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二那年的六月前后，奶奶突然没日没夜地咳嗽起来。吃了很多止咳药都不见好转，反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因为我是家里唯一识字、懂算账的人，所以一直等到我放暑假，爷爷才敢带着奶奶和我去鲁亮县城的医院看病。
奶奶向县城里穿白大褂的医生仔细描述了症状——咳嗽的剧烈程度、持续时间，还有她虽服用过各种止咳药，却丝毫不见康复迹象，症状反而愈发严重。医生听完后，表情严肃凝重，皱着眉拿起胸前的听诊器，在奶奶肺部反复认真听诊，几次抬头看着奶奶欲言又止，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转头看看爷爷和我，摇着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你们可以带她去云南省城昆明的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她的病我们这里无能为力了。”
爷爷带上父亲向村长、大伯和二伯借来的200元，加上家里攒的300多元。父亲再次赶着马车把我们送到鲁亮县城，然后一路打听，辗转坐了好几趟客车，耗时两天才找到昆明市的一家大医院，在医院对面找了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奶奶拖着虚弱的身体，佝偻着腰，脸颊和额头挂满汗珠，在我和爷爷的搀扶下，在拥挤的医院里排队挂号、看医生，反复排队交费、做检查。第三天，我们继续排队挂号、看医生，反复交费和检查。直到第四天下午，我和爷爷拿着一沓化验单、一沓CT片，搀扶着奶奶走进已经换过三次的诊疗室。医生逐一看完检查单和CT片后，眉头紧锁，神色凝重，挥手让我带奶奶到走廊等候，单独告诉爷爷奶奶的病情。
爷爷从诊疗室出来时，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头低低地垂到胸前，失落地走到我们身边，用沙哑的声音轻声说：“我们回旅馆住一晚，明天回家吧。”
那天晚上，爷爷在旅馆一夜没睡，背对着我们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停地叹气，用衣袖擦着不断流下的眼泪。奶奶看着爷爷沉默的背影，没有追问自己的病情。自从一个月前咳嗽不止，她经常在半夜疼得死去活来，痛苦挣扎，冷汗浸透衣襟，有时蜷缩在地上滚来滚去，不停呻吟、抽搐，让爷爷用鞋底或榔头用力捶打她的腰和腿。或许奶奶对自己的病早已心知肚明，不抱太多康复的希望；或许病痛的反复折磨让她放下一切，看透一切，生无可恋。
从医生看检查结果时的神情变化，还有爷爷从诊疗室出来后的一举一动，我大概能猜到奶奶得的是无法医治的绝症。所以那一夜，我虽然困乏疲惫，却在失望沮丧的悲伤中一夜未眠。这是我第一次觉得黑夜如此漫长难熬，黎明的脚步那样沉重蹒跚。心中挥之不去的不安与不祥，仿佛门外走廊尽头的黑暗里，有双阎王爷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时刻等着把奶奶从我们身边带走。我在焦躁不安、诚惶诚恐中盼着黎明到来，希望阳光能快点爬上窗户，驱散天地间的黑暗，早一点照亮旅馆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光明就像奶□□顶的守护神，既能减轻她深入骨髓的痛苦，也能缓解我和爷爷心头的酸楚，更能驱散阎王爷和他身边的“黑白无常”，让奶奶远离“头七”的阴影。
马路边昏黄的路灯终于熄灭了，天，也终于缓缓亮了起来。
小旅馆里住的都是来医院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每天重复着排队挂号、检查、问诊、治疗、取药的流程，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旅馆。病人各自默默躺回冰凉的床上，在虚脱与悲伤中静静等待陪伴自己看病的亲人下楼，买一碗皮蛋瘦肉粥或一份简单的快餐盒饭回来，勉强挣扎着吃上几口，然后继续在暗无天日的痛苦中昏睡过去。而陪伴他们的亲人，往往只能买几个白馒头或路边烤熟的土豆，埋头将刷刷流下的眼泪当作清水或汤汁，一起咽进饥肠辘辘的肚子里。一旦他们身上东拼西凑借来的、卖家里东西换来的仅有钱财在医院耗光，便只能含着眼泪离开旅馆回到老家，病人唯一的去处就是躺在屋子中央的草席上，最后在煎熬与绝望中凄惨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爷爷和隔壁房间的张大爷一起下楼买皮蛋瘦肉粥时，张大爷舔了舔干瘪的嘴唇，低声向爷爷大吐苦水，悲凉地感叹：“现在这世道！也许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把病彻底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苦老百姓，谁能有这么多精力和金钱，在医院这个‘销金库’里一直耗下去。”
爷爷也跟着叹息，随声附和：“是啊！他们不仅有花不完的时间，更有足够的医疗费用支撑。可我们穷苦老百姓，一旦生病往往只能硬扛，实在扛不住了才敢住进医院，但在医院这个‘销金库’里，绝大部分人用不了多久就借无可借、卖无可卖，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把命搭进去，一了百了。”
爷爷缓缓走上楼，侧着脸低头把粥递到奶奶皮包骨的手里。他不敢抬头正视奶奶的眼睛，怕看见她无助与绝望的眼神，眼泪会立刻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
爷爷把粥递给奶奶，转过身时，面部的经脉一阵抽搐扭曲，眼皮不停地跳动，端着碗的手快速缩回到衣袖里，快步走到走廊尽头厕所门后的水龙头前，用冷水洗了洗泛着油光的苍黄脸庞，顺手抬起衣袖擦了擦，然后站在厕所门口沉思片刻，重新回到房间，端起奶奶吃剩的大半碗皮蛋瘦肉粥，蹲在墙角，机械地使劲吞咽起来。
在喧嚣嘈杂的汽笛声中，我和爷爷奶奶挤上了像装满沙丁鱼罐头的公交车。公交车收音机里的军事节目主持人正和车上几名军事爱好者一起，分析讨论数年前发生在中东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队与伊拉克军队之间的海湾战争。
“美帝国主义这帮孙子，全世界到处霸凌惹事，要是今后霸凌到我们家门口，我们不得不开战，我捐一个月工资。”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红色领带、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愤愤地对身边同伴说。
“我去！只要能把这帮孙子打趴下、打服了，我捐两个月工资！哪怕三个月或者半年也行！”一个留着板寸的健壮男青年挺起结实的胸脯，展示出硕大的胸肌，用鼻孔对着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不甘示弱地提高嗓门说。
“我把这两年攒的全部工资，还有父母留给我结婚备用的钱都捐了。”一个身穿蓝色夹克的青年扯开嗓门，毫不犹豫、中气十足地大声说。
“我愿意捐出这条命！”一个手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标枪般昂首挺胸站立的魁梧男青年，语气坚定、义无反顾，表情严肃而庄重地插话，喘着粗气说。
爷爷把奶奶揽在怀里，一点点被挤到公交车最后面的角落，动弹不得。我也被挤得像壁虎一样紧紧贴在车窗上，听着身旁几位男人犹如在拍卖现场般慷慨激昂地竞相陈词。我隐隐觉得美帝国主义到处霸凌惹事，还欺负到我们门口，好像确实应该被打，也暗暗佩服这几个男人的无私、正义、正直与勇敢。只是我转念一想：“有战争就会有流血牺牲，多少人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又会让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在伤心欲绝中寻找孩子，永远思念孩子？”
伴随着尖锐而冗长的“嘎吱”刹车声，公交车停靠在路边站台。一个一直拼命挤搡爷爷奶奶的男人，快步走下了车。当公交车再次平稳行驶时，爷爷忽然焦急地在身上四处摸索，随即对周围人惊呼：“谁偷了我的100多元钱！这可是我们的救命钱啊！”
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看着满脸憔悴、衣衫褴褛的爷爷，绘声绘色地用手比划着说：“老大爷，偷您钱的人刚才已经下车了。我看见他们用一把这么长的镊子，往您左边裤兜里悄悄夹了好几次才把钱夹走。”
“一开始是用手术刀割，后来才用镊子夹的。这么近的距离，就在我眼皮底下，我看得一清二楚。”留着板寸头的肌肉男人看着爷爷被割破的裤兜，语气坚决而肯定地反驳道。
“那个人穿黑色夹克、灰色裤子、灰色运动休闲鞋，身高1米6左右，右手腕上纹着一只黑红相间的蜘蛛。”拿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魁梧男人眼中闪着得意的光，微笑着与穿蓝色夹克的青年一起，十分笃定地补充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刚上车时我就看出那个人不对劲，所以我的包一直紧紧抱在身前。”左手臂戴着“创文明城市志愿者”袖标的大妈幸灾乐祸地斜睨着爷爷奶奶，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
“这个贼经常在这个时间点坐这路车，没人比我更清楚他了。出门在外要保管好财物，别指望天下到处都有佛光普照。”公交车司机回头看了一眼爷爷奶奶，善意地提醒道。
“这世道啊，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哪像我们六七十年代小时候，哪怕随身背一麻袋钱坐公交，也没人敢偷、没人敢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忧心忡忡地缅怀着过去，长叹一声感慨道。
“这种小毛贼，就算今天报警抓进去关起来，没多久也会刑满释放，照样天天靠偷盗过活。出门在外，只有事事小心、处处留意，照顾好自己才是硬道理。”一位仿佛饱经沧桑的中年大叔以过来人的姿态谆谆教诲，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我和爷爷奶奶到达昆明东部汽车客运站时身无分文，无助地站在终点站的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茫然不知所措。爷爷思索了许久，突然牵着奶奶的手，缓缓跪在站台上乞讨起来，而我呆呆瘫坐在一旁，泪如雨下。
那天下午，我向从昆明开往鲁亮县城的大巴车车主兼司机刘师傅再三说明情况、再三恳求、再三保证会还清车费，当晚我们才得以乘上刘师傅的大巴车，顺利返回鲁亮县城，在县城街边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了饥饿难耐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和爷爷轮流背着奶奶走一段、搀扶着她慢慢走一段，一路乞讨食物，走走停停，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村里。
回家后的第三天，听邻村的小学教师说，西医治标不治本，只有博大精深、传承千年的中医才能标本兼治，既能彻底治愈疾病又无副作用。他建议我们再去鲁亮县城找一位姓温的老中医诊治——这位温老中医已70多岁，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许多顽疾都能药到病除。凡是西医治不好的病，他都有办法医治，据说曾治愈过不少西医认定的绝症患者，连被称为“万病之王”的癌症他都能从容应对，十分神奇，令人叹为观止。
介绍我们找温老中医的小学教师叫王国荣，以前只是附近村一所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月薪只有十几元微薄收入，但几年后便成功转为“公办人民教师”，正式进入国家统一的教师编制，薪水自然也水涨船高，一个月能拿到三百多元，收入瞬间翻了十几倍。转为“公办人民教师”后，没几年他就成了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的首富。他一年的收入，比村里十几户种地村民全年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因此在村里说话自然很有分量。每当有村民羡慕他衣食无忧、老有所依时，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民教师，教书育人，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老了自然该靠国家养老。不像你们现在要自食其力、自负盈亏，但往后还能靠土地、靠儿子养老。”
当时在我们村及附近十几个村，只要能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的人，就算端上了不愁吃穿的铁饭碗。不仅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不用愁，连不少家属也因此过上了让村民羡慕的好日子。
王国荣有个儿子叫王玉坤，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学。他比我幸运得多，不仅衣食无忧、无忧无虑，能全身心投入学习，而且在初高中毕业升学考试时，因为父亲是高寒山区的“公办人民教师”，还能额外获得二十分的特殊加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报考同一所学校，他的录取分数线相当于比我低二十分。
凭着王国荣在我们村及周边十几个村庄的地位和威望，爷爷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母亲向舅舅、姨妈等娘家亲戚东拼西凑借了三百元，父亲再次赶着马车，匆匆把我和爷爷奶奶送到鲁亮县城。
王国荣介绍的温氏老中医，在鲁亮县第一人民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里。中医馆虽不大，挂号费却贵得惊人：普通医院的挂号费一般在五毛到两元不等，这位老中医的挂号费却要整整六十六元。
中医讲究天人合一与辨证论治，遵循阴阳平衡的转化规律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中医通常不需要现代科学仪器辅助检查诊断，只需通过望闻问切——观察病人的外表气色，聆听声息吐纳，询问症状感受，最后触摸脉搏。有些高明的老中医甚至不用直接接触病人手腕就能精准把脉：他们用一根丝线固定在病人手腕的脉搏处，脉搏的震动通过丝线传递过来，老中医仅凭丝线另一端的轻微震动就能准确诊断病情，这就是“悬丝诊脉”。
温氏老中医身穿青布长衫，花白的胡须垂到胸口，指甲留了三到五厘米长。他不时用余光观察我和爷爷的举动，仔细听着我们的每一句话，同时留意奶奶眼神和表情的细微变化。他先严肃地听完奶奶描述的症状和感受，再神情凝重地把留着长指甲的手指轻轻搭在奶奶枯瘦的手腕上，皱着眉认真把了一阵脉，又让奶奶伸出舌头查看，最后不紧不慢地沉声说：“病不要紧，在我这里保证能治好，先开五服我们温家的祖传中药秘方。吃完这五服后，再根据病情来找我继续诊疗。”说完便在一张草纸上，慢慢写下五个我完全看不懂字迹的药方。
爷爷到交费窗□□了一百六十六元药费，我拿着小票去摆满抽屉的中药房取药。不一会儿，一位穿黑布长衫、同样留着花白长胡须的中药师，把称量好的五服中药用纸袋装好放在柜台上，叮嘱我和爷爷：每一服中药都不能直接加凉水煎煮，煎煮前或过程中加入的必须是滚烫的开水；每天早中晚各服一次，每服中药可分两天服用六次，每次喝半碗汤汁即可。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讲解煎煮中药需要的“药引子”，还递过一张纸，上面写着每一服中药对应的不同药引子：第一服是五年以上的竹叶三片；第二服是三十年以上的桃树皮一两；第三服是长在十字路口花椒树上的红色毛毛虫两条；第四服的药引子是黄杨木燃烧后的灰烬一勺；第五服中药的药引子则是一对常年生活在同一洞穴的成年蟑螂，且必须一公一母。
父亲驾着马车载我们回家后，爷爷与父母便整日分头奔波，四处寻找中药所需的药引子，他们都对奶奶的康复满怀希望。可等到五服中药全部服完，奶奶的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加重了许多，咳嗽时还常带血丝。
父亲与母亲再次四处求人，东拼西凑借来了两百元钱。父亲又驾着马车将我和爷爷奶奶送到鲁亮县城。当我们再次来到温氏老中医馆时，温氏老中医看着脸色蜡黄、连坐椅子都需爷爷搀扶的奶奶，脸色骤然变得阴沉。他满脸疑惑地询问爷爷，上次那五服中药每服药引子的来源。听爷爷一一说完后，老中医脸上立刻浮现怒容，长长地哀叹一声，严厉地说道：“你把两个药引子都弄错了！红色的毛毛虫，你怎么能换成黄色的？还有蟑螂，你既没分公母，也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来自同一个洞穴。”
爷爷听完，有些惊慌失措，涨红着脸解释：“红色的毛毛虫我实在找不到，而一个洞穴里往往有一群蟑螂，所以……”
“不用说了！本来是药到病除的小病，现在被你弄成了难以根治的大病。我们温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声誉，恐怕也要毁在你手里了！老天啊！我们温家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老中医怒目圆睁，面容狰狞，仿佛被爷爷气得喘不过气，用手指着爷爷不依不饶地责备。
爷爷低垂着头，身体瑟缩着，连声说对不起，都怪他一时心急才铸成大错。说完，眼泪便像蜘蛛网般在布满皱纹的脸上纵横开来。
“这样吧，你去城南的陶家巷子，那里有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或许能妙手回春，治好她现在的病。经你这么一折腾，我这里已经没法医治了。”温氏老中医看着沉默的爷爷和我，语重心长地建议道。
我和爷爷轮流背着奶奶，一路打听城南陶家巷子的方向，满身是汗地赶到了温氏老中医所说的地方。
温氏老中医推荐的这位老朋友，也是祖传中医世家出身，兼修气功，六十多岁，名叫陶义山，是陶氏祖传中医第二十二代的唯一传人。据说他手中不仅有清朝的宫廷秘方，还有明朝的御医秘方。他通过勤修苦练祖上传下的上乘内功心法，不断服用祖上留下的增功丹药，练就了上百年的“内力气功”修为。他曾用“内力气功”让失明多年的盲人重见光明，让瘫痪多年的人重新行走，甚至让西医判定死亡的人重获新生。
陶义山看病的方式也十分奇特：不问症状，不看舌苔，也不搭脉，只需看病人的面相便知病症。他静静端详奶奶数分钟后，手抚长长的花白胡须，微微点头说，奶奶的病是被污秽之物侵染所致，需先用他修炼的祖传“内力气功”中的“隔山打牛”招式，隔空逼走一部分污秽之物，再用陶氏中医的独门绝技“烟熏大法”熏走剩余的污秽，奶奶的病自然就会痊愈。
他让奶奶坐到靠墙的椅子上，自己走进墙壁后面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反锁了门。不一会儿，小屋内传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仿佛是在用内力催动气功。随着呼喊声愈发急促，小屋门缝里飘出丝丝白烟。站在奶奶身旁的“内力气功”治疗助理，生怕奶奶被隔墙而来的强大气流推倒，用力按住奶奶坐的椅子，嘴里不时发出惊叹：“哇！陶大师的内力又精进了，‘隔山打牛’的功力越来越强了！”
但站在奶奶身边的我，无论怎么仔细观察，都没看到奶奶的身体有任何异样，也没感觉到身旁有气流经过。
又过了一会儿，小屋的门打开了，陶大师不停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似乎耗费了过多内力，摇摇晃晃地走到爷爷身边，喘息着说：“污秽之物已经被我的气功逼走了一大半，但还没有被彻底清除，还需要购买200元的特制烟熏中草药，继续用‘烟熏大法’熏走剩余部分才能完全康复。”说罢，他又转头关切地看向奶奶，问道：“现在是不是感觉好多了？舒服些了吗？”
奶奶有气无力地垂着头，仿佛在认真思索和回忆，对比着接受“内力气功”治疗前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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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不等奶奶回答，陶义山便接着说道：“为了帮您逼走体内的污秽之物，我耗费的‘内力气功’太过巨大，接下来一个月都不能再发功了。”
爷爷脸上隐隐露出一丝喜悦，爽快地付给陶义山大师200元，再次满怀希望地带着烟熏中草药回了家。这一次，爷爷严格按照陶义山大师的吩咐，每一个烟熏动作和细节都一丝不苟地依次执行。可奶奶每次被烟熏中草药熏过之后，都会咳出大量鲜血——起初是小口吐血，后来竟变成大口狂吐不止。爷爷见状，便不再坚持让奶奶继续使用这种烟熏中草医疗法。
奶奶停止烟熏疗法的第二天清晨，太阳即将跃出地平线时，她忽然说想出去看看日出。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到屋外，正要将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却不愿坐家里那唯一的一把椅子。她扭头静静望着我，缓缓轻声道：“这把椅子还是留给你以后写作业用吧。我现在坐上去，要是过几天不在了，你以后可能就不敢再坐这把椅子写作业了。说不定我‘头七’的时候，风水先生还会让你们把它烧给我，好让我在阴曹地府用。我现在舍不得坐，就当是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站在椅子旁，看着脸色苍白如纸的奶奶艰难地说完这番话，泪如雨下，心如刀割。
又过了两天，奶奶的胸腔和肚子突然肿胀起来，像被吹了气似的高高隆起。她每一次呼吸都变得万分艰难，伴随着极度痛苦的呻吟；每一次呼吸都会让脸部和手部的青筋暴起，浑身颤抖不止；每一次呼吸都使她布满血丝的眼珠向上翻涌，仿佛快要蹦出来一般。
奶奶再也无法挪动分毫，也说不出一句话，只剩下一副骨瘦如柴的身躯和微弱的气息。她面如死灰，毫无生机，全身筋脉因剧烈疼痛不停抽搐。从她绝望的眼神里，我看出她只想尽快结束生命，不愿再承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可那时的她，不仅失去了活着的自由，连死去的自由也丧失了。我脑海中不断闪过希望她尽早断气的念头，实在不忍心看她受这般折磨。虽然祈祷她早点死去能早点解脱，但又隐隐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甚至是一种邪恶。
爷爷不停地用衣袖擦着眼泪，终于在草席边如实告诉奶奶：她患的是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云南昆明的大医院时，医生就说奶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所剩时间不多了。说完，爷爷像个孩子似的扑倒在奶奶身旁，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父亲和母亲也扑倒在奶奶躺着的草席前，像迷路的孩子丢失了母亲般嚎啕大哭。我痛心入骨地跪坐在奶奶身边，潸然泪下。
奶奶的呻吟声越来越小，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爷爷佝偻着腰，头缩进双肩里，脸色铁青，双手紧紧握成拳头放在身前，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垂死挣扎的奶奶。奶奶的身躯蜷缩成虾米状，四肢似乎还想用力伸直，却被持续强烈的筋脉收缩对抗着，整个身体像触电般颤抖抽搐。她的眼珠不停地向上翻动，口里发出细如游丝的呻吟，脑袋轻微地左右晃动。她的生命就像狂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在某一瞬间骤然熄灭，坠入无尽的黑暗。
奶奶离世前的最后一夜，全家人都哭着守在她身边。她虽被巨大的病痛折磨，却连一丝痛苦的呻吟都发不出来。但没过多久，她面部的经脉渐渐松弛下来，四肢也不再颤抖，眼睛自然地闭上了，呼吸轻短而急促。因连续好几天滴水未进，嘴唇和舌头早已干枯开裂。咳嗽声终于停了，只有鲜血不断从嘴角流出。
后来我才知道，癌症被称作万病之王，患者在临终前往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剧痛与折磨。绝大多数人在最后阶段都需要大量止痛药，可奶奶自始至终没用过哪怕一丁点。
奶奶弥留的那天早上，爷爷的眼睛哭得肿得睁不开，只能偶尔勉强眯开一条缝，看奶奶最后几眼。父亲、母亲，还有本家的大伯二伯，都守在奶奶身边，静静等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二婶又站在我家门口，不停地念叨：“这都是命啊！她要是有钱，哪怕像王国荣那样当个老师，肯定能多活些日子。再说了，真要是那样的人，日子过得好，还有定期体检，也不至于到这地步。这全是命啊！”她自顾自说着，见没人搭话，又想起了老规矩，早早去请了十几公里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兼算命大师刘汉源。
等二婶把刘汉源请到奶奶身边时，奶奶只剩微弱的气息，神态安详，眼睛自然闭着，面容慈祥，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平静状态。
刘汉源一看，赶紧掐指一算，忽然大喊：“千万不能让她现在走！必须拖到日落！现在是中午，这时候走就是‘饿死鬼’，对你们家人和全村都不好，以后她的魂魄会回来索纸钱祭品的！”
本家的大伯二伯和二婶一听，急忙冲奶奶大声呼喊，还拼命摇晃她的身体。奶奶原本平静安详的神色瞬间扭曲，呼吸变得痛苦而急促，她仿佛微微眯眼瞥了二婶一下，又很快闭上了。
在三人轮流的呼喊和摇晃中，奶奶在生死间艰难挣扎，几十分钟后才恢复安详，呼吸又变得微弱短促，再次进入弥留的宁静。
刘汉源见状，又高声喊：“快找几根针！往她手指和脚趾的指甲缝里扎！绝不能让她现在走！”
大伯二伯和二婶立刻找来缝衣钢针，照着做了。奶奶在反复的折磨里又挣扎了几十分钟，直到下午三点才彻底断气。二婶看太阳还没落山，一边抱怨大伯二伯扎得不够用力，一边慌着问刘汉源有没有补救办法。
刘汉源又掐指算了算，转头对父亲说：“你提前准备好纸钱、九个鸡蛋、一只公鸡，明天下葬时祭鬼神，也给黑白无常打点下，让他们跟孟婆说多给她灌点迷魂汤，让她彻底忘了回家的路。”
母亲默默流泪，勉强撑着发软的身体，挑了几件干净点的衣服，让我帮忙给奶奶换上。
爷爷眯着肿眼，哑着嗓子让我把奶奶露在外面的身体擦一遍。我想起当年奶奶给哥哥擦遗体的样子，用一块湿破布，慢慢擦去奶奶脸上和手脚上的血迹污垢。
晚上，本家的大伯二伯找来四块木板，先用草席把奶奶的遗体裹起来，再在草席四周放上木板，用绳子像绑粽子一样捆好。虽说比当年只用草席裹哥哥体面多了，但奶□□顶的白发和破烂的脚底，还是清晰可见。
他们把奶奶的遗体裹好后，像当年放哥哥那样，横放在小屋中央。等着明天早上刘汉源来到的时候，传统的出殡仪式刚结束，我们便合力将奶奶抬到埋葬哥哥的地方安葬。
那一夜，爷爷躺在奶奶的遗体旁，闭着眼睛，没有哭泣，也没有眼泪——他的泪早已流干，心已成了灰烬。任由老鼠爬过他冰冷麻木的身躯，啃咬他的衣服，舔舐他干涸的嘴唇。
在弥漫着霉烂味的小屋里，我和父母，还有远嫁的姐姐们，全家人再次被悲伤与失落包围，被无边的痛苦与冷寂缠绕。这世间滔滔，我们从未有过一根可以依靠的稻草！我们生得像黑暗墙角的蟑螂！活得像阴暗洞穴的蝼蚁！枉费投胎为人一场，我们的日子竟如此艰难与痛苦！
哥哥和奶奶相继离去，对他们而言，或许只是从绝望无助的贫穷，走向永恒的冰冷与孤单。可对我、爷爷、父母和姐姐们来说，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持久痛苦，一段无休无止的悲伤回忆。
那一夜，我坐在小屋门口，看着圆月在群山之巅幽幽升起，山村渐渐褪去黑夜的笼罩，皎洁的月光缓缓给大地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秋夜的流云迈着轻快的步伐奔向夜的怀抱，轻盈地浮停在静谧的夜空，世界如此美好恬静，我却那样痛苦悲伤。
第二天早上，刘汉源拿着一只铜铃，穿着黑白相间的长袍来到我家门口，念了一阵模糊不清的咒语，烧了些纸钱，又杀了父亲准备好的公鸡，将鸡血泼洒在屋子四周，接着吩咐父亲把九个鸡蛋和公鸡一起煮熟，带上山放在奶奶的墓前，敬供鬼神，也向“黑白无常”表示心意。
王氏本家的大伯二伯一前一后，合力将装有奶奶遗体的木匣子扛在肩上，抬到埋着哥哥尸骨的地方，重新挖了个新土坑，一铲一铲用红泥土把奶奶的遗体埋了下去。
奶奶生前曾收养过两只因巢穴掉落而无家可归的幼年八哥。她一直对它们关爱有加，每当出远门或去外地看病，都会反复叮嘱父母好好照管，定期投喂食物、加水。奶奶去世后，有一天爷爷准备给八哥喂食，却若有所思地站在笼子前，呆呆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做出一个让我疑惑的决定——他竟把两只八哥从笼子里放了出来，任凭它们在门口走动跳跃，还把玉米粒撒在地上，让它们尝试自由啄食。爷爷看着不停扇动翅膀、跃跃欲飞的八哥，若有所悟地转头对我说：“我们该让它们有选择被囚禁或自由飞翔的权利，不然它们就失去了作为鸟类的基本意义，我们把它们养大的价值和意义也没了。”没过几天，八哥果然学会了在我家附近自己寻找食物和水源。又过了几天，它们真的自由自在地展翅飞走了。
自从奶奶离世，爷爷整天郁郁寡欢。不到半年，他也无疾而终，追着奶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