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是因为短期内，他根本找不到帖木儿的踪迹——那个家伙实在太擅长奔逃，如同草原上的孤狼，一旦溃败便隐匿无踪，难以追踪。
伊犁地区的各部族，为了表达对这位新征服者“大可汗”的忠诚，纷纷献上了许多容貌秀丽的女子。
这片土地上的人种，在后世逐渐演变为维吾尔族，因此这些进献的美女，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异域风情：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五官立体分明，身姿高挑窈窕，皮肤白皙细腻，与宋人女子的温婉秀美截然不同。
赵棫见了，很快便动了心，打算留这些美女在身边，闲时一同“探讨国家大事”。
其中，最得赵棫喜爱的，便是名叫妮莎的女子，据说她容貌倾城，被当地人誉为“草原上的明珠”，气质与才情皆属上佳。
此时的东宋，其政治体制在后世被学者们称为“君主集权重商主义”。
这种体制下，基本上宋人的军队打到哪里，东宋的商队就跟随到哪里，商业与军事扩张紧密相伴，互为支撑。
得益于南洋地区大量的种植园，东宋的蔗糖产量极高。
糖是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喜爱的调味品与零食，因此，东宋商人打造的巧克力糖块，成为了海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畅销货物。
为了贴合草原人的口味偏好，商人们还特意委托澳洲的工厂，研发出了奶糖。
这种奶糖口感醇厚、甜而不腻，一进入草原市扬，就立刻受到了草原贵族们的追捧，成为他们彰显身份、日常消遣的佳品。
除此之外，丝绸、棉布、茶叶、铁器等东宋传统商品，更是无需多言，迅速涌入草原，极大地提升了草原贵族的生活品质，让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了好几个量级。
源源不断的金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持续流入东宋的国库与商人的口袋。
那些原本饱受战乱之苦的草原贵族，纷纷感叹：为何大可汗不早点来到这里，让他们早日过上这般富足安稳的日子。
商业的繁荣，也让这片历经数年战乱摧残、满目疮痍的地区，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
兴威二十五年（1373年），东宋的科技与工业迎来了一个重要突破。
经过数年的研发与反复优化，在先前发明的蒸汽机车基础上，第一款正式投入商用的蒸汽机车，在澳洲应运而生。
这款商用蒸汽机车采用双汽缸卧式蒸汽机，动力强劲，能够牵引8节矿车，总载重可达30吨，行驶速度达到6.4千米/小时，其牵引力相当于50匹挽马的总拉力。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24小时连续作业，不仅运输成本更低，还不受天气变化与牲畜体力的限制，从根本上颠覆了陆地大宗货物的运输逻辑，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蒸汽机车的出现，也给东宋朝廷出了一个难题。
工部的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蒸汽机车以及配套铁路未来必将成为交通领域的主流，甚至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格局。
以往，国家的道路都是由朝廷出资修建，普通行人通行无需缴纳费用，而载货的商旅则需要缴纳百分之二的“过税”，这也是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如今，蒸汽机车行驶所需的铁路，该如何管理、如何征税，成为了朝臣们争论的焦点。
首先，将铁路修建的权力全部交给民间商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等同于朝廷主动放弃了大量的过税收入，损害国家利益；
其次，铁路的收益具有很强的地区性，一些偏远地区的铁路，修建成本高、回本周期长，从民间商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必然不愿意投入资金修建这类无利可图的工程；
但如果全部由朝廷包揽铁路修建，也并不合理：一来，修建铁路耗费巨大，会给国库带来沉重负担；二来，朝廷直接参与商业工程，也有“与民争利”之嫌，不利于商业的持续发展。
经过朝臣们反复商议、权衡利弊，最终达成了一致决议：城市内的铁路，可以由民间商人承包修建，但必须提前上报朝廷，经朝廷批准后方可动工；同时，朝廷专门成立了“铁路司”，负责管理全国所有的铁路事务，统筹规划铁路建设与运营。
明眼人都知道，铁路司掌握着铁路修建的审批权、管理权，油水极为丰厚。
因此，道学与儒学两大派系，立刻围绕着铁路司的归属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终，道学凭借着在自然、工程等实用学问上的优势，占据了上风——毕竟，铁路修建涉及机械、工程等技术，那些专攻《论语》的儒学学者，对此并不擅长，自然难以与道学抗衡。
当然，道学也没有将铁路司全部据为己有，其中一些与道学关联不强的文职岗位，依旧交给了儒学学者担任，以此平衡两大派系的利益。
而城市之间的大型铁路，则由朝廷出资修建。
这类重资产工程，回本时间漫长，风险高，却又关系到国家交通命脉与地区发展，只有朝廷才有足够的财力与魄力承担。
这份决议送到赵棫手中后，他只看了一眼，便看穿了其中的关键——这件事的背后，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朝中群臣与民间商人。
但赵棫并未反对，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他名下的皇家商会，也可以参与铁路修建与运营。
只是他也能预见，想要获得铁路修建的资格，必然要给铁路司的官员们足够的好处。
嘶——皇帝要给大臣“行贿”？
这未免有些倒反天罡，不合常理。
不过，仔细一想，倒也并非不可行。
反正皇家商会的核心目的是盈利，只要最终能赚到钱，些许投入也无关紧要。
更何况，皇家商会早已与朝廷公产明确区分开来，既然要参与民间商业竞争，就必须遵守民间的规则。
如果动用公权力为皇家商会敛财，那这份商会，到底是公还是私？
这显然违背了圣祖爷爷创立皇家商会的初衷。
自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训以来，大宋的官家向来对士大夫群体十分宽容，这也是南宋末年，有大量士大夫愿意追随大宋皇室，迁往海外、坚守气节的重要原因。
到了圣祖赵昰时期，这份宽容依旧延续，且不再局限于士大夫，而是对士大夫、武将、普通宋民百姓一视同仁，尽显治国之道；
到了宋帝赵汶时期，这份宽容则更多地偏向了道学士大夫，扶持道学发展，推动实用学问的传播；
而赵棫继位后，也依旧遵循了这份善待士大夫的传统。
赵棫本身就是个豪爽大方的人，再加上爷爷赵昰、父亲赵汶在位期间，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使得他对自己人（朝臣、亲信）向来毫不吝啬。
纵观整个东宋时期，大宋的官家从未主动整治过贪腐问题，这背后有三个原因：
一是东宋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疆域、财富、人口持续增长，贪腐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被极大地掩盖，并未凸显；
二是东宋朝廷设有完善的监察机构，即便官家不主动下令查贪，监察官员也会履行职责，遏制贪腐蔓延，不然他们这些监察官员岂不是可有可无？
三是商业的蓬勃发展，让朝中大臣敛财的手段逐渐从贪腐转向经商，通过正当（或灰色）的商业活动获取利益，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严重的贪腐行为。
不管这种局面是好是坏，眼下的东宋正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盛，赵棫也懒得花费心思去整治这些细枝末节，于是便欣然同意了朝臣们的决议。
赵棫敢“行贿”，朝中大臣们自然也敢收。
很快，皇家商会便凭借着庞大的体量、雄厚的财力，拿下了新乡地区两成的铁路修建与运营份额，以及澳洲其他地区四成的份额。
这些铁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为皇家商会带来持续性的巨大收益，成为皇家财富的重要来源。
自此，澳洲的铁路建设，从最初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无数条铁路在澳洲的土地上破土动工、延伸蔓延，将澳洲各地紧密连接起来，使得物资运输速度大幅提升，极大地推动了澳洲工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让东宋的国力更上一层楼。
。。。
同年，中原的大明王朝，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法制建设成果——大明刑部尚书刘惟谦编撰完成《大明律》初稿，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审阅、裁定，确立了大明王朝的法律框架。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自幼饱受贫苦，深知民间疾苦，也亲眼目睹了元末官扬的腐败与混乱。因此，他在治国上特别强调“治乱世用重典”，主张以严刑峻法，根除贪贿，整顿吏治。
朱元璋认为，元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过于“宽纵”，导致“纪纲废弛”，官扬腐败、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天下大乱。因此，他明确提出：“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与唐代的律法相比，《大明律》对那些直接危害王朝统治、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如谋反、强盗、贪赃枉法等），处罚力度大大加重。
例如，律法明确规定，官员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者，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情节更为严重者，还要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稻草，制成标本，放在衙门的公座旁，警示后续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与此同时，《大明律》也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业发展，扶持农业生产，这与东宋“重商兴邦”的放纵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完善律法，这一年，大明朝廷还下诏，令天下所有府、州、县，皆设立官学，推行基层教育。按照规定，府学设立教授一名，州学设立学正一名，县学设立教谕一名，每所官学还配备若干名训导，负责辅助教学；同时，朝廷给予官学定额生员（学生）廪膳（即伙食补贴），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鼓励百姓子弟入学读书。
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大明基层教育网络的铺开，让更多百姓子弟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为日后大明科举取士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王朝培养了大量可用之才。
对于民间的民生疾苦，大明朝廷也给予了及时的关注与扶持。
这一年六月，北平、河间等地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百姓生活困苦。朱元璋得知后，立刻下诏，免除这些地区当年的田租，减轻百姓的负担，帮助百姓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这种“因灾蠲免”的政策，也成为明朝初期，朝廷推行休养生息、稳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总而言之，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下，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逐渐摆脱了元末战乱带来的创伤，迎来了太平盛世的曙光，社会经济稳步恢复，百姓生活日益安稳，整个中原大地，正朝着盛世的方向稳步发展。
正当朱元璋觉得大明的统治日益稳固，内部局势趋于平稳，准备腾出手来，处理一下海外的大宋余孽，消除这一潜在威胁之时，负责刺探云南地区大元余孽消息的锦衣卫，从广西传来了一份令人意外的消息：“大越已成为大宋的藩属国。”
朱元璋握着手中的纸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大宋的势力，不是一直在日本高丽一带活动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南面，还收服了大越作为藩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