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是七月中旬寄到的。
那天张小五正在家里收拾旧书，准备把初三的课本和练习册整理出来，能卖的卖掉，能送的送人。他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从书架上拿下来，掸掉灰尘，分类码好。数学一摞，语文一摞，英语一摞，物理化学一摞。每一本都翻得起了毛边，每一本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看着那些字迹，想起了那些深夜里趴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日子，想起那些做不出来题急得抓头发、做出来高兴得想喊的日子。
楼下传来邮递员的声音：“张小五！挂号信！”
张小五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扔下手里的书，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跑下楼。楼梯的水泥地冰凉冰凉的，硌得脚底板生疼，但他顾不上这些。他冲到楼下，看见邮递员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张小五？”邮递员确认了一下。
“是我。”张小五伸出手，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邮递员把信封递给他，让他签了字，然后骑着电动车走了。张小五站在楼下，看着手里的信封。信封上印着“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字样，红色的，烫金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把信封翻过来，封口处盖着学校的公章，红色的印泥，压得很实。
他没有立刻拆开。他拿着信封，慢慢地走上楼，走进家门，坐在沙发上。张建国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油渍，看到那个信封，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来了？”他问。
“来了。”张小五说。
他用指甲轻轻地挑开封口，小心翼翼地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张纸，很厚的那种铜版纸，印着红色的边框和黑色的字体。最上面是“录取通知书”四个大字，下面是他的名字——“张小五同学”。再往下是一段话，大意是“经审核，你已被我校录取为2024级新生，请于9月1日持此通知书到校报到”。
张小五把那几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再读了一遍。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明白，但合在一起，就是觉得不真实。他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的。不是梦。他又掐了一下，还是疼的。
张建国走过来，从他手里拿过录取通知书，看了很久。他的眼神不好，要把纸拿得很远才能看清上面的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很慢，像一个小学生在读课文。念完之后，他把通知书放在茶几上，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小五，你给你妈打个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哑。
张小五拿起手机，拨了母亲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好像王秀兰一直守在手机旁边。
“妈，录取通知书到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尖叫，尖得张小五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一点。然后是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笑声，有哭声，有说话声，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他听见母亲在喊：“小五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美院附中！”旁边有人在说恭喜，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大声地问“真的假的”。
张小五握着手机，听着那些嘈杂的声音，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妈，你什么时候放假？我去看你。”他说。
“妈月底放假，你别来，路费太贵了。妈回去看你，妈请两天假。”王秀兰的声音又哭又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唱歌。
挂了电话，张小五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的录取通知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张纸上，那些红色的字和黑色的字都在发光。他伸出手，用手指轻轻地摸了摸那些字，凸起来的，有质感，像浮雕一样。
他把通知书举起来，对着光看。纸的背面有水印，是美院附中的校徽，一个抽象的图形，像一座山，又像一本书，又像一支画笔。他把这个画面记在心里，准备以后画下来。
张建国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儿子举着录取通知书对着光看的样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张小五还很小的时候，也是这么举着画纸对着光看，看自己画的金鱼有没有画对。那时候的张小五，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只会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画一些谁都看不懂的东西。现在的张小五，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了，他的手能画出让人惊叹的作品，他的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美，他的心能承受别人承受不了的重量。
“小五。”张建国说。
“嗯。”
“你长大了。”
张小五放下录取通知书，看着父亲。父亲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油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汗水。他看着父亲，忽然发现父亲的头发白了很多，两鬓几乎全白了，像落了一层霜。他的脸上多了很多皱纹，额头上、眼角边、嘴角旁，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沟壑，像干裂的土地。他的背更弯了，肩膀更塌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小了一圈。
“爸，你辛苦了。”张小五说。
张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但那个笑容很真，很亮，像是有一盏灯在那些沟壑深处亮了起来。
“爸不辛苦。爸高兴。”
那天晚上，张小五把那封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最后上面的字都能背下来了。他把通知书放在枕头底下，和那些画本放在一起，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他在想，九月一号，他就要去杭州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住一个陌生的宿舍，面对一群陌生的老师和同学。他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宿舍有没有空调，不知道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不知道老师严不严，不知道同学好不好相处。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那里有画室，有颜料，有画架，有画布。那里有他想要的一切。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是父亲洗的。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把他的床单被套枕巾洗一遍，洗得干干净净的，晒得蓬蓬松松的，有一股太阳的味道。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太阳的味道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呼出来。
“杭州，我来了。”他在心里说。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张小五过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升学的焦虑，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和背不完的单词。他终于可以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了，不用为了考试而画，不用为了比赛而画，不用为了任何人而画，只为了自己而画。
他画了很多画。画窗外的树，画楼下的猫，画巷口卖西瓜的大爷，画公交车上打瞌睡的女孩。他画得很随意，想画就画，不想画就不画，不像以前那样逼着自己每天必须画多少张。他发现，当画画不再是一件任务的时候，它变得更有趣了。他的线条更放松了，颜色更大胆了，构图更自由了。他不再担心画得不好，因为他知道，即使画得不好，也没关系。没有人会批评他，没有人会给他打分，没有人会用那些该死的标准去衡量他的作品。
周扬和陈雨桐经常来找他玩。他们骑着自行车，去河边钓鱼，去山上摘野果，去郊外的水库游泳。张小五以前很少出去玩，他的时间都被学习和画画占满了。现在他终于有时间了，他要补上这些年错过的快乐。
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去河边钓鱼。周扬带了三根鱼竿、一盒蚯蚓、一大袋零食。陈雨桐带了一本书、一顶遮阳帽、一瓶防晒霜。张小五带了他的画本和铅笔。他们在河边坐了一个下午，周扬钓上来三条小鱼，陈雨桐看了半本书，张小五画了十几幅速写——河边的芦苇，水面上飞过的白鹭，远处村庄的炊烟。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收好鱼竿，把小鱼放了生，把零食袋子收拾干净，然后坐在河堤上，看着夕阳把整条河染成了金红色。
“张小五，你去了杭州，还会回来吗？”周扬忽然问。
“当然会回来。”张小五说，“我爸还在这儿呢。”
“那你会想我们吗？”
“会。”
周扬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张小五。“送你的，离别礼物。”
张小五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手表。不是那种很贵的名牌表，是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黑色的表带，白色的表盘，数字很大，清晰易读。
“这是我自己攒钱买的，不贵，你别嫌弃。”周扬说，“你去了杭州，要看时间，不能迟到。画画的人，时间观念很重要。”
张小五把手表戴在手腕上，大小刚好。他看着表盘上跳动的数字，心里暖暖的。
“谢谢。”他说。
“谢什么谢。”周扬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回家吃饭，我妈做了红烧肉。”
陈雨桐也站起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张小五。“这是我送你的，你到杭州再看。”
张小五接过信封，摸了摸，里面像是几张纸，不厚，但很有质感。他把它夹在画本里，收进书包。
“好，我到杭州再看。”
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沿着河堤往回走。夕阳在他们身后慢慢沉下去，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紫色、粉色，像一幅巨大的油画。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清凉和稻田的清香。张小五骑着车，风吹起他的头发，他觉得整个人都是轻的，轻得像要飞起来。
八月中旬，王秀兰回来了。
她请了三天假，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南方的那座城市赶回来。她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张小五去火车站接她，在出站口等了好久，看着一拨一拨的人流从里面涌出来，有的拖着行李箱，有的背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搀着老人。
他看见母亲了。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扎了起来，脸上化了淡妆，看起来比上次年轻了一些。她手里拉着一个行李箱，肩上背着一个包，走得很快，眼睛一直在人群中搜索。
“妈！”张小五喊了一声，跑过去。
王秀兰看见他，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扔下行李箱，张开双臂，把张小五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五，小五，小五……”她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声音又哭又笑，像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
张小五被抱得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挣扎。他把脸埋在母亲的肩窝里，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洗衣粉、汗水、火车上的烟味，还有一点点香水的味道。这个味道让他觉得安心，觉得温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怕的。
“妈，你瘦了。”他说。
“妈减肥呢。”王秀兰松开他，双手捧着他的脸，左看右看，“你倒是胖了一点，脸上有点肉了。是不是你爸给你做好吃的了？”
“嗯，我爸天天给我做红烧肉。”
“你爸会做红烧肉？他以前连鸡蛋都不会煎。”
“他学的。我教他的。”
王秀兰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擦了擦眼角，拉起行李箱，牵着张小五的手，走出火车站。
出租车在清晨的街道上行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一片迷离的光。王秀兰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景，沉默了很久。
“北城变了。”她说。
“没变，还是老样子。”张小五说，“你太久没回来了。”
王秀兰没有再说话。她看着窗外，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弯着的。
到家的时候，张建国已经做好了早饭。粥、馒头、煮鸡蛋、咸菜、还有一盘切好的西瓜。他站在门口，看着王秀兰从楼梯口走上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高兴，有紧张，有不好意思，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回来了？”他说。
“回来了。”王秀兰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移开了目光。张小五看着他们，觉得好笑，又觉得心酸。这两个人，曾经是夫妻，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有了他，然后分开了八年。八年的时间，足够让最熟悉的人变得陌生。但那种陌生只是表面的，在内心深处，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
“进屋吧，饭好了。”张建国侧过身，让王秀兰进去。
王秀兰拉着行李箱走进屋，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子还是那个样子，掉了墙皮的墙，有裂纹的茶几，弹簧坏掉的沙发，快死了但没死的绿萝，还有那扇用绳子系着的窗户。她看着这些，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掉了下来。
“你也不收拾收拾。”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声音有点哽咽。
“收拾了。”张建国说，“昨天刚收拾的。”
王秀兰没再说什么，放下行李箱，去卫生间洗了手，然后坐到桌边，端起粥碗。粥是小米粥，熬得很稠，上面飘着一层米油。她喝了一口，觉得这粥里有家的味道，有她缺失了八年的、怎么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那三天，是张小五记忆里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住在他房间，他睡客厅的沙发。白天，母亲和父亲一起做饭，一起收拾屋子，一起看电视。他们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很自然，像从来没有分开过。有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件小事拌嘴——比如盐放多了还是少了，比如西瓜应该切成片还是切成块——但拌完之后，又会不约而同地笑出来。
张小五看着他们，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不奢望他们复婚，也不奢望母亲留下来。他知道，母亲在南方有工作，有她自己的生活。他能做的，只是珍惜这三天，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刻在心里。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这是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以前也拍过，但那是张小五很小的时候，拍完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那张照片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一次，他们特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张建国穿的是王秀兰织的那件深蓝色毛衣，虽然是大夏天，但他坚持要穿，说不穿浪费了。王秀兰穿的是那条碎花裙子，头发披着，化了淡妆。张小五穿的是校服，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虽然他已经上高中了，但他说这是他的战袍，穿着它拍照最有意义。
摄影师是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很温柔。他让他们坐在一个布景前，布景是一片假的花园，有假的花、假的树、假的天空。他调整了一下灯光，举起相机，说：“来，看这里，笑一笑。”
张小五笑了。王秀兰笑了。张建国也笑了，虽然笑得有点僵硬，但他的眼睛是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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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快门的声音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
“好了。”摄影师说，“三天后来取照片。”
他们交了钱，走出了照相馆。外面阳光很好，照得整条街都是亮的。张小五走在中间，左边是父亲，右边是母亲。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三个人连在一起，像一座小小的山。
第三天下午，王秀兰要走了。
张小五送她去火车站。这一次，张建国没有来，他说他有点不舒服，但张小五知道他不是不舒服，是不敢来。他怕自己来了会忍不住，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
候车室里，王秀兰拉着张小五的手，说了很多话。说到了杭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天冷要多穿衣服，别熬夜，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说要听老师的话，跟同学好好相处，别跟人吵架。说每个月的钱会按时打过来，不够了就打电话，别不好意思说。说放假了就回来，妈也回来，咱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吃饭。
张小五一一应了，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妈，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他说，“别太累了，别老加班，别老吃泡面。”
“妈知道。”王秀兰摸了摸他的头，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小五，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但你是妈最大的骄傲。比什么都大。”
张小五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使劲憋着，憋得眼睛都红了，但没有让它们流出来。
广播响了。王秀兰站起来，拿起行李，抱了抱张小五，然后转身走向检票口。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过头，朝张小五挥了挥手。
“好好学习！”她喊。
“好！”张小五喊。
王秀兰转过身，走进了检票口。她的背影在人流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拐角处。张小五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拐角，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出了候车室。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也许是离别，也许是希望，也许两者都有。
八月三十一日，出发前夜。
张小五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一个行李箱，一个书包，一个画筒。行李箱里装着衣服、鞋子、洗漱用品，还有母亲织的那件深蓝色毛衣。书包里装着课本、笔记本、文具，还有周扬送的手表和陈雨桐送的信。画筒里装着画本、铅笔、颜料，还有那些他舍不得留下的画。
他把录取通知书放在书包的最里层，和身份证、户口本放在一起。他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落下任何东西，然后拉好拉链，把书包放在门口。
张建国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电视开着，但他的眼睛没有看屏幕。他看着张小五忙来忙去，看着他把这个装进去把那个拿出来，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行李，看着他像一只即将离巢的小鸟，在巢穴里做最后的准备。
“小五，你来。”他说。
张小五走过去，在父亲旁边坐下。
张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红色的布包，很小，比麻将牌大不了多少。他把布包放在张小五手心里。
“这是什么？”
“平安符。你妈上次来的时候给我的，说她求了两个，一个给你，一个给我。”张建国的声音很轻，“我的这个，我戴了这么久，灵了。你的那个，你带去杭州，戴在身上，别摘。”
张小五看着手心里的红色布包，上面绣着一个“福”字，针脚不太整齐，但每一针都很用力，像是怕它散开。他把布包贴在胸口，感觉到里面有硬硬的东西，也许是符，也许是别的什么。
“爸，你留着吧。我那个已经有了。”张小五想把布包还回去。
“你那个是你妈给你的，这个是我给你的。”张建国按住他的手，“两个都戴上，双倍的保佑。”
张小五没有再推辞。他把那个红色的布包戴在脖子上，和母亲给的那个并排贴着胸口。两个小小的布包，一颗是母亲的温度，一颗是父亲的心意，它们贴着他的皮肤，随着他的心跳一起一伏。
“爸，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家，要好好吃饭，好好吃药，按时去医院复查。”张小五说，声音有点哑，“别舍不得花钱，没钱了给我说，我想办法。”
“爸知道。”张建国说，“你别操心爸，好好读书。画画这条路不好走，但你走了，就要走到底。别回头。”
张小五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子俩坐在沙发上，聊了很久。聊张小五小时候的事，聊他第一次画画的事，聊他得奖的事，聊他考上美院附中的事。他们聊着聊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沉默了，沉默着沉默着就红了眼眶。
最后，张建国说了一句让张小五记一辈子的话。
“小五，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但爸有你这个儿子，是爸最大的福气。”
张小五没有说话。他靠在父亲的肩膀上，闭上眼睛。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挂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梢上，像一个巨大的银盘子。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银白色的线，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沙发脚下，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九月一日，杭州。
张小五起了个大早。他穿上了那件白衬衫和蓝裤子——校服，他的战袍。他把两个平安符都戴在脖子上，塞进衬衫里面，贴着胸口。他戴上手表，黑色的表带，白色的表盘，数字很大。他把画筒背在肩上，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背着书包，走到门口。
张建国站在门口，帮他理了理衣领，把围巾围好。虽然是九月，但北方的早晨已经有了一丝凉意。
“爸，我走了。”张小五说。
“走吧。”张建国说，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即将送别儿子的父亲。
张小五转过身，走出了门。他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每下一层，他的心就轻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飞走了，飞向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走出单元门，走到楼下。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还是绿的，在晨风里沙沙作响。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花坛边上，舔着爪子，看见他，“喵呜”了一声。
张小五朝它挥了挥手。
“我走了。”他说，“你在家好好的。”
橘猫看了他一眼，打了个哈欠，继续舔爪子。
张小五笑了。他转过身，拉着行李箱，走出了巷子。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过头。六楼的窗户开着，父亲站在窗前，正在往下看。他看见张小五回头，朝他挥了挥手。
张小五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走进了晨光里。
阳光很好，照在整条街上，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色。他走在金色的光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巨人。他走得很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因为他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杭州，是美院附中，是画室，是颜料，是画架，是画布。是他想要的一切。
火车站在前方，像一个巨大的、张开双臂的拥抱。
张小五深吸一口气，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