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
林默站在永安镇招待所三楼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渐渐苏醒的镇子。
手里捏着那张方政给的名片，纸张边缘在指尖留下清晰的触感，像是在提醒他这份信任的重量。
一夜未眠。
不是紧张，是大脑停不下来。
香菇种植示范基地项目的乱账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每一条资金线、每一个经手人、每一次会议记录，都需要重新梳理。
他把名片小心收进钱包的夹层，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硬壳笔记本。
这是他的工作习惯，重要的材料必须手写初稿，笔尖与纸面摩擦产生的思维轨迹，是键盘敲击无法替代的。
第一页，他写下三个关键词：账目、人证、物证。
八点整，林默准时出现在镇政府财政所门口。
永安镇财政所所长叫马文斌，四十出头，圆脸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像是在笑。
见林默过来，他连忙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热情得有些过分。
“林主任！这么早啊，吃过早饭没？镇食堂有包子稀饭，我带您去？”
“吃过了。”林默点头，直接切入正题。
“马所长，麻烦把香菇基地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所有财务凭证、合同原件、会议纪要、拨款记录，全部调出来。我今天要看。”
马文斌脸上的笑容僵了半秒，随即更加灿烂。
“好好好，林主任您先坐，我这就安排人找。不过……”他搓搓手，露出为难的表情。
“咱们镇财政所条件有限，有些年代久远的材料，可能归档不太规范，得花点时间。”
“多久？”
“这个……我尽量上午给您找齐。”马文斌说着，转头对旁边一个年轻干事喊道。
“小陈，快去档案室，把2017年到2019年所有扶贫项目的盒子都搬出来！”
说完，转身去拿起热水壶，给林默倒了杯茶水。
林默在靠墙的椅子坐下，没接马文斌递过来的茶。
他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份空白表格，开始列调查提纲。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财政所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交谈声、打印机嗡鸣声混杂在一起。
小陈进进出出好几趟，抱来七八个纸箱，灰尘在阳光下飞舞。
马文斌亲自蹲在地上翻找，嘴里不停念叨：“香菇基地……应该在这个盒子里……哎？这份合同怎么只有复印件？”
上午十点，材料终于“凑齐”了。
林默面前的长桌上，堆着三摞文件。
他开始逐页翻阅。
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香菇基地的施工合同，关键的价格明细页是后来补的，纸张颜色、打印字体与其他页明显不同。
资金拨付凭证中，有两张镇领导签字审批的单据，签名笔迹生硬，与刘长河在其他文件上的流畅签名对比，差异明显。
村道硬化项目的验收报告，日期竟然在开工之前。
发放收益的贫困户，有七个名字的身份证号码位数不对。
最致命的是，项目总计三百万的扶贫专项资金，银行转账回单只有镇财政所转出记录，却没有施工方或供应商的收款凭证。
“马所长，”林默抬起头，声音平静，“永发建筑公司收到香菇基地工程款的银行流水，有吗？”
马文斌额头冒汗：“这个……应该是有的，我再找找。”
“不用找了。”林默合上文件夹。
“这些材料里，关键的原始凭证——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正规发票、银行回单、验收现场照片——要么缺失，要么明显是后期补造的。”
“林主任，您这话说的……”马文斌干笑着，“基层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一定整改。”
“不是疏漏。”林默盯着他，“这是系统性造假。我问你，香菇基地实际建设成本是多少？”
“合同价是两百九十万……”
“我问的是实际成本。”林默打断他。
“钢管、薄膜、人工、菌棒、技术指导，这些实打实花出去的钱，到底是多少？”
马文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你不知道，或者知道但不敢说。”林默站起身，“我去问问该知道的人。”
他抱起那摞问题最明显的香菇基地材料，走出财政所。
马文斌想跟上来，林默回头看了他一眼：“马所长忙你的，我随便走走。”
上午十一点，林默来到离镇政府最近的大洼村。
村委会是一座三间平房，墙上刷着“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标语。
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叫王德福，皮肤黝黑，手掌粗糙。
见林默拿着文件袋进来，他愣了一下，随即认出来这是昨天跟省长一起来的人。
“领导，您怎么来了？坐，坐！”
“王书记，不麻烦了。”林默开门见山。
“我想找村里去年在香菇基地干过活的贫困户聊聊。名单上写的是五十户，您帮我找三五户就行。”
王德福眼神躲闪：“这个……现在农忙，大伙儿都下地了……”
“那我去地里找。”林默说着就要往外走。
“别别别！”王德福赶紧拦住，“我……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半小时后，村委会来了三个村民。
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
三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手脚沾着泥，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林默搬了凳子让他们坐，又让王德福倒了水。
他拿出花名册，指着上面的名字：“李老栓、王翠花、张二柱，是你们吧？”
三人点点头，神色紧张。
“去年在香菇基地干了多久？一天工钱多少？钱都结清了吗？”
问题一出，三人面面相觑。李老栓搓着手，小声说：“干……干了一个多月。工钱说是一天八十，但……”
“但什么？”
“但只给了头十天的钱，后面的……没给。”王翠花接过话头，声音更小。
“我们去镇里问了好几回，刘书记说基地效益不好，等有钱了再说。”
林默在笔记本上记录：“你们在基地具体做什么活？”
“就是搭架子、铺薄膜、搬菌棒。”张二柱说。
“后来菌棒来了，技术员教我们怎么种。可干了不到俩月，技术员就走了，说镇里不给开工资。再后来，大棚就荒了。”
“技术员叫什么？哪里人？”
“姓周，叫周明。听口音像是市里来的。”王翠花回忆道。
“人挺好的，还留了电话，说有问题可以问他。但后来打不通了。”
林默记下“周明”这个名字，又问：“基地的菌棒，你们知道是从哪儿买的吗？多少钱一棒？”
三人摇头。李老栓说：“都是镇里统一拉来的，我们只管种。”
问话持续了二十分钟。
林默能感觉到，三人知道的不多，而且说话时不停看王德福的脸色。
当他想追问更多细节时，王德福就会插话打断：“行了行了，领导问完了，你们赶紧回去干活吧！”
村民如蒙大赦，匆匆离开。
林默合上笔记本，看向王德福：“王书记，村里就这三户在基地干过活？”
“啊……对，就这三户。”
“可名单上有五十户。”
“那个……可能是别的村的吧，名单是镇里统一下发的，我也不太清楚。”王德福眼神飘忽。
林默不再追问。
他知道，从村委会这里是问不出实话了。
下午，他按图索骥，又跑了两个村。
情况如出一辙：能找到的“贫困户”寥寥无几，都说只干过短工，工钱没结清，对项目详情一无所知。
村支书或村长全程陪同，答话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