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种谔离世的这年四月，北宋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星辰也紧跟着黯然坠落，此人便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恕我直言，如果要拿政治上的成就和作为来说，曾巩应该在唐宋八大家里面排名倒数第二，排末尾的自然毫无悬念的应该是苏老爹。但是，因为有两个儿子的加持，苏老爹的名气其实还要比曾巩更大一些，也就是说这个曾巩应该是八大家里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位。现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有人提问曾巩的代表作是什么，这个问题估计鲜有人能答得上来，但曾巩之才就如苏洵那般全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且是实用性很强的干货。用今天的话来说，曾巩是实力派，而王安石、苏轼则是实力和偶像派兼顾。
我们这里要弄明白的一点是所谓的“唐宋八大家”指的是什么？这个说法被后世广为流传是源于明代文学家茅坤所编撰的一本名为《八大家文钞》的散文集，这里面的散文全部出自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手。换言之，这八个人其实不是什么网红诗人或词人，也不是什么网红书法家或书画家，而是以文章见长的散文家。如此一来，这就成了一个集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话题，作为实力派的曾巩在这方面的造诣绝对不输于其他七人，而他之所以没能在后世名满天下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件网红的外衣。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要想成为名噪一时的网红必须像苏轼那样才艺双绝，要么就得像王安石那样不但胸怀大才而且还是当朝的顶级高官，或者如韩愈、欧阳修那样善于制造热门和劲爆的话题总是行走在时代顶流的潮头，可曾巩在这方面偏偏是一个性格内敛锋芒尽藏的人。
客观地说，曾巩也确实不善于诗词，也不像苏轼那样精于书笔字画，更不如王安石那般深于经义。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古文运动旗手，曾巩的散文（记事、策论、杂谈）水平虽然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谓行中翘楚，但散文写得再好也不如苏、王二人的诗词那般朗朗上口且人人争相传唱，也比不了书法字画那般让人流连于双目所及继而渐忘这世事无常，曾巩的大名和才华只能在学术界才得以闪耀。既然选择安心做一个低调的学术界扛把子，这也就注定了曾巩只能名噪于当世却无法如苏轼和王安石这般名动千秋。
说一个不算太冷的冷知识。唐宋八大家里的宋六家三人来自四川，而另外三人则全部出自江西，这三人当中的曾巩和王安石更是江西抚州的同乡。不过，曾巩和王安石的人生命运和轨迹却是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曾巩的家庭环境。
王安石二十出头便高中进士榜第四名，但只比他年长三岁的曾巩直到年近不惑之年才与苏氏兄弟同科中榜。曾巩屡试不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善诗词和应举时文，而在他二十八岁那年由于父亲的去世又让他不得不担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要知道曾巩此时可是还有一个继母、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需要他照养。搁在如今这足以让一个不满三十的人瞬间感到崩溃，可曾巩毅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这一扛可就扛了长达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曾巩并未就此在世俗的蝇营狗苟中沉沦，他一面赚钱养家一面亲自教导弟妹的学习，他自己也在文学造诣上日益精进。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有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虽然是刘禹锡在抒发他自己的心境和际遇，但我觉得这些话用在返乡养家的曾巩身上也是非常贴切。曾巩这时候虽然身居“陋室”，但这陋室却是彩云环衬紫气萦绕。
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曾巩一直都在京城师从欧阳修的门下，这也让本就年少成名的他在京城的文学界盛名日隆，甚至连范仲淹和杜衍这种当朝的两府大臣也因为文学而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老师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朝副宰相和枢密使与自己还是文友，名动京师的国之英才王安石以及前宰相吕夷简的公子吕公着与自己更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拥有如此强大的人脉，以曾巩的才学他本可以经人举荐轻而易举地谋得一官半职，可他没有这样做，更耻于这样做，他才是那个时代里最为孟子所推崇的那种具有铮铮风骨的文人。
返乡之后的曾巩依然与京城的文化和政界名流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作为大宋文化中心的开封虽然早已没有了曾巩的身影，可京城依然不断有他的传说。刘禹锡在被贬期间说自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其实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但这话放在曾巩的身上却是恰如其分。简单说，曾巩把我们想象中的鸡飞狗跳活成了一份精致和从容，话虽如此，但这个中心酸与艰难唯有曾巩最有体会。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你曾巩不过就是一个连科考都过不了关且家里也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而且你现在年过三十却连媳妇儿都还没娶，你凭什么就能谈笑有鸿儒且又往来无白丁？于是乎，有关曾巩的一些中伤和讹传就开始从京城向四面八方散播开来。没错，你没看错，这些中伤和流言是从京城里面传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京城里有人不希望曾巩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京城。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面对这些传言，京城里有人真的信以为真，比如说吕公着，有的却是勃然大怒，比如说王安石。
生性率直的王安石特意写诗一首宽慰曾巩并为以此其高调站台，此即王安石的那篇《赠曾子固》：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王安石这首诗里最后一句里的这个“班”特指班固，“扬”则是指汉代的儒学和文学宗师、更是被后来的儒家子弟奉为圣贤的扬雄，此二人皆以善赋而在后世文坛光耀千古。整首诗首先高度肯定了曾巩的文学成就，随后又对曾巩的德行进行了赞扬并斥责了那些诽谤曾巩的小人，但王安石最后这一句才是亮点，他说曾巩即使终生未能出头以至贫贱而死，但他死后的声名和历史地位却能和班固、扬雄相提并论。
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可谓高至极矣，而曾巩能被一代散文大家如此赞誉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的文学功底和地位已经到了何种的高度。除了王安石，后来与曾巩同科中榜的另一位散文大家兼超级网红苏轼也对曾巩评价甚高，他在曾巩后来外任越州为官时也写了一首诗赠与曾巩——《送曾子固悴越得燕字》，诗中有言：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能够被王安石和苏轼这二人都对其以“曾子”相称，我们这里还需在文学造诣上再为曾巩多言吗？
在家乡沉淀十年之后，曾巩在三十八岁这年与自己的两个弟弟曾牟和曾布一同考中进士，一代文学宗师的人生总算是拨开云雾见朝阳。当然，这其实还得感谢曾巩的恩师欧阳修，如果这次的科考主考官另有其人，曾巩的命运犹未可知。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曾巩先是在地方任职，一年之后就被欧阳修举荐担任馆阁校勘和秘阁校理之类的两制预备官，而这十年的打磨和历练也让曾巩成为了唐宋八大家里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家。正是由于他的精心收集和整理才让《战国策》和《说苑》这两部古书得以相对完整地流传后世，而唐代第一才子李白的作品集《李太白集》也是由他参与校勘而成，但曾巩在史学上最重大的贡献则是他校订了唐朝的律书《唐令》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三部南朝史书，也就是流传于今的《南齐书》《梁书》《陈书》。
公元1069年，熙宁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当自己的弟弟曾布开始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就此在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央崭露头角时，作为欧阳修的嫡传弟子、作为王安石多年的好友，曾巩似乎应该从此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曾巩虽然也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但在方式和方法上他俩各执己见。曾巩主张变法应该先教化民众，然后进行试点，最后才是颁布法令予以全面实施，但这在王安石看来这简直就是太过理想主义的腐儒思维。别的不说，单是司马光之辈就足以让王安石用尽一生去教化也未必能成功。这其中的是非对错我们不予置评，结果就是王安石和曾巩谁也说服不了谁。作为至交，作为以君子之道践行人生的忠实儒家子弟，曾、王二人不但没有因此而反目成仇，甚至连一个字的恶语也没有吐露，这一点同为王安石好友的司马光和吕公着都没有做到，但曾巩做到了。
为了避免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加剧，也是为了能让彼此间的情谊能够继续维持，曾巩主动上疏请求外任。于是，这就有了曾巩前往越州为官的事，而苏轼也正是因此而写了他的那一首《送曾子固悴越得燕字》。
话说神宗当初本来准备对曾巩予以重用，但在征求吕公着的意见时，同为王安石早年好友的吕公着对曾巩做了这样的一番评价：“曾巩这人不适合混迹于人情世故的官场，但主政一方倒也还行，可曾巩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是他的文章写得好。”
一言蔽之，曾巩是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人才，让他当个参谋或市长足可胜任，但要对其委以朝廷政务却值得商榷。按照史书的说法，神宗正是因为吕公着的这番话而没有对曾巩另行重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公着其实还是看人很准，至少准了一半。外放越州后，曾巩再次开启了人生的又一个长达十年的旅程。在主政地方的这十年里，曾巩先后在越州、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担任地方长官，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治理地方的干吏且深受各地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曾巩虽然在变法上和王安石有分歧，但他并不像范纯仁、富弼和司马光那样在地方上对新法的施行阳奉阴违小动作不断。作为地方官，新法的每条法令他都照准施行，而对于新法当中的某些过激的条令，曾巩在不违背新法整体意志的前提下适当做出了一些温和性的微调从而保障了新法的顺利施行。某些民间野史说曾巩自从外任之后就和王安石老死不相往来，但事实上这两人终其各自的余生都情谊未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二人才是真正地诠释了何为君子之交。
转眼间，曾巩已步入花甲之年，公元1080年他被神宗下诏留京担任三班院勾判。此时的曾巩早已在文学和史学界奠定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神宗也因此而有意让其编修国史，可曾巩以自己年老恐有负圣意为由予以推辞，他甚至还辞掉了神宗委任他担任御用笔杆子（中书舍人）的诏命。
半年之后，曾巩的继母于开封去世，他也依制解职护送灵柩回家守丧。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在回乡途中本就重病在身的曾巩行至江宁府时再也无法继续前行。此时身在江宁府隐居的王安石特意乘舟前来探望自己的这位故交，可曾巩这时却只能与其四目相对而无法彼此言语。没过多久，曾巩就在继母过世半年之后的公元1083年4月30日于江宁府魂归故里，终年六十四岁。
回首四十六年前，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曾巩在京城与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初次结识， 彼时的二人一见如故并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君子相知之谊，当初这二人可能都不会想到他们之间的这段情谊竟能在四十六年后划上一个如此圆满的句号。在曾巩最后那渐趋迷离缥缈的双眸之间，立于床榻之前的王安石或许也会如当年初见曾巩时那般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惊叹：好一个鲜衣怒马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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