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子在杂志社干了几天，已经慢慢摸清了这里的规矩。资料室的铁皮柜子她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哪个摄影师的照片放在哪一格，哪一年的稿子在哪一排，她记得比谁都清楚。
高桥说她“天生该吃这行饭”，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但她喜欢待在这里。喜欢纸张的味道，喜欢打字机的声音，喜欢那些从暗房里捞出来的照片挂在绳子上、一滴一滴往下淌水的样子。
那天下午，她正在资料室里归档上个月的照片。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探进头来。“你是新来的？摄影棚缺人手，你来帮忙倒水。”潮子放下手里的照片，跟着他走过去。
摄影棚的门开着，里面比上次来的时候更亮。灯全开着，白花花的，照得她眯了一下眼睛。她站在门口，看见一群人围在背景布前面。摄影师蹲在地上，助理举着反光板，化妆师拎着箱子站在旁边。人群中间站着一个人。
潮子认出了他。
清源幸司。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下面是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没有穿校服，但整个人还是干净得像刚拆封的纸。他的头发比上次在咖啡店的时候短了一点，大概是刚剪过，露出耳朵。他站在那里，听摄影师说话，微微侧着头，下巴的线条在灯光下很硬朗。
潮子端着托盘站在门口，没有动。她看着他，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她看见他的肩膀很宽，白衬衫下面能看出肩胛骨的形状，不是瘦的那种，是练过的，有肌肉撑着，线条从脖子斜着下来，到肩膀那里拐一个弯，顺着胳膊一路下去。他的小臂露在外面，皮肤不白，是晒过的颜色，上面有细细的汗毛，被灯光照成金色。他握着一瓶水，手指很长，指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身体微微侧着，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随意地伸着，整个人看起来是松的，但不是散的那种松，是猫那样——看着懒，其实随时能弹起来。
他笑了。摄影师说了什么，他嘴角往上翘，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他的五官是那种让人看了会觉得舒服的长法——眉毛浓而不粗，眉尾收得干净，眼窝有些深，鼻梁直而挺，从眉心一路下来，到鼻尖那里微微收住，线条利落。嘴唇不薄不厚，抿着的时候带着一点自然的弧度，像随时会笑出来。他的皮肤是匀净的暖调，不是刻意晒出来的古铜，是常年在室外打球、被阳光慢慢养出来的颜色。他的整个人的气质是明朗的，干净的，像夏天早晨六七点钟的太阳，不烈，但你知道它会越来越亮。他就是站在那里，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但你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向上的、不费力的生命力。那种生命力不是靠喊口号或者握拳头表现出来的，是从他的眼睛里、从他坐着的姿势里、从他抬起手时袖子滑落露出小臂的那一截皮肤里，一点一点渗出来的。
潮子站在那里，看着他。她见过好看的人。电视上的明星，杂志封面的模特，酒肆里偶尔路过的外地人。但她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一个人，把每一个细节都收进眼睛里。
他和健一郎不一样。健一郎的脸是硬的，棱角分明的，被海风吹出来的那种。他站在那里，像一块礁石，沉默的，压得住浪的。清源不是。他是亮的，是暖的，是那种你一看见就知道他没被生活欺负过的人。他的身上没有伤疤，没有那种被打过、被骂过、被生活按在地上磨过的东西。他的自信是长在骨头里的，不需要证明什么，不需要保护谁，只是站在那里，就知道自己是谁。
潮子看着他，突然想起健一郎。健一郎的眼睛也很亮，但那道光是不一样的。清源的光是天生的，是太阳照在他身上反射出来的。健一郎的光是从里面烧出来的，烧得很深，不让人看见。她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起他。也许是清源笑的时候，让她想起健一郎皱眉的样子。也许是因为阳光和礁石本来就不该放在一起比。
“茶来了。”戴眼镜的年轻人喊了一声。潮子回过神，端着托盘走进去。她把茶杯一个一个放在桌上，低着头，没有看他。但她能感觉到他就在旁边，那么近，近得她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肥皂的，干净的，还有一点点汗味，像刚跑完步的那种。
采访开始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清源对面，手里拿着笔记本和录音机。潮子端着空托盘站到旁边，等着收杯子。她不应该站在那里，但她没有走。她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清源君，先聊聊你的棒球生涯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棒球的？”
清源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低低的，稳得很。“小学二年级。那时候邻居家的孩子在公园里玩，我路过，被球砸了一下。”
“被球砸了？”
“嗯，砸在头上。”他笑了一下，“他们很紧张，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但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砸了我。后来就开始玩了。”
潮子听着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已经变过了，不是少年那种尖尖的、脆脆的，是低沉的，厚实的，像什么东西稳稳地落在地上。但又不沉，不闷，说话的时候尾音会微微往上扬，听起来很舒服。像他这个人一样，干干净净的。
“热爱棒球吗？”
“热爱。”他说，没有犹豫，“从第一天起就热爱。”
“在开成学院这样的学校，学业和训练怎么兼顾？”
“早起。晚睡。少玩一点。”他说得很简单，好像那些东西不值得说。
“成为棒球明星之后，有什么想法？”
清源沉默了一会儿。潮子站在旁边，等着。
“想法……”他说，“就是觉得，不能辜负那些来看我打球的人。他们花了时间，花了钱，来看一场比赛。我要对得起那些时间。”
采访的人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旁边有人换录音带的磁带，窸窸窣窣的。清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杯碟碰了一下，发出轻轻的一声响。
潮子站在那里，听着他说的话。每一句都那么稳，那么对，像事先想好的，又像不用想就知道该这么说。她想起在渔村的时候，村里人说话不是这样的。他们说话是碎的，颠来倒去的，说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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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一半，你得猜。他不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完整的，干干净净的，像他这个人一样。
采访结束了。摄影棚里的灯关了几盏，光线暗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收拾东西，搬灯的搬灯，收背景布的收背景布。潮子走过去，把桌上的茶杯收进托盘。她低着头，把杯子一个一个码好。
“你好。”声音从头顶传来。她抬起头。清源站在她面前，离她两步远。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点什么——不是打量，是认出来了。
“我们见过。”他说，“在咖啡店。”
潮子看着他，没说话。她没想到他会记得。
“那天和朋友一起去的。”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嗯。”
他点点头，看着她。她今天穿着素色的上衣，头发扎起来，露出耳朵。脸上没有妆，干干净净的，鼻尖上那颗痣在摄影棚的灯光下显出来，不抢眼，但你看见了就忘不掉。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你在这里做些什么？”
“整理资料。端茶倒水。”她顿了顿，“什么都要做。”
他看着她，又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托盘。她端得很稳，手指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小时候留下的。她的手不白，指节上有茧子，指甲剪得很短。他看着那双手，没有说什么。
“你还有咖啡店的工作？”他问。
“嗯。上午在咖啡店。下午在这里。晚上上课。”
他愣了一下。“晚上上课？”
“夜校。”
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十七岁，每天做的事情是上学、训练、比赛。他以为那已经很累了。这个女孩比他小，却已经在打几份工，晚上还要读书。她站在那里，端着托盘，瘦瘦的，但站得很直。
“挺了不起的。”他说。
潮子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句话。在渔村，没有人说她了不起。他们说她“可怜”，说她“命不好”，说她“跟她妈一样”。从来没有人说她“了不起”。
“谢谢。”她说。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摄影棚中间，手里端着托盘，灯从侧面照过来，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鼻尖那颗痣上。她站在那里，睁着漂亮的大眼睛，像一棵被风吹着的小树，根扎得很深。
潮子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她想起他说的话。“挺了不起的。”她的鼻子酸了一下。她把托盘端到厨房，把杯子洗干净，放回柜子里。然后她回到资料室，继续归档那些照片。
那天晚上，她躺在榻榻米上。她想起清源说的那些话。他的声音还在她耳朵里转，低低的，厚实的。她想，原来十七岁的男孩子可以长成这样。没有伤疤，没有被打过的痕迹，站在那里就知道自己是谁。她想起健一郎。他十七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也会像清源一样吗？不会。他是大海，大海不需要光。它自己就是深的。她把贝壳攥在手心里，翻了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