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
“我不能接受这样对我的污蔑，先生。”
对面发出一声冷笑：“我们决定仁慈地给予你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
自证是踏入陷井的开始，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话语权被夺走。
“不，先生。如果您认为我有罪，应该向我展示您的证据，而不是要求我证明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被拳头砸下来的桌子震得我的心脏也猛然一颤：“现在是我们在问你！”
“我的回答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说话要讲证据，德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作为欧洲政治上的先锋，我以为应该是非常讲求法律的！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
“你伪装成美国华裔，故意接近我们德意志的优秀军官，不就是为了套取情报吗！这难道不正是你在做的事情吗！”
“这是您设想的问题，而非事实。”
眼见自始至终无法激发我的情绪，对面的语气也软下来：“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对军事间谍施以怎样的惩罚？”
“这是你们德国的内政，我无权干涉。”
沉默令人不安。也许是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向我施压。我无法描述这种难以忍受的沉默持续了多久，就像我所说的，我无法感知时间。
也许有半个小时，或者更长。
我将眼睛闭上，试图躲避探照灯的折磨，但被立即摇醒。这种强大的灯光的刺激使人感到无所遁形，即便是□□，所遭受的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我与他是截然相反的——不仅是性别。
对面无法断定我“是否有罪”，因此没有贸然施以酷刑，绝非是他们存在良心这种东西。
我感到那种难耐的饥饿感已经消退下去，皮肤不再发冷，便断定至少过了九点。
终于，他们说，我可以走了。
许诺的食物和衣服当然也是没有的，这群畜牲只是把我扔回酒店。我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尽管极力想睡觉，但眼前仍然残留着那种强烈的白炽灯光，从眼窝到后脑勺都蔓延着一种恨不得要把两只眼球都挖下来的痛苦。
在我终于勉强有了一点困意、快要睡着的时候，入室抢劫的靴子声又将我惊醒。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这种心悸的感觉令我头晕目眩。
要杀我？
两个高大的M32抓着我裙子的领口，从卧室一路提出酒店，又一次把我扔进汽车里。
他们用很粗鲁的语气对我讲听不懂的语言，但我还是勉强用自己看二战影视作品的经验猜测到了一点：
——可喜可贺，原来是德意志千年帝国伟大的元首终于要对我展现他的“待客之道”。
是的，只有我。
我不知道舒尔茨在哪里，当我询问，除了一声粗暴的“闭嘴”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要独自面对希特勒。
那么，介于我以一个文人自诩的身份，这一段我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手史料、我命运的转折点——请容许我暂且用一种华美的语言记述。我将不再使用任何黑色幽默，是出于对文学的尊重，并不是因为对我的大脑来说在长久的折磨之后强制负担起处理高密度信息的责任时已经没有空闲的cpu去运行笑话的程序。
1939年6月22日中午十一点半，我被两名党卫军夹在中间，穿过总理府新扩建的走廊。
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上悬挂的巨型卐字旗。走廊两侧的壁龛里，阿尔诺·布雷克的雕塑肌肉虬结，古希腊式的完美躯体被赋予日耳曼的冷硬线条——希特勒钟爱的“雅利安美学”。
我的脚步声被党卫军的皮靴声吞没，他们的步伐整齐得像某种精确的节拍器：这正是纳粹想要的。也是每一个崇尚集体主义、泯灭个人意志的政权想要的。
没有内涵其他国家的意思。
转过拐角，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悬挂在橡木镶板的墙上。画中的国王眉头紧锁，目光如炬，仿佛在审视我。我知道希特勒崇拜这位“士兵国王”，甚至特意从波茨坦无忧宫借来这幅画，挂在总理府的私人办公室外——这是他刻意营造的幻觉。
走廊尽头，两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卫推开双扇门。
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油画颜料和皮革混合的气味。希特勒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更局促：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林茨石打造的巨型办公桌占据中心，桌上整齐码放着比例尺、彩色铅笔和建筑草图。
我的视线掠过办公桌后的落地窗。窗外是总理府花园，几名工人在修剪灌木，远处隐约可见新落成的总理府门廊。但窗户玻璃是特制的防弹材质，阳光被过滤成一种病态的苍白，像博物馆里封存的琥珀。
我被摁进椅子里。果不其然，椅腿被刻意锯短了。这是希特勒的惯用伎俩。访客会因低矮的坐姿被迫仰视他，而元首本人则站在窗边的光晕里，利用逆光营造神祇般的威压。
坐在这令人感到极其不舒服的椅子上等候，我极力劝说自己不要因为这被刻意安排的拖延而变得急躁，失了分寸。
等待。无休止的等待。上位者们似乎都十分乐意以这种方式去折磨别人。
这种情况下，无法玩手机更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好在一个作家的脑海里从来不缺用以消磨时间的幻想。
咚。
咚。
我听到了脚步声。令我汗毛直竖的脚步声。
门再次打开时，我闻到了那股气味：剃须皂、草药糖浆，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躁汗味。
阿道夫·希特勒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