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福。”周德明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点光，“他后来...去了哪儿？”
“他去世了，今年三月。”
周德明点了点头，没有惊讶，也没有悲伤。八十四年了，他见过太多人离开。
“这表，”老人抚摸着表壳，声音断断续续，“不是他的。是...王师傅的。王师傅走的时候，托他保管。说...儿子长大了会来取。”
“王师傅是谁？”
“王明义。”周德明闭上眼睛，像是在努力回忆六十多年前的事，“五八年...厂里事故。锅炉爆炸。王师傅...没救过来。”
他顿了顿，睁开眼睛：“他有个儿子，刚满周岁。老家在苏北。王师傅走前，托小陈帮他保管这块表，说等儿子大了来滨江，就还给他。”
陈默握紧了怀表。
“后来呢？那个儿子来了吗？”
周德明摇了摇头，很慢很慢。
“不知道。小陈等了...很多年。我后来调去二车间，就不太见着他了。只知道他一直没成家，一直住在厂里。”他看向窗外，“退休了也不走，说怕人来了找不到他。”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像风中的烛火。
“这人...太认死理。”
陈默没有说话。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1958年到2024年，六十六年。
王明义的儿子，今年该六十七岁了。
他来过滨江吗？
他知道父亲有一块怀表，托一个叫陈有福的年轻人保管，等他来取吗？
他也许不知道。
也许知道，但来晚了。
也许...
陈默把怀表收回口袋，对周德明道了谢。
老人没应，依然望着窗外。花园里的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一片。
回到古今斋，天已经黑了。
老钱在二楼等着，面前摆着刚泡的茶。看到陈默上来，他没问结果，只是倒了一杯，推过来。
陈默坐下，喝了口茶。茶很烫，他含在嘴里，慢慢咽下去。
“查到了，表的主人叫王明义，五八年厂里事故去世，临终托陈有福保管这块表，等他儿子长大了来取。”
“他儿子呢？”
“还没找到。”陈默放下茶杯，“我只知道叫王建国，老家苏北，那年刚满周岁。”
老钱沉默了一会儿，起身从书架上翻出一本旧电话簿，翻了几页，推过来：“苏北那边的民政电话。”
陈默看了他一眼，拿起电话。
一个小时后，他联系上了苏北某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过了半小时，工作人员给他回电：确实有个叫王明义的，1958年在滨江棉纺厂因公殉职，档案里留有家属信息，妻子张秀英，儿子王建国。
“王建国，1963年随母亲改嫁迁往外地，户籍迁出。之后的记录，我们这里查不到。”
陈默放下电话。
线索断了。
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陈有福老人最后的日子，独居八年，无亲无友，守着三十七封家书和一块不属于自己的怀表。
他一定等了很多年。
等到老家的父亲去世，等到弟弟成家立业，等到棉纺厂倒闭，等到工友们一个个离开。
等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在等谁了。
只是那块表还在。
那个承诺还在。
“该还给他了。”
陈默睁开眼，从口袋里掏出怀表。
黄铜表壳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他轻轻按下表壳弹簧，表盖弹开，露出泛白的表盘和静止的指针。
三点十七分。
那是王明义死亡的时间，还是陈有福最后一次上发条的时间？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这六十六年的等待，该有个结果了。
“老钱，我想去苏北。”
老钱看着他，点了点头。
“明天出发。”
陈默出发去苏北那天，古玩街落了今冬第一场霜。
清晨六点，天色还没完全亮透，青石板路面泛着银白的寒光，踩上去有细微的脆响。
老钱把他送到火车站，没多说什么，只是从后备箱拎出个保温袋塞进他手里，里面装着几个刚出锅的肉包子，还有一壶滚烫的浓茶。
“苏北比这边冷，到了别省，该住店住店，该吃饭吃饭。”
陈默点点头，拎着保温袋进了站。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开了四个多小时，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楼群变成郊区的厂房，再变成成片的农田。
深冬的田野已经收割干净，留下一茬茬枯黄的稻秆，在灰白的天幕下像一排排沉默的碑。
中午十一点，列车抵达苏北平原上的这座县城。
陈默站在出站口，哈出的白气迅速消散在冷空气中。县城不大，火车站对面就是主干道，两边是五六层高的居民楼，外墙贴着褪色的瓷砖。街上人不多，大多是骑电动车的老头老太太，车筐里装着菜。
他拿出笔记本，翻到前一天晚上民政局工作人员提供的地址，那是王建国母亲张秀英改嫁前的老户籍地，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
“去柳河？”路边趴活的黑车司机探出头，打量着他这个外地人，“五十。”
陈默没还价，拉开车门坐进去。
柳河镇离县城二十公里，是典型的苏北小镇。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边是低矮的店铺，卖农资的、修自行车的、做白事的，招牌都旧得褪了色。
黑车司机把他扔在镇政府门口，收了钱扬长而去。
陈默站在门口，看着那扇掉了漆的铁门。他不知道王建国在不在这里，甚至不知道王建国还不在人世。
但这是唯一的线索。
镇政府值班室里，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正低头剥蒜。陈默隔着窗户说明来意，老头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放下蒜，慢吞吞站起身。
“王建国？六几年跟着娘改嫁来的那个？”老头记忆力比想象中好，或者这镇子太小，每个外来者都会被记住，“他娘嫁给了镇上的木匠老周，在桥东头住。王建国该是改姓周了吧？”
他领着陈默穿过主街，在桥东头一栋两层小楼前停下。楼是八十年代的风格，外墙的水刷石已经斑驳，二楼的窗户封着塑料布。
老头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
“周婶，有人找。”老头说。
老妇人疑惑地看着陈默，陈默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
“您认识这个吗？”
老妇人盯着那块表看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她会拒绝。然后她侧身让开了门。
“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