。
电脑屏幕应声亮起，刺眼的白光在黑暗中格外醒目。
公司内部的OA系统自动登录，弹窗接连不断——未读邮件（37），待处理流程（12），部门群通知（99 ）。最显眼的，还是屏幕一角那个不断闪烁、实时更新的业绩排行榜。他的名字，“黄作粱”，此刻正悬在榜单中游，一个不上不下、随时可能滑落的位置。
他盯着那名字，感觉有些陌生。白天在“乌有之乡”，那个叫别经年的老板似乎只称呼他“黄经理”，带着点疏离，却又奇异地精准。一个冰冷的、代表绩效的数字符号。
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回响起“乌有之乡”里那句轻描淡写的话：
“用我的‘乌有’，换你们的‘蓝图’？”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精心打理的发型瞬间凌乱。端起桌上半杯凉掉的速溶咖啡灌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弥漫开来，却没能压下去心底那股莫名的虚火。
手机震动起来，是他设定的“每日复盘”提醒。他点开备忘录，里面记录着今天的工作：拜访客户（3位），其中两位意向不明，一位（指别经年）态度强硬，需重点攻坚。后面还跟着他自己加的备注：分析痛点，寻找突破口，必要时可申请上级支持。
“痛点？”黄作粱嗤笑一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他的痛点就是看我们这些人不顺眼。”
他手指在键盘上敲打，准备写下更详细的攻坚策略，打了几行字，却又猛地按下了删除键。那些标准化的销售话术、客户心理分析模型，在别经年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面前，显得无比苍白可笑。
他转而点开手机里某个知识付费APP，书架里塞满了《逆周期生存策略》、《存量时代的营销突围》、《认知破局：重塑你的财富思维》之类的电子书。他曾是这些理论的虔诚信徒，坚信只要参透里面的逻辑，就能在行业的寒冬里找到火种。可如今，这些标题在他眼里，却透着一股浓重的焦虑贩卖意味。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他低声重复着自己白天说过的话，嘴角扯出一个自嘲的弧度。他现在就像那逆水中的船，拼尽全力划桨，却发现水位在不断下降，搁浅的风险与日俱增。行业下行，公司收缩，每一个单子都变得至关重要，也无比艰难。
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视频通话邀请，来自老家。
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表情，确保脸上挂起轻松的笑容，才按下了接听键。
“妈。”他声音里的疲惫瞬间被刻意拔高的清亮所取代。
屏幕那头是母亲关切的脸庞，背景是家里熟悉的客厅。“粱粱，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吃饭了没有啊？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又熬夜了？”
“吃了吃了，刚跟客户谈完事情，挺顺利的。”黄作粱熟练地撒着谎，镜头巧妙地避开了桌上那杯凉咖啡和凌乱的房间，“最近市场有点波动，正是我们表现专业能力的时候，忙点是好事。”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絮叨着，“你一个人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隔壁王阿姨家的儿子，跟你同年，原来也在房地产公司，最近听说被优化了……”话语里带着担忧和后怕。
黄作粱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随即又加深：“妈，你放心，你儿子能力强着呢，公司要靠我们顶业绩的。”
他语气轻松，仿佛那悬在头顶的裁员铡刀只是别人的故事。
又应付了几句父母的关心和隐形的忧虑，挂断视频后，黄作粱脸上的笑容瞬间垮塌。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一小块潮湿的霉斑，感觉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从四肢百骸蔓延开来。
业绩排名，父母的忧虑，行业的寒气，同龄人的遭遇……无数条无形的绳索捆缚着他，让他不敢停，不敢歇，甚至不敢流露出丝毫的脆弱。他必须永远精致，永远积极，永远像个上了发条的战斗者。
他闭上眼，脑海里却莫名闪过“乌有之乡”里那股混杂着烟酒和老旧木头的气息。那个空间，那个叫别经年的男人，似乎构筑了一个奇特的场域，在那里，他那种时刻备战的状态，显得格外可笑和疲惫。至少在那里，他紧绷的神经曾有过一丝极其短暂的、未被察觉的松动。
与此同时，“乌有之乡”也迎来了晚市最后的喧嚣。
几个附近的常客聚在角落的卡座里，烟雾缭绕。有穿着格子衫、头发稀疏的程序员阿斌，正对着手机吐槽公司的“福报”文化；有背着吉他、身上带着颜料痕迹的年轻画师小舟，和同伴争论着某个艺术流派的没落；还有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就下来的麻将馆老板娘红姐，一边嗑瓜子一边分享着巷子里的最新八卦。
别经年依旧在吧台后忙碌着，洗杯子，倒酒，偶尔搭一两句话。他话不多，但每个人似乎都愿意在他这里说上几句。他像一块沉默的磁石，吸引着这些在城市缝隙里寻找片刻喘息的人。
“别老板，今天来又来了个房产中介，啧啧，你是没瞧见，那身行头，头发梳得苍蝇站上去都打滑。”小舟灌了一口啤酒，笑着说道。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阿斌推了推眼镜，“又要拆了？这片好不容易有点烟火气。”
别经年把一杯新调的威士忌推到阿斌面前，语气平淡：“拆不拆的，也不是他们说了就算。”
“那可说不准，这些大公司，手段多着呢。”红姐吐掉瓜子壳，压低声音，“听说隔壁街有几家，都被骚扰得不行了，天天有混混去门口转悠。”
别经年擦杯子的动作顿了顿，没说话，只是眼神微微沉了沉。
这时，门被推开，一个满头银发、身形佝偻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悠悠地挪了进来。是住在巷尾的刘奶奶，儿子早年出了意外，她一个人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捡点废品过活。
“小年啊，给我打二两散酒，最便宜的那种就行。”刘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零碎的纸币。
别经年接过钱，却没去打散酒，而是转身倒了一小杯温热的黄酒，又从一个旧式搪瓷盆里夹了几块卤得入味的豆干和兰花干，放在一个小碟子里，一起推到刘奶奶面前。
“天潮，喝点黄酒暖暖身子。豆干是晚上刚卤的，卖不完，您帮着吃点。”他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却比平时柔和了许多。
刘奶奶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点光，她没说什么客气话，只是颤巍巍地坐下，小口抿着酒，吃着豆干。
旁边常客们对此习以为常，继续着之前的话题，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小小的酒吧，就像一个微缩的市井江湖，有自己的规则和温度。
阿斌还在抱怨：“……天天画饼，说什么上市财务自由，我看是自由地加班到死。”
小舟接话：“都一样，我们搞艺术的，不也被市场逼着向‘钱’看？纯粹的创作？饿死街头谁管你。”
别经年听着，偶尔抬眼看看他们。当阿斌的视线无意间扫过来时，别经年朝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淡淡地说：“都是如此。”
阿斌愣了一下，随即像是被戳中了某个开关，苦笑了一下，拿起酒杯猛灌一口：“对，都是如此！妈的，喝！”
这句话像一句咒语，瞬间消解了部分抱怨的沉重，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共鸣。他们继续喝酒，聊天，骂娘，在“乌有之乡”里，这一切都被允许，甚至被某种沉默的力量所支撑。
夜深了，客人们陆续散去。别经年收拾着狼藉的杯盘，动作缓慢而稳定。刘奶奶早已喝完酒，吃完了豆干，悄悄把碟子和杯子放在吧台边，对着别经年的背影说了声“我走了啊，小年”，便拄着拐杖消失在门外。
别经年洗着最后几个杯子，水流声哗哗。他想起黄作粱白天那副紧绷的、仿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样子，又想起刘奶奶那双布满老茧、数着零钱的手。
一个是拼命想抓住什么，却可能正在失去自我；一个是似乎没什么可失去，却固守着某种微末而坚韧的东西。
他关掉水龙头，用干净的棉布仔细擦干杯子上的水渍，然后将它们一个个倒扣在架子上，排列整齐。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但化龙池的深巷已渐渐沉入睡眠。
他知道，那个叫黄作粱的经纪人还会再来。那张精致的蓝图和这片自洽的乌有之间，必然还有一番纠缠。
而他，和他的“乌有之乡”，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