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汤稼炜是被窗外收废品的喇叭声吵醒的。那声音从楼下传来，循环播放着“回收旧家电、旧手机、旧电脑”，拖着长腔，像一把钝锯子在锯钢筋。他睁开眼，盯着那盏吸顶灯看了几秒，才想起自己在哪儿。王大勇家那间次卧不大，但收拾得整齐，被褥有股洗衣液的清香味。床头柜上放着昨晚那杯没喝完的水。
客厅里传来王大勇的声音：“起了没？收拾收拾，带您再去奥森看看。”
汤稼炜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手机显示七点二十，天已经亮透了。他套上毛衣推门出去，看见王大勇正蹲在门口系鞋带，脚边放着两个保温杯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块红糖油饼和一小袋荠菜疙瘩。
“咋又去奥森？昨晚上不是去过了吗。”
“之前去的北园儿，但真正的好东西，那还得是南园儿”王大勇站起来，掏出一块大油饼递给他，“先垫垫，路上跟您细说。”
下楼的时候，汤稼炜四处看了看，没看见一辆银白色的电瓶车。
“你车找到了吗？”
王大勇摆摆手：“还在派出所那儿挂着呢。昨儿打电话问，说监控还没调完，让我等着。今儿咱坐地铁。”
两人沿着那条横贯北五环的大马路往地铁站走。早高峰已经开始，车流堵得纹丝不动，红色的尾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像一条趴在路面上喘息的火龙。冷风灌进脖子，汤稼炜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咬了口油条。
“这公园，”王大勇边走边说，“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修的，纯人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天然的。山是堆的，河是挖的，树是从全国各地移来的。但就这么个人造的东西，现在成了北京城风水的关键。”
汤稼炜听着，没接话。他想起老叔说过，风水讲的是天然格局，人造的东西往往留不住气。
“您知道北京城的中轴线吧？”王大勇拐了个弯，往地铁口走，“从永定门开始，过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一直往北，到钟鼓楼，那是一根线。奥运会之前，这根线到钟鼓楼就断了。后来修奥林匹克公园，硬是把这根线往北延长了六公里，穿过鸟巢、水立方，一直顶到森林公园。”
地铁里人不多，两人找了个角落站着。王大勇继续说：
“风水上讲究什么？藏风聚气。气要能聚，得有个东西兜着。过去北京城北边有燕山山脉兜着，那是天然屏障。但山太远了，气跑到城北就散了。奥运会那会儿请来的风水先生说了，得在北边修一座山，把气留住。”
汤稼炜想起昨天晚上王大勇说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七百多公顷的面积，那座假山、那条人工河。
“那座山？”
“对。”王大勇点点头，“仰山，主峰四十八米，用挖鸟巢和水立方的土堆的。山顶那个亭子，正对着中轴线。您说这风水理念纯不纯粹？纯粹到家了——连山都是人造的。”
“我跟您说这些，不是让您信这个。是让您明白，北京城这地方，每一寸土都被盘算过。哪儿该高，哪儿该低，哪儿该有水，哪儿该有路——都有讲究。巩华城那块，也是这个理儿。”
他顿了顿。
“当年修十三陵的时候，派了多少风水先生去踩点，踩了几年才定下来。巩华城挨着温榆河，正好在陵区南边，那是整个陵区的‘水口’。水口是什么您比我懂，那是气进出的地方。”
汤稼炜点点头。他当然懂。老叔教他风水的时候，第一个讲的就是水口。
“所以巩华城那地方，”王大勇放低了声音，“本来就邪性。不是后来邪，是从根儿上就邪。明代人把它修在那儿，是要用那个‘邪’去镇住北边的东西。后来满人入关，明陵废了，巩华城也废了。但那套格局还在，那口气还在。”
汤稼炜想起盘龙宫下面那个东西。它也是被镇着的，用献祭、用封存、用三千五百年的恐惧。
地铁到森林公园南门站。两人出站，豁然看见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南门就在眼前：往北走是森林公园，往南去，一条恢弘壮丽的中轴线，串联着琉璃塔，鸟巢，水立方等地方。
“来，这边逛南园。”王大勇领着汤稼炜往里走，“南园人多，比北园闹腾不少。”
两人沿着健身步道往里走。两侧是高大的银杏，叶子落了一地，金灿灿地铺着。晨跑的人不少，喘着气从他们身边经过，脚步声有节奏地响着。远处那座假山在晨雾里若隐若现，亭子浮在山顶，像一只蹲着的鸟。
穿过一片树林，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尽头，就是那座被铁栅栏围起来的区域。
“北顶娘娘庙。”王大勇指了指，“昨晚跟您提过的。”
汤稼炜站住了。
晨光里，那座灰砖小殿显得比昨晚更旧。荒草淹没了通往殿门的小路，露水在草叶上闪着细碎的光。殿前的石碑歪斜着，碑座已经陷进土里半截。檐角那只残破的脊兽蹲在那儿，像一只在打盹的老猫。
“就是这个？”
“就这个。”王大勇掏出烟，没点，叼在嘴里，“当年差点推平了。零四年那会儿，鸟巢开工之前，这一片全是村子。北顶村、大屯、小关，拆了几千户。这娘娘庙也在拆迁名单上，本来是要推平的。”
他顿了顿。
“推土机开进去那天，出了事。”
汤稼炜看着他。
“什么事？”
“三台推土机，前后脚熄火。”王大勇把烟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心，“司机下来检查，发动机没问题，电瓶没问题，油路没问题。换人，换机器，一样。后来有个老人说，这庙里的娘娘脾气大，不能动。”
汤稼炜盯着那座小殿。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正好打在灰砖墙上，把那片枯藤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些影子爬在墙上，像无数条干枯的手臂，像在抓住什么。
“后来呢？”
“后来工程方请了人来。”王大勇把烟叼回嘴里，没点，“那人围着庙转了三圈，说这不是普通的庙，是‘压胜’用的。北顶娘娘庙，供奉的是碧霞元君，泰山老母。元明清三代，北京城北边修了不少这样的庙，专门镇着北边的风水。”
他指着那座小殿。
“你想想，几百年下来，多少人的念头落在这儿。那些念头，会不会攒成什么东西？”
汤稼炜没有回答。他想起盘龙宫下面那些刻痕，那些被反复加深的“凶、勿启”，那些蜷缩在湖边的朱漆骸骨。念头这个东西，攒久了，会不会真的变成别的什么？
“他们信了？”
“信不信的，反正没敢拆。”王大勇吐出一口烟，“最后改了规划，鸟巢往南挪了一百米，水立方往西挪了五十米，把这座庙完整地保下来了。现在归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管，不开放，就那样放着。”
两人在栅栏外站了一会儿。风吹过荒草，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座小殿就那么蹲在那儿，沉默地蹲了三百年，蹲了六百年，蹲了不知道多少年。汤稼炜后颈那根线轻轻跳了一下，不是警告，是提醒。那种感觉很轻，像有人在远处看了他一眼，又移开了目光。
“走吧。”王大勇把烟头掐灭，“该吃饭了。那家自助餐厅就在前面，我那哥们儿应该快到了。”
时光轴自助餐厅开在奥林匹克公园北侧一栋写字楼的二层。
招牌是那种后现代工业风的铁艺字，每个字都焊着锈迹斑斑的铁链，嵌在灰色水泥墙上。门口摆着一台老式胶片放映机，旁边立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今日推荐：维也纳炸猪排配土豆泥、老北京炸酱面、意大利肉酱面、墨西哥鸡肉卷。四种菜名用四种颜色的粉笔写，挤在黑板上，像一场混乱的文化博览会。
往餐厅走的路上，王大勇开始介绍他那个哥们儿。
“老贝这人，您见了就知道了，怪得很。”他放慢脚步，像是在组织语言，“奥地利人，维也纳大学的汉学系教授，研究中国神秘学研究了二十多年。汉语说得磕磕巴巴的，但能听懂。您别看他那副样子，脑子好使得很，他看过的书，过目不忘。”
汤稼炜听着。
“他怎么跑巩华城去了？”
“说来话长。”王大勇掏出烟，又意识到快到了，塞回去，“他老师一九九六年死在中国。死之前，在巩华城待了三个月。老贝说，他老师留了本笔记，里面记了很多东西。他来中国，就是想查清楚他老师当年到底发现了什么。”
汤稼炜右眼皮跳了一下。
“他老师怎么死的？”
“不知道。”王大勇摇摇头，“老贝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九六年，夏天，死在巩华城附近。官方说法是溺水，但他不信。”
两人走到写字楼门口，王大勇推开玻璃门，一股混着披萨芝士味、铁板烤肉油烟味和咖啡香的热气迎面扑来。
“老贝那人，”他压低声音，“有时候说话神神叨叨的，您别介意。他那心里有事儿，藏了二十多年了。您要是不想接他的话，我就打圆场，您放心。”
汤稼炜点点头。
电梯上二楼，门一开，就是那家自助餐厅。靠窗那排长条桌旁，一个穿深蓝色粗线毛衣的男人正低头翻着什么。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站起身。
他四十多岁的样子，棕灰色短发乱糟糟地堆在头顶，眼窝很深，鼻梁高挺，下颌长满了同样棕灰掺杂白茬的胡子，乱得像一蓬没修剪过的灌木丛。他朝汤稼炜走过来，伸出手。
“汤稼炜！”他说，那汉语每个字都咬得准，但声调全拧着，“你的老叔，汤振业，我早就知道的。”
“你的老叔”听起来像“腻的捞舒”，“早就知道”拖得长长的，尾音往上挑，挑到一个不该挑的地方。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汤稼炜，目光很专注，像在打量什么。
“贝登·克莱斯勒，”王大勇在旁边介绍，“我们都叫他老贝。”
“老贝，”汤稼炜握住他的手。手掌很厚，指节粗大，掌心有一层硬茧，那茧的位置和普通读书人不太一样，更像是常年握工具磨出来的。
“坐，坐。”贝登松开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又扭头冲王大勇说，“王，你点菜了吗？我饿了。”
王大勇摆摆手：“自助餐点什么菜，自己去拿。”
三个人各自取了食物回来。汤稼炜盘子里是几片烤肉和一堆沙拉，王大勇端着冒尖的一盘，贝登的盘子很素净——几块炸猪排，一勺土豆泥，一点酸菜，旁边搁着两片黑面包。
“炸猪排配土豆泥，”贝登叉起一块，“维也纳的吃法。这家的厨师是东北人，但做的炸猪排，很不错。”
他说“很不错”的时候，声调又拧了，“很”是第三声，“不错”是第四声和第四声，他硬是把这三个字都读成了第一声，听起来像“痕波波”。
汤稼炜忍着没笑。
“老贝，您刚才说早就知道我老叔，”他喝了口柠檬水，“您认识他？”
贝登放下叉子，用餐巾擦了擦嘴。那个动作很慢，慢得有点刻意，像在拖延时间。
“不认识。”他说，“但是，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
他顿了顿，盯着汤稼炜的眼睛。
“那篇文章，发表的刊物早就没了，只印了三百本。后来，连图书馆的存档都丢了。”
他说话时习惯把句子切得很碎，主谓宾之间要停顿一下，像在用德语语法重新组装中文词汇。这种停顿让他的话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韵律感，像一个人在背诵一首自己不太熟悉的诗。
“我找了三年。”他说，“三年，才从一位老风水先生手里，复印到。”
他说“三年”的时候，盯着汤稼炜的眼睛。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深处，闪过一丝光，很短，但很亮，像猎人看见猎物时那种下意识的兴奋。
汤稼炜后颈那根线又跳了一下。这次不是提醒，是警醒。
“您费这么大劲，”他低头切烤肉，没看贝登，“那篇文章写了什么？”
贝登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他盯着汤稼炜切肉的手，盯着刀锋划过肉片时渗出的汁水，盯得很专注，像在观察什么。
“写的是赣南围屋的水口布局。”他终于开口，“你老叔在文章里说，水口者，非止水也，乃气之门户也。守其口，不如知其性。知其性，不如顺其势。顺其势，则水不为患，气不为害。”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语速放慢了，咬得更准，像是背过很多遍。背完之后，他又盯着汤稼炜，那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等什么。
汤稼炜感觉到了那个目光。他抬起头，和贝登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很短，不到两秒。但汤稼炜看清了那双灰蓝色眼睛深处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学术兴趣，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压了很久的东西。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蹲了太久，终于看见洞口透进来一丝光。
他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汤稼炜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想从我老叔那儿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