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一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像往常上学时的每个周末一样，独自卸完两轮人力车上的砖块后，总会回到建筑工地上的石棉瓦简易房里喝一瓢凉水。那天喝完水走出简易房时，我顺便瞟了一眼挂在铁皮门上的日历——农历六月十四，中伏，宜结婚、出行、搬家。
用两轮人力车从砖窑厂往工地搬运砖块，自装自卸，每块砖能挣两分钱。搬运的来回距离大约六公里，路面坑洼不平，是红色泥土混着零星碎石铺成的。装满一车砖有130块，拉一趟能挣2.6元。要是天气晴朗，我从早干到太阳落山能拉4车。那条崎岖的路我早已熟稔，毕竟整个高一的所有周末，我都在从砖窑厂往不同工地运砖。
在繁华的鲁亮县城，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气，没别的可以指望；我不能失去的只有自己的生命，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像骡马般气喘吁吁地拉完两车砖。走出简易房重新拉起人力车，顶着炎炎烈日再次离开工地时，东南方的天空乌云滚滚，浓密的云层间交织着白亮的闪电。强劲的东南风裹着雨腥味，在地上卷起碎屑尘土，在微凉的空气里盘旋扭曲，升腾四散。
我抬头看了眼黑压压的云团，犹豫了一下，但很快打消了休息的念头。
于是我一路小跑赶到砖窑厂，刚装满一车砖准备往回走，狂风骤然停了呼啸，原本横飞的柳条倏地垂了下来。忽然，震耳欲聋的惊雷仿佛在头顶炸裂，耀眼的闪电猛地抽打在周围地面，炫目的强光一道接一道，晃得我眼花缭乱、视线模糊。
拉着满车砖刚走出砖窑厂，迎面又刮来一阵急促的东南风，风里夹着豆大的雨粒，像断了线的珠帘从暗沉的天空倾泻而下。
路面瞬间腾起灰尘与雨滴混合的烟雾，混沌的雾气迅速笼罩一切，天地间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千万道雨流像箭一样射向周围农田，发出震耳的巨响。硕大的雨滴砸得我头顶“啪啪”响，眼冒金星，雨水顺着脑门像瀑布般流下，眼前一片模糊眩晕。哗啦啦的白茫茫水流开始在地面四处奔涌，我根本分不清哪里是相对平坦的路面，哪边是回工地的方向，只能低着头眯起眼睛，凭着辨认或猜测的车辙痕迹，沿着若有若无的印记，用尽全身力气抖索着往前拽车柄。车轮像被胶水粘住似的难以滚动，红泥土路面在雨水浸泡下变得异常松软泥泞，人力车缓缓移动时总在左右打滑。每艰难前行几十米，快要烧起来的肺和几乎蹦出的心脏就迫使我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喘息。
狭窄路面的高处，倾盆大雨下快速冒出无数条红色水流，借着重力加速往低洼处涌泄，在相对狭窄的斜坡处迅速汇聚成一条铺满路面的汹涌激流，混着洪水、泥沙、垃圾和枯枝碎屑。
我孤单地站在狂风骤雨里，澎湃的洪水已淹到小腿。密集的雨粒猛烈敲打着我昏沉的脑袋、冰冷的后背和酸痛的手臂，湿黏的衣服裤子缠裹着麻木的身躯，不知何时滑落的鞋子被水冲走了一只。雨里、水里、风里、雾里，我看不清回工地的方向，也辨不出地面的车辙。
我像被这繁华世界遗弃在荒原的孤儿，在痛苦挣扎中无助又孤单，脑海一片空白，只有胸口呼出的那口热气，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我不知道在狂风暴雨里待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通明的路灯和闪烁的霓虹已经点亮，染红了鲁亮县城喧嚣繁华的上空。
天马上就要黑了，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车砖运回去。要是遗弃在半路，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是我能承担的。
我不顾一切地挣扎，不顾一切地拼命向前，深一脚深一脚，我拼尽全力将人力车一寸寸、一步步、一米米地往前拽，往前挪。暴雨里被淋湿的车砖异常沉重，洪水的阻力、双轮不规则的侧向滑动，让我手臂的疼痛如锥心刺骨，双腿的酸麻似扒皮抽筋。
在那条三公里左右、满是泥泞与洪水的路上，我几步一小歇，十几步一大歇。记不清多少次滑跪在淤泥里，多少次摔倒在洪水里，多少次咬牙跪着站起来继续前进。我像极了一条饥寒困乏、孤单无助、快要死去的丧家犬。
在虚脱的挣扎中，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直到晚上十点我才回到工地。走进石棉瓦简易房时，我哆嗦得像严冬腊月里随时会被寒风卷落的枯叶。我异常艰难地脱下仍在滴水的衣裤，迎面扑卧在僵硬的木板床上，软绵的双臂向后伸直，渗着鲜血的掌心朝上。在持续的高烧里，迷迷糊糊的昏睡中，我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一夜。
那年暑假，我搬砖理论上挣了数百元，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曾经我非常恨那个包工头，也恨那个拿公文包的领导。但后来发现，带着仇恨生活只会很累很辛苦。有时候理解、原谅与包容他人，其实是放过自己、宽恕自己、让自己快乐。人活着不是为了仇恨、控诉或抱怨，而是为了追逐心中的美好与发自内心的热爱。对喜与悲泰然处之，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美和爱与世界和平相处。
有时候能吃饱饭，对有些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事。有多少人为了吃饭，付出了全部努力；有多少人为了吃饭，放下了所有人格与尊严；又有多少人为了吃好饭，不惜把良知卖给魔鬼。
上初中时，大部分同学都来自附近十几公里的山村，家庭条件差不多，没太多差异。可到几十公里外的鲁亮县城上高中，面对穿着光鲜亮丽、干净整洁的县城同学，我还穿着母亲用破布针线纳的千层底布鞋，衣裤补丁叠着补丁，显得格外惹眼、寒酸潦倒。如果三年初中最清晰的记忆是又冷又饿，那高一最深刻的记忆不仅是又冷又饿，还多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我在同学眼里像个衣衫褴褛的“怪物”。记得有一次，我从校门口垃圾桶捡到一双别人丢弃的翻毛皮鞋，结果不仅被同学嘲笑，还有几名男生夺下我穿在脚上的鞋，在教室里当足球踢。
高二开学时，我辍学了。
经一位女同学介绍，我去给姓雷的屠夫做帮工兼学徒。他身边的人常叫他雷叔，雷叔48岁，浓眉阔鼻，沉默寡言，眼睛却炯炯有神。干枯瘦弱的手总在微微颤抖，常年穿一双高筒水鞋，戴一副洗得发白的袖套。
每天凌晨四点，他总能准时起床，先轻声准备好杀猪的器具，再叫醒我，一起到鲁亮县城东门街菜市场旁的临时猪圈。他用一只黝黑锋利的钢钩，熟练钩住猪肉贩子指定的猪脖子。猪吃痛挣扎几下，发现越挣扎越疼，便慢慢不再动弹，只是仍撕心裂肺地嚎叫。
雷叔在前用钩子拖猪，我在后推猪屁股，合力把猪赶到沸腾的大铁锅旁。雷叔从桌上拿起锋利的屠刀，用力提了提钩子，露出猪脖子下方的胸腔，选准正对心脏的位置，将屠刀直刺进去，直没刀柄。他用脚把接猪血的盆踢到刀柄正下方，顺势抽出屠刀，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流入放了食盐的盆中。随着猪的嚎叫声减弱，血流枯竭，猪不再挣扎，软绵绵斜躺在大锅边。几个卖肉小贩围上来，揪耳朵、薅尾巴、抬四肢，七手八脚把猪抬进大锅，烫皮、刮毛、洗净，抬上案板等雷叔去头、去颈、开膛破肚，分割成四大块搬入菜市场，准备迎接早客。
每一头被贩卖到这里的猪，都将经历着完全相同的流程：一样的惊慌失措，一样的徒劳挣扎，一样的绝命哀嚎，最终落得一样被分食的结局。其实这与我们的人生，在某些层面有着相似的逻辑与循环。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拥有更多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能够客观冷静地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拥有深刻的思想情感意识，以及丰富的经历与体验。
当东方开始泛白，太阳升起时，我蹬着三轮车把雷叔割下的十几个猪头运到他的卤肉铺后堂，随即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先用开水烫刮去毛，再用烧红的铁棍烫烙去除缝隙里的绒毛，将表皮刮白洗净后把整个猪头煮熟；接着用斧头从中间破开，一分为二，去骨洗净；然后按猪耳朵、猪脸、舌头、拱嘴等部位分割，再次洗净并去除舌衣、鼻腔黏膜等；最后加入卤味作料烹煮入味着色，再次分割整理后上架等候出售。
每次目睹雷叔杀猪的过程，我总会生出于心不忍的难受与痛楚。猪垂死的绝命哀嚎灌入耳朵，总会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常常让我彻夜难眠，甚至有时会联想到哥哥和奶奶去世时的种种画面。
雷叔究竟因何成为屠夫？看他的言谈举止，以及对生命的思考与见解，绝不应该只是徘徊在杀戮与鲜血中的一介莽夫，而应是曾与命运不屈抗争、久经风霜的勇者。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雷叔坐在卤肉店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我挨着他肩并肩坐下。看着他黝黑沧桑的脸庞，我好奇地问：“雷叔，您年轻时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从事屠夫这个职业？”
雷叔似乎有些诧异地扭头看我，沉默半晌后，表情微微染上悲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缓缓说：“1960年，我11岁，父亲饿死了。为了活下去，我和母亲、妹妹常常由我独自到深山里捕捉动物回来充饥。有一次，我抓住一条蛇正准备带回家时，碰巧被人民公社的社长看到，社长说公社正好缺个胆大的屠夫，我便成了为公社服务、专门宰鸡杀猪的小屠夫。
1968年，我有个远房表叔在台湾，受此牵连，全家被划为境外敌对势力的间谍走狗阶级。母亲和妹妹受不了整天被批斗凌辱的痛苦，在一个深夜里，母亲用绳子绑着妹妹一起投河自杀了。直到1976年，我才结束白天干活、晚上跪着或被吊着上思想道德教育课的日子。恢复自由后，我白天下地耕种，晚上给村里及附近村庄的人提供宰鸡杀猪服务。1991年，一个猪贩子邀请我到这里，每天固定帮他杀猪，猪头作为我的工资报酬，我便一直做到现在。当初因为出身不好、无父无母，又是社会声誉不佳的屠夫，没有姑娘愿意嫁给我。一晃就光棍到快50岁，现在就更不可能找媳妇了。有时候，一个人年过35岁，如果餐桌上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该赶紧去厨房看看——自己可能不在菜单上，就在下水道里。”
雷叔带着些内心不平的感叹继续补充：“有时人类最大的不幸与悲哀，是没有道德底线或敬畏之心的人，整天给有思想、有道德底线的人上道德课；不创造价值、不劳而获的人，整天吵着要为靠劳动养活自己和他人的人‘服务’，还强行要求那些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感谢他们这些劳动少或不劳而获的人。”
说完，他扭头侧身背对着我，呆呆望着货架上一块棕红色的猪拱嘴，默不作声。良久，他转过身岔开话题，声音有些干涩地对我说：“其实我们宰鸡杀猪并不可怕，也不算非常残忍。真正可怕与残忍的是人害人、人杀人，甚至人吃人。你看看历史上那些惨绝人寰的酷刑：活生生的人要被千刀万剐，灭绝人性地折磨七天之久，还不能让受刑者轻易死去，同时要求受刑者的同僚、族人、亲人、朋友到现场观刑——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毛发倒竖。旁边围观的群众，不仅鼓掌欢呼、呐喊助威，还争相出钱向刽子手购买刚剐下的人肉食用。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许多我们的同类、我们的同胞，死得竟不如鸡猪直接、不如鸡猪痛快？”
两个月后，雷叔突然递给我五百元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心慈手软，也不喜欢血腥味，将来成不了好屠夫。你还年轻，我介绍你去一家石材厂，学门雕刻手艺吧！”
我默默接过每张都沾着油渍与肉腥味的钞票，欲言又止，最终在愕然与感激中轻轻说了声“谢谢”。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鲁亮县城东南城郊公路边，雷叔介绍的露天石材厂。
厂门两旁整齐排列着一尊尊青石灰岩圆雕的狮子，威武雄壮、气势凌人。有的高达数米，有的仅几十公分，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活灵活现。
一排排即将交付的花岗岩墓碑静静立在正对大门的空地上。碑檐以浮雕与绘画结合的手法，清晰呈现龙凤呈祥或双龙戏珠图；中下部分用线雕与沉雕相融的技法，刻着碑的抬头、正文与落款；边沿则以写意、重叠、阴影的绘画手法，描摹日月神兽图案与高山流水花纹；四周轮廓辅以粗细深浅不一的柔美线条，将整块墓碑营造出浓郁的艺术感与厚重的古朴感。
我四处搜寻，走到墓碑群后的石屋门口，见屋内几个浑身沾着石灰的中年男人围坐抽着水烟筒。我轻轻敲了两下本就开着的门，微笑着走进，看向其中一个正上下打量我的络腮胡中年男人问道：“您好！请问李宝见师傅在吗？我是雷叔介绍来的。”
络腮胡男人扭头望向角落抽旱烟斗、蓬头垢面的瘦弱老者，说：“李师傅，您要收的关门弟子来了！”
李师傅闻言并未起身，依旧自顾自“吧嗒吧嗒”抽着烟斗，只抬手指了指旁边的石凳示意我坐下。他仔细抽完烟斗里的旱烟，清理干净后用黄色丝布包好，谨慎地塞进制衣兜，随即用锐利的目光审视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沉声说：“雕刻是创造生命的艺术！最精美的作品，必然经匠人最久打磨、最多凿击，因此雕刻既辛苦又需极强耐心。学习雕刻要持之以恒，重复再重复，直到你刻出的东西有了让人爱不释手的凹凸曲线，才算真正达到美的境界，成为艺术品。”
李师傅轻咳几声，语重心长地补充：“听老雷说你学东西快、一点就通，我才想收你做关门徒弟，不然不会跟你讲这些高深的道理。”
“跟我来吧！先看我雕一头小石狮子，再从墨斗打线、切割、打平、刻斜线这些基础活儿学起。”李师傅说着起身走出石屋，带我来到一块毫无狮子轮廓的青石灰岩旁。
“雕刻是以刀钻代笔、以形意写神，需用心与作品交流，在方寸间刻出大千世界，要有极高专注力、超强耐心与闪现的灵感。雕刻师的作品不只是商品，更倾注了意念与心血，记载着雕刻时的喜怒哀乐、情感走向与内心世界。”李师傅讲完雕刻艺术，又介绍了工具用法、手法及注意事项，随后拿起小锤与钢钻，专心致志地雕刻起来。
一块普通的青石灰岩，在他轻盈流畅的钢钻雕琢下，冰冷坚硬的石块缓缓化作一头栩栩如生的小石狮子，仿佛一个全新生命以优雅姿态被创生。它似被造物主灵魂附体，将天地间狮子的灵气凝聚在矫捷的钻尖上——不怒自威的眉眼、高耸的鼻梁、随风飘扬的鬃毛……毛发、微微翕动的嘴唇……均行云流水般跃然于石块之上。
“石狮子并不好卖，很多雕刻好的成品常年只能摆在这里做展示。你们鲁亮县还是墓碑最畅销，无论多贵多大的墓碑都有人买。要想多挣钱，就得天天雕刻墓碑才行。”李师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向我介绍石材厂的销售情况时，才将沉浸在狮子昂首阔步姿态中的我唤醒。
鲁亮县城及周边的传统葬礼，向来盛大、隆重且阔气。
许多年迈老人在世时，儿女们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甚至为了利益反目成仇。可一旦老人去世，各路孝子孝女便迅速蜂拥而至，哭天抢地，视金钱如粪土，不惜一切争相操办丧事。仿佛非要让“外人”或亲戚朋友由衷感叹：“这老人能办这么宏大奢华的葬礼，这辈子值了！这家人真有钱有势，子孙也真孝顺！”
灵堂必须扎得高大威武、张灯结彩，尽显雍容华贵。牵牛赶猪、杀鸡宰羊，贡品得是大鱼大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庄重的哀乐、撕心裂肺的哭嚎录音，要用最大功率的音响从黎明反复播放到深夜。有的还设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席，不管认不认识、熟不熟悉，只要听闻或路过的人都是客，一律好酒好肉款待。
出殡那天，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沿途马路两边早早挤满观礼人群，空气中弥漫着节日般的喜庆。男女老少欢声笑语、交头接耳，翘首等候送葬队伍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两辆装甲战车模样的礼炮车，紧随其后的是彩旗飘飘的黑色轿车方队；载满音响的皮卡车方队用最大音量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劲爆流行歌曲；后面跟着露大腿露肚脐、不停扭腰的摩登女郎方队；浓妆艳抹、嘴唇鲜红的大妈方队晃动着五彩扇子，跳着与音乐节奏不协调的广场舞，缓步跟在摩登女郎身后；大妈方队之后是远方亲戚朋友组成的观礼方队，他们手拿肩扛纸糊的牛马、电器、家具、豪华汽车，还有银白色滚龙、金黄色吊钱和五彩花圈；再后面是身穿黑白长袍、手持铜铃的风水先生团队，撒纸钱的引路人，挑烟花爆竹的挑夫，以及负责燃放的炮手团队；车顶装满音响的黑色越野车方队压轴登场，车上载着几个手持话筒、哭得伤心欲绝的职业哭丧人；最后是装着逝者的黑色棺材，以及披麻戴孝、一片雪白的逝者家属方队。
送葬队伍所过之处，交通中断，喧嚣吵闹，烟雾弥漫，满地碎屑垃圾，一片狼藉。
李师傅是上海人。他父亲曾远渡重洋到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多年，1967年被划为“资本主义走狗派”“西方买办”，不幸被捕后死于狱中。
李师傅自幼随父学习绘画与雕刻艺术，1966年被迫高中辍学，随“知青上山下乡”洪流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支援边疆建设。后经多次调动辗转，来到雷叔所在的人民公社，成为墙体大字画报宣传员。
他与雷叔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在公社里是极好的朋友，也是生死相依的兄弟。我到石材厂不久，他或许把我当成了多年雕刻经验的真正传人，对我格外和蔼，常亲力亲为、手把手教导，不厌其烦地讲解各种雕刻手法技巧，以及他对雕刻艺术的心得感悟。有时晚上还特地留我，在石屋昏暗的灯光下教我画动物素描，或讲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等人的传奇故事。
李师傅性格孤僻，白天在石材厂专心雕刻动物、墓碑、屏风与亭台楼阁，晚上吃住都在厂内简陋的石屋里，极少去鲁亮县城闲逛。他似乎除了雷叔，再没有别的朋友。他通过雕刻赚来的钱，大部分都分给了学徒，剩下的小部分则定期寄给远在上海的老母亲。和雷叔一样，他也是孑然一身，五十多岁仍未娶妻生子。或许是坎坷的经历，又或许是对雕刻艺术的极致追求，他始终固执地认为：有趣的孤独远胜过虚伪的社交，孤独是灵魂的高级形态。那些喜欢随波逐流、盲目从众的乌合之众，心中总会潜藏着一头沉睡的嗜血怪兽，只需一点宣扬仇恨、歌颂暴力或鼓吹集体主义至上的火星，就能将它唤醒。
我与李师傅的师徒情谊，在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戛然而止。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微风像情人的手般温柔，天空如孩童的眼睛般清澈。他像往常无数个午后一样，在石材厂专心致志地雕刻着一头貔貅，浑然忘我。一辆来拉墓碑的农用车突然冒出滚滚黑烟，失控加速冲来，撞倒了他身后一块竖立的高大石板。当时他正蹲在石板下聚精会神地雕刻，重重倒下的石板砸中了他的头部。还没来得及送到鲁亮县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他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生有时就是如此残忍，有些人像风一样悄无声息地掠过你身边，你还没来得及完整触摸，他们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昨天不经意的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今天随意的一别或许就是永别。再见容易，再见面难；以后之后，再无以后。
我与李师傅相处的时间虽短，但他于我而言，不仅是授业恩师，更是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悲伤有时也需要资格的通行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并非没有梦想、不懂改变或不思进取，而是被太多无奈、无助与无能为力束缚。他们只能紧紧抓住眼前的苟且，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才能继续活下去。或许他们也曾有过梦想，只是被现实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无法自由呼吸、自由飞翔。最后，梦想真的成了只能在梦中幻想的存在，甚至连梦都不敢做——因为梦了会心痛，想了会心碎。
我和雷叔，还有几个热心的学徒一起草草料理完李师傅的后事，便为了各自的生计匆匆各奔东西。
后来雷叔帮我介绍到鲁亮县中枢镇农机站做检审农用车的临时工。农机站的黄站长英俊高大，头发梳成整齐的大背头，为人直爽诚恳又热情。
到农机站后，我跟着黄站长一行人早出晚归，每天去中枢镇下属的各个村庄例行检审农用车。我的工作是查验农用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是否与登记信息一致，检查车厢是否有加高加长，以及是否改装过液压翻斗。
黄站长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明月和我同龄，曾和我在同一所中学同年级读书，只是不同班。当时正值她高二寒假，黄站长便带她一起做检审的临时工，负责登记和查验行驶证。小女儿黄明玉比我小三岁，正在读初二，闲着没事就整天跟在姐姐身边上蹿下跳、嬉皮笑脸，像只在森林里自由穿梭的百灵鸟。
黄明月小巧玲珑，丰肌秀骨，明眸皓齿，说话轻声细语，乌黑浓密的秀发如瀑布般垂在肩上，举手投足间透着文静与端庄。她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县城女孩，在那时的我眼里，她就像美丽的天使般圣洁不可亵渎，而我则是卑微到尘埃里的癞蛤蟆。偶尔我也会幻想，如果自己出生在鲁亮县城或附近该多好——那样我不仅能继续上学，还能经常在学校里见到她。
有天下午来检审的农用车不多，大家都闲着发呆。她好奇地看着我问道：“你家是哪里的？在哪上学呀？”
我犹豫了一下，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家在龙海山后面的深山里，属于大寨村委会钻天窝棚村。离鲁亮县城很远，走路差不多要十个小时。”
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既然这么远，为什么要走路呢？我从没去过龙海山后面。那你在哪上学呀？”她继续追问。我心中五味杂陈，一阵悲凉的酸楚涌上心头，强装微笑对她说：“我已经半年多没上学了。”
那时我真切感受到，我与黄明月的差距远不止家境贫富那么简单——在对世界的认知、自信、格局、眼界，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鸿沟。我的起跑线不是零，而是负数。我需要用很长时间努力，或许才能达到别人唾手可得的温饱；可能要花更久的拼搏，才勉强能站在别人所谓的起跑线上！
我总怕被人嘲笑、看不起，满是多愁善感；骨子里藏着低人一等的自卑，还有一颗太在意他人看法、渴望被认同的玻璃心。
或许每个成年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记——环境的轮廓、温度，以及童年时经历的欢乐、阳光与阴影。
春节将近时，黄站长邀请所有参与车辆检审的临时工去他家做客。
黄站长家在鲁亮县城一个居民小区的三楼。进门时我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生怕碰坏或弄脏屋里的东西。黄明月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整理好沙发垫子让我们坐下吃水果，我却胆怯地选了墙角一把陈旧的木椅。抬头便看见客厅与阳台衔接处摆着一架钢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实物钢琴。我好奇地盯着它看了半晌，心里涌起强烈的触摸琴键的冲动，却始终没有那份勇气和自信。
黄明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嫣然一笑，用清澈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说：“我七岁就开始学钢琴了，要不要我弹一首给你听？”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
一个个小蝌蚪般的音符，随着她洁白如葱的手指轻轻滑过琴键，优美的琴声如天籁般缓缓流淌，悦耳的旋律如云烟萦绕耳畔。在静谧的空气中泛起涟漪，像春日和风中的流云般缥缈，似秋日细雨般清新朦胧，宛如轻舞飞扬的春日童话，又像诗情画意的秋日挽歌。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她弹的是《秋日私语》，由法国两位著名作曲家共同创作。时隔多年，我依旧怀念那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任时光流逝，它们在记忆里从未褪色。
春节前两日，鲁亮县中枢镇农用车检审工作圆满结束，一起参与的临时工也各自忙着回家过年。
我再次回到雷叔的卤肉铺——春节期间买肉的人虽不多，但吃肉的人多，人均消费量也更大。于是我借了雷叔朋友的肉贩摊位，准备在春节卖猪肉。
除夕夜，我独自走在鲁亮县城空旷的街头，看着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从透着欢聚气息的窗户里，春节联欢晚会的歌舞声清晰传出，回荡在县城上空。我想起阔别已久的母亲，想起李师傅，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像一只蜷缩在街角、不停呜咽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我之于这座繁华的边陲小城，不过是个异乡客，一个来自深山的乡巴佬。无论它多么繁华喧嚣，永远不会有一盏灯为我点亮，一声鞭炮因我响起，一句节日问候为我送出。
“学历文凭是让我彻底走出深山、脱离贫困的唯一出路，我得想办法重新回校园。”母亲那些谆谆教导、重复过千百遍的话，忽然在我脑海里“嗡”地响起。或许在我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里，最耀眼的一天，不是实现吃穿自由的那天，也不是金榜题名的时刻，而是在无助、悲叹、黑暗与绝望中，燃起熊熊火光的那个除夕之夜——那是希望升起的黎明之晨。
暗自下定决心后，剩下的便是为达成目标寻找有效的方法。
正月初七，我鼓起从未有过的勇气，敲响了黄明月家的门。她开门见是我，似乎有些意外，先是一愣，随即笑靥如花，热情地把我请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有了从未有过的自信，端正地……我默默地坐在了她家的沙发上。
我接过她递来的水杯，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上次你说你有个表哥在县城新开了一家凤凰牌自行车店，他需要经常找人帮忙到各乡镇村社发宣传单，或者把宣传单贴在电线杆和路边的墙壁上。你能不能把我介绍给他？我可以先帮他做半年，等八月份重返学校后，周末还能继续帮忙。”
她有些惊讶，似乎又隐隐为我的决定感到高兴，爽快地答应道：“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表哥问问，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她表哥的自行车店。她表哥听完我们的缘由和来意，当场就答应了我的请求，还承诺只要我好好干，等八月份我重返校园时，会额外资助我两百元学费。
发宣传单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对轻松。早上背一包宣传单，在县城里或者徒步到周边村社，看到有购买力的人就递一张，边发边顺便介绍凤凰牌自行车的优点。碰到愿意驻足、有购买意向的人，还可以进一步讲解购买后赠送一年保修，以及送雨衣、菜篮子等促销活动。晚上我一个人守在店里，自学黄明月帮我凑齐的高中二年级各科教材，困了就拉开简易床睡觉。早上起来把店铺内外打扫干净，等她表哥来接班后，我就出去发宣传单。
半年后，我如愿重返校园，跳过高二直接上了高三，只是不再是原来的那所学校。
人生就是不断拥有、不断失去，不断与人相遇，又不断与人走散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后会无期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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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容易——一天不见、一周不想、一个月不联系，不知不觉间，一年、几年、几十年就匆匆过去了。我和黄明月后来再也没见过面，只在大一寒假时去过她家找她。开门的是黄明玉，她说姐姐在我重新读书后不久就很少提及我，别人偶尔聊起我时她也不愿听。今年姐姐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寒假在肯德基打工，没回鲁亮。
临走时，黄明玉送我到楼下，意味深长地说：“以后不用再来找我姐姐了，有些人一旦擦肩而过，就是永远的告别。”
黄明月帮助我的那段峥嵘岁月，是我刻骨铭心、逆风飞扬的青春年华，是照进我幽暗心灵的一束阳光。她让我走出了画地为牢的自卑囚笼，跨过了眼界堆砌的认知围墙，拥有了接纳多彩世界的勇气和向强者学习的信心。
90年代中后期的鲁亮县，□□横行、帮派林立。古惑仔用西瓜刀追砍路人的场景每天都能见到，小偷遍布县城每个角落，自行车停在街边五分钟就会不翼而飞。早上刚报警把古惑仔抓进派出所，下午他们就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游荡，甚至报警者还在做笔录时，一抬头就能看到古惑仔先被释放出来。这些人被无罪释放后，常常会带着一群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堂而皇之地找到报警者，丧心病狂地施行所谓“正义”的家法。
我就读的高三学校在鲁亮县属于治安较差的，据说红星社、镰刀帮、斧头帮等帮派有不少成员是该校学生，收保护费、霸凌等校园暴力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横行在各学校间的黑恶势力中，王大燕、杜佳佳等头目最为凶狠歹毒、无恶不作。还有成群结队的帮凶，像非洲草原上以掏肛闻名的“草原二哥”鬣狗一样，盘踞在黑老大身后，专门负责打人砍人。
一个寻常的夜晚，厄运突然降临到我头上。王大燕带着五个帮凶，啃着鸡腿走进我们宿舍，走到我床前厉声问道：“喂，小杂毛，你就是高七十二班那个新来的？”
我疑惑地半坐起身，看到几个室友惊恐地把头缩进被窝，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危险即将来临。我支支吾吾、噤若寒蝉地回答：“是。”
“是”字还没说完，王大燕拿着鸡腿的油腻大手就电光石火般猛地扇到我脸上。我被打得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还没等我缓过神，一个“红发板寸头”迎面一脚飞踹在我脸上，厉声怒骂：“你他妈的小杂碎，来这儿混，也不跟我们燕哥燕老大打声招呼、好好表达敬意，当我们是空气吗？”
我被踹得口鼻鲜血直流，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脑子里一片混乱，本能地抱头缩成一团。另外四个帮凶也不甘示弱，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心中满是恐惧与愤怒，却怯懦得不敢反抗，甚至连哀嚎和呼救都发不出，只能仓皇四顾，盼着有室友能上前劝阻或去报告老师，菩萨心肠地把我从围殴中解救出来。可他们都在惊慌中事不关己，冷漠地袖手旁观，“智慧”地明哲保身。
昏沉的疼痛与眩晕里，我不知挨了多少拳脚、多少踹拽扇打，也不知被围殴了多久。
“让他下来跪着！”王大燕厉声下令，帮凶们这才气喘吁吁地退开。
贪生怕死、懦弱无能的我，毫无英雄气概与硬汉骨气。满脸鲜血，浑身脚印，我颤颤巍巍挪下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红发板寸头”冲上来连扇了我好几个响亮的耳光，最后手掌痛得缩回衣袖，却仍用衣袖抽打着我肿痛的脸。我被打得东倒西歪，像条死狗般蜷缩在地。
“你他妈的起来跪好！”王大燕再次厉声命令。
我挣扎着摇摇晃晃爬跪起来，天旋地转，口鼻耳朵里的鲜血还在不断往外冒。
“小杂毛，知道这儿的规矩吗？这学校是我‘罩’着的，我说了算！我是这儿的‘扛把子’！”王大燕点燃一支烟，弥勒佛般“慈祥”地笑起来，挑了张干净的床坐下。瑟缩在被窝里的室友战战兢兢，赶紧光着屁股爬起来，跑到墙角给他让座。
“我刚来没几天，不知道。”我胆战心惊地颤声回答。
王大燕朝我一挥手，四个帮凶再次冲上来，对我又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围殴，直到喘得像拉风箱似的，才退到王大燕身后听候差遣。
站在一旁得意洋洋欣赏我被打的“红发板寸头”踮着脚尖狞笑，猛吸一口烟，大半根烟快速燃尽，又用力深呼吸把烟雾吸进肺里。他快步上前，用拇指和食指把燃尽的烟蒂弹在我额头上，双手插兜、丁字步站着，继续踮着脚尖吩咐：“以后每周交十张饭票给燕哥，每周日晚上准时到本栋302宿舍，交给杨涛登记。这是我们给你提供人身安全保护的‘保护费’。”他指了指身旁留黄长发的帮凶杨涛，说完便把肺里的烟雾缓缓吐在我脸上。
我慌忙点头连声称是，头往下晃时头痛欲裂，鼻腔和嘴角的血块成条成块地往下掉。
王大燕把烟蒂扔在脚下踩灭，用“婴儿般纯真”的微笑看着我：“唱首歌欢送我们！”
我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旁的“红发板寸头”狞笑着帮腔：“你他妈的唱《东方红》啊！”
我强忍着剧痛，从干涩的喉咙里挤出近似哭嚎的声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红发板寸头”拿起一个塑料脸盆快步上前，“啪”的一声脆响，脸盆重重砸在我头上，碎裂成数十块四处飞溅。他厉声呵斥：“你他妈的唱错了！应该是中国出了个王大燕！重来！”
我再次用哭嚎般的声音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王大燕，他为学校谋幸福……”
王大燕鼓着掌高兴地起身，往地上吐了一口泛黄的浓痰，用脚搓了搓，清了清嗓子说：“好！那就这样。以后每周都要记住按规矩……”条款办事，否则下次我们就得带刀来保护你了。”
我像一摊烂泥瘫在坚硬的地板上，恍惚间想起小时候——不管我在外面和别人发生任何问题、矛盾或纠纷，无论我是对是错、有理无理、是否因此受伤，父母总是不问是非，揍我一顿就万事大吉。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辱骂或拳打脚踢我，只要我回过嘴或还过手，他们便不问缘由，揍我一顿来息事宁人。要是有其他孩子的父母找上门，他们更是不由分说，一律认定全是我的错。总之，我不能在外面给他们惹任何麻烦、添任何困扰或造成任何损失，在家也不能让他们听到关于我的坏消息或不当言论。我从小在“对外宽厚仁慈，对内严苛严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自然而然养成了不能反抗、不懂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性格，像绵羊般温顺得任人宰割。也从小就深刻体会到：人要活下去，遇到任何不公都得逆来顺受，任何不平都得委曲求全，任何凌辱都得窝囊畏缩，任何压迫都得忍气吞声。
在昏沉模糊的意识里，我仿佛又看见小时候的夏天，在野外抓青蛙吃的场景：小青蛙被我活活从中间撕开，我把它的两条后腿放在柴火上烤熟了吃。吃完蛙腿回头时，还能看到青蛙的下颚在不停跳动，眼睛也在不断眨动。直到现在，我才终于切身体会到那些年被我残害的小青蛙，在绝望无助、不知危险、不懂逃跑中被无情残忍杀害时，是多么痛苦煎熬，却无法反抗、无力反抗，更无从反抗。
有时，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一旦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委曲求全成了天经地义的习惯，迎接他们的命运往往就是奴役与悲剧。
那些年被我残害的小青蛙们！对不起！请在天堂接受我迟来的歉意与忏悔。直到我像你们一样被人踩在脚下肆意践踏与蹂躏时，我才明白尊重人格的可敬，以及给予生命尊严的可贵。
据说后来王大燕找人代考，考上了云南香格里拉师范学院，毕业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了一名人民教师。2001年，杜佳佳因跨地盘、跨区域收保护费，被另一个更狠的黑老大砍死，横尸街头。
高三不补课、正常放假的每个周末，我都会去黄明月表哥家的自行车店取宣传单，也总会习惯性地朝黄明月家的方向望一眼，希望能看到她玲珑的身影，可惜一次都没能如愿。
临近高三寒假的一个周末晚上，我经过李师傅曾经的石材厂大门口时，看见厂内那熟悉的石屋里竟然亮着灯。我好奇地走近想一探究竟，原来是以前石材厂的工友——也是我的大师哥，正独自一人在石屋里“咕噜咕噜”地抽水烟筒。我走进石屋和他聊了起来，他说自己又回到这里雕刻墓碑，还和几个风水先生合作，为逝者提供从雕刻墓碑、出殡、抬棺材、下葬到装修墓地的丧葬产业链一条龙服务。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问道：“你想不想加入我们一起做丧葬一条龙服务？收入很可观，也不算劳累。”他的眼神里带着询问与期待，又快速补充道：“出殡抬棺材一天36元，一口棺材8个人抬，要是距离太远，可以分成两班16个人轮换着抬。”
听到一天能有36元的工时费，我心里立刻涌起一阵狂喜，不假思索地激动回答：“什么时候有逝者出殡？我可以专门负责抬棺材，只要有活干，就算不放假、哪怕逃课我也去。”
抬棺材其实是钱多活少、赚钱相对轻松的途径之一，只是偶尔有些逝者家属没把棺材盖板盖严实，遗体又在家里放得太久，抬棺材时会隐隐飘出一股难闻的尸臭味，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鲁亮县城及附近居民的传统葬礼，其实大多是为活着的人准备的——活着的人需要一个宣泄悲伤、缅怀逝者的场所，或许还需要一个向他人展示孝道与慈悲的舞台。
当我们把棺材抬到事先选好的墓地时，墓坑早已挖好，嵌墓石、水泥砂石、鱼碗、大米等也都一一备齐，逝者的黑白半身像也端正地摆放在墓坑正前方。
逝者家属在墓坑周围点亮蜡烛、燃起香火。手持写有繁体“引”字的白纸帖、身穿黑白长袍的风水先生，开始在人群中穿梭忙碌。他先将一个印有龙凤呈祥图案的饭碗稳稳嵌入墓坑底部，倒入清水，放入几条小鱼，再往墓坑里撒下三勺大米。接着，风水先生站在棺材旁默念一阵咒语，吩咐家属将捆在棺材盖上、一路随棺抬至墓地的两只公鸡，一只放生任其在墓坑啄米，另一只当场宰杀，鸡血沿着墓坑泼洒一圈。随后，众人往墓坑焚烧纸钱冥币、滚龙、吊钱等物，家属们按长幼顺序排列，一同向墓坑磕头叩首，心中祈祷逝者在阴曹地府能收到这些金银纸钱与用具，永享荣华富贵。
庄重的哀乐骤然响起，红衣锣夫、黄衣鼓手随即卖力敲打起来；头扎红布条的唢呐手扯开嗓门，高亢嘹亮地吹奏着，仿佛无需换气。穿黑白长袍的风水先生摇起铜铃，在喧嚣声中不停颤动嘴唇，似在默念超度经文。待他摇铃的手一停，我们便迅速解开棺材上的绳索与抬杠，七手八脚将棺材沉入新挖的墓坑。
悲痛欲绝的家属中，有的披头散发，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嚎声绵绵不绝；有的边哽咽边诉说，用模糊的话音、缠绵的悼念、断续的语句，颂扬逝者生前的高尚品德或奋斗时的艰难困苦；有的哀痛至极，躺倒在墓坑旁，不停以头撞地。围观妇女见状，连忙上前劝阻：“你要好好活着啊！”并说着“我们都知道你多孝顺、多敬爱老人，大家都要向你学习”之类的安慰话。
尖锐高亢的唢呐声再度响起，鞭炮在乐声中没完没了地炸响。风水先生又摇起铜铃，翕动嘴唇，似又默念起超度经文。家属们抽噎着往墓坑的棺材盖上撒新鲜泥土。鞭炮的火药味、公鸡的血腥味、棺材的松香味、隐约的尸臭味、活人身上的汗臭味交织在一起，弥漫在几十平方米的墓地上。
撒完泥土的家属哽咽着慢慢退去后，我们用砖石砂浆在棺材正上方堆砌起拱形空心墓穴。墓穴浇筑完成，便将雕刻好的墓碑竖立在墓前，最后用锄铲往拱形墓穴上堆土，直到一座高大崭新的墓地耸立地面。
完成所有流程时，天色往往已晚，将近黄昏。在风水先生的铜铃声与诵经声中，送葬的家属再次磕头作揖，逐一离开墓地。我们也在铜铃声与咒语声中，将抬棺的抬棍留在墓地右侧，拍净身上尘土，踏着夕阳匆匆离去。七天后，我们还需取下一件随身物品，让风水先生去墓地召回我们的“魂魄”。
每一次帮人完成葬礼，我脑海里总会浮现送葬哥哥和爷爷奶奶时的画面。我总忍不住追问：“人与人活着时便被分为三六九等，差距悬殊。为什么我的哥哥、爷爷奶奶，还有家乡父老，死后与鲁亮县城及附近的人，差距依然这么大？”
从高三寒假到高考前的不到半年里，我前后抬过不下二十口棺材，尤其天寒地冻的腊月，客户最多。
雕刻过的墓碑、抬过的棺材、装修过的墓地、见过的逝者家属，对我此后的生命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逝者离去，我们不知他在死后世界是喜是乐，却总说可悲可叹；新生命诞生，我们不知他未来人生是悲是苦，却总说可喜可贺。
有些逝者真实灿烂地活了两万多天，令人敬重动容；有些逝者仅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两万多天，令人同情怜悯。
我们都是战胜过亿万精子、幸运存活至今的最强者。受精用了一天，怀胎用了十月，熟悉父母用了三年，学习与认知用了二十年。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最后仍然没有想明白自己究竟为何而活，活着又该如何度过。活着，究竟是全然属于自己的一种感受，还是取决于他人的诸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