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新元乡胡乡长辞去了其乡长的职务，此后不到二个月，胡乡长因为心情郁闷，经常醉酒，遭意外而死。而胡乡长的辞职、到死去，可能与文心间接有关。
那是2001年10月，全县对所有乡镇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因为局里人手不够，工作任务重，时间要求紧，文心被临时抽调带一个组到新元乡审计。
审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审计组吃住在乡里，临近外勤审计结束的那个傍晚，文心与胡乡长一起在湖边散步。文心说，审计结果并不理想。
胡乡长说，我也知道，但很多东西并不是下面的人所能控制的。
于是文心很认真地倾听这位乡长的往湖里倒的苦水。
我是本乡土生土长的，工作了二十年，干了三年的副乡长，当了六年整整二届的乡长，在同一个地方呆这么长时间，这在其他人身上是不多见的。没有当正职以前还不知道正职的艰难，当了正职才知道。这六年来我仿佛就是活在二个字中——任务。
首先是财政税收任务。94年国、地税分家以后，税收任务就一直压在各乡镇领导的肩头上，收税似乎成了我们乡镇的事，跟地方税务所好像毫无关系，他们只需要二倍、三倍于我们的工资，但税收由乡政府包干，钱由乡政府去收，他们只是负责开□□。上面也只是想当然，税收任务每年都固定地按比例增长，从来就不考虑地方的实际税源，有移民建镇任务的乡镇都是按移民补助资金扣缴税收的。但这只缓解部分税源的问题，大部分的税收缺口是向老百姓摊派征收的。屠宰税是按人头摊派的，外出打工人员的打工税是按人头摊派的，每年年关时，没有完成摊派任务的村，都是乡里组织力量到各村催收，没有钱的，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搬人家的东西，有捣蛋的，还有乡派出所的人把捣蛋的人抓来关禁闭。唉，年年如此，老百姓都骂呀，什么土匪、比国民党的兵痞子还要痞呀，你可能也听说过，前几年一个乡还因此闹出人命来。年复一年，面对我贫困的子民，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两年的税收任务更重、更紧张了，老百姓的觉悟也提高了，要想按比例提高摊派的基数，简直不太可能，那就只好去外面找。真正的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招商引税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
招商引税，说得好听点是花钱去买税，正像你们审计组这次审查出来的，各乡都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将外地的税收引到本地来。引税是有代价的，建筑业和运输业的综合税率都是6个百分点，我们就只有跟纳税人商量，我们负责开具税务结算发票，纳税人只须交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也就是只交一半，另一半即带征的所得税由乡里面用经费垫付。同时，乡里还有奖励负责引税来的朋友，比例一般是纳税人实交税款的50%，也就是总税额的15%多点。乡里也算了一笔账，垫付的所得税是整个应缴税收的一半左右，但完成了任务，县财政返回乡里的可用财力是85%，扣除乡里垫付的50%和引税费用15%，乡里也还可以得到20%左右，不管怎么说，钱还是弄了一点，也可以保证完成任务，不至于一票否决。
但每个乡镇、每个县都这么做，不仅国家造成巨大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这是违法的。文心插上说。
我也知道这违法，我能不知道，县里的领导也知道，从政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是违法的，想必你也听说过，去年南方某国税局来我们县调查，说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的运输发票都是从我们县开出的。运输发票有7%的增值税抵扣，提供运输的人只要交一半的税收，还有奖励，当然乐意到这里来开票啦，当时还把几个乡镇的领导吓了一跳，生怕查到自己头上，虚假的增值税抵扣，骗取国家税收，麻烦可大了，但有人说，你们怕什么，能引税到这儿来，肯定已经做好了当地税务主管官员的工作，他们不认可，他所管辖的企业能通过税务检查吗，派人来调查，无非是做做样子，应付上面的听到风声便是雨的领导而已。所以今年还照样引税，只不过不轻易给发票的抵扣联给人。现在有好几个乡镇都有固定的引税人，完不成任务的乡镇奉他们为祖宗，为上帝，我们都戏称这些神通广大的人是“引税专业户”，就像其他新兴职业一样，他们总是特别受青睐。
胡乡长在湖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来，捡起身边的一根干树枝，双手只轻轻一折，即将枯枝折断。深秋的晚风已有很浓的凉意，将胡乡长因激动而泛红的脸颊吹拂得更红且有发烧的感觉。
文心陪着他坐下来，这些情况他早已清楚，有的地税分局还借乡镇迫切完成任务的弱点，做税收上的纸上文章，从而收取乡镇的税收分成或弥补经费不足。依法征税和管理本来是地税机关的事，现在由乡镇全部包干了，一票否决呀，完不成就没帽子了。所以辛苦收税的是乡镇，享受税收成果的是地税机关，有的地税干部一年也难得在乡里面住几天，但年均个人收入却是乡里干部的二倍甚至更多。这种不公平向谁去说呢？文心不想去细想，他继续倾听胡乡长的诉说。
其次是招商引资任务，胡乡长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招商引资也会成为政治任务，也列入了一票否决，我土生土长在这儿，本地的自然资源我了解很清楚，可要到大都市去寻找那些见多识广吃四方的客商来我这个交通不便的湖边小乡投资办厂，我哪有这能力，但任务又不得不完成，只有做做样子，跟着上面的领导去珠海、上海、厦门等地招商，一年下来，商没有招成，钱花了不少，花了那些钱，我心痛呀。钱丢在了水里，至少还能听到“咚”的一声响，可现在“咚”都不“咚”一下，税收任务没完成，招商引资没完成，全乡的干部都只发40%的工资，我还白白地花了这么多的钱，年底我拿什么去发一点福利给我的一年到头辛苦工作的同志们啊。
今年又下了任务，要我们乡到县城的工业园去买地，建厂房，招不到商就自己做，至少要让省、市领导来考察，看到我们县确确实实做了厂房，至于是不是有真正的商在里面，来考察的人也管不了那么多。没办法，向干部借资、集资，买了地，建了厂房，弄得我的干部怨声载道，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呀，有这样招商的吗，这与大炼钢铁和搞园田化又有什么区别呢？
招商也和财税任务增长一样，只是外商投资额增长比例比财税任务增长比例更高，而要完成了招商任务，相应的招商带来的税收增长也更多，既然招到商了，税收肯定也得增长。如此循环，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农民的税收负担也更重了。胡乡长就坐在那儿，就近拣了块小石片，挪动身子将小石片横着使劲甩向湖面，他是想打几个甚至十几个漂亮的水漂，可是不成功，小石片只跳跃了一下，便沉到湖底了，虽是10月中旬，湖水却干了许多，湖滩上的淤积物层次分明，有发白的贝壳，有枯枝烂草，但最明显的还是淤泥，是被日光和风干了的淤泥，今年天干得自来水公司都取不到水，县城的居民都经常停水，守着偌大的一个鄱阳湖却找不到水喝。
胡乡长继续说着，他还有好几个任务没有完成，比如党报党刊的征订任务，层层分解，到乡、到村、到中学、小学、到乡直各单位。那些报纸大多数大同小异，报道的新闻各级报纸几乎都一样转载，倡导廉政建设的文章和案例几乎每张报纸和杂志里都有，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常说，但党报党刊和各部门的刊物也像财税任务一样，年年都呈比例上升，许多单位和企业都倒闭了，报刊征订数量却有增无减，每年年底，各单位都将这些根本没人看但堆放整齐的报刊按6毛钱一斤卖给收破烂的，卖了几百块钱就在元旦时加个餐，买点水果大家在一起过个新年茶话会。
现在的任务也是名目繁多，纪委监察局的有收缴违纪款的任务，检察院公安局的有收缴脏款的任务，你们审计的也有收缴款任务，土管、物价、城管、环保的等哪一家都有任务，这是要人们相信，这是个邪恶的社会，是毫无法制的社会，就好像我们的单位都肯定违纪，我们的干部都肯定违法，不违纪违法就不正常，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相信。连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也有收缴计划外生育费的任务，也是一票否决，任务分解到乡、到村。完不成任务就乡里面用经费去垫。
上面的政策和法律，执法部门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人遵纪守法，什么都以任务来衡量，领导干部有没有政绩，有没有管理能力，就看你能不能完成上面的各项任务，说白了，是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从老百姓的嘴里把钱抠出来、榨出来。那些会想办法完成各项任务的基层领导经受住了任务考验，所以提拔了，做了县领导、市领导。他们同样又用这种方法去管理下级。到底有没有哪位领导把百姓的负担、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即使了解百姓，也是假装糊涂。难道上面的领导就不知道这些吗？明明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而且是一些非常重大和致命的问题和缺陷，每次总结大会上，也要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这些问题何时解决了，缺陷何时弥补了？
胡乡长显得很激动。文心很少插话，他不想打断他，这位在基层摸爬滚打二十年的领导，他深知他的子民，在对该乡一周的审计过程中，胡乡长总是积极配合，把他想说的，知道的全都如实告诉了审计组，他似乎全不忌讳这样的审计结果报告对他的政治前途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六点半了，天静静暗淡下来，乡办公室的秘书给胡乡长打了个电话，说晚饭准备好了，审计组的其他几位同志在等他们回去吃饭呢。胡乡长这才站起身，拉着文心的手说，文组长，不说这些了，今晚是审计组在这吃的最后一顿晚饭，我特意跟食堂打了招呼，加了几个菜，这几天你们都说有制度，从没沾过酒，今晚就破个例，我们就喝个痛快，如何？
文心望着他被月光映照湖面反射到那张充满正气但很惟悴的脸，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凛然，他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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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去拒绝他的诚挚的宴请。此时他沉寂许久的内心也因胡乡长的一番话而像这晚风下的湖水一样，激起了层层波浪。是呀，他也很想再热烈地大醉一次，就当作是给自己下的一次政治任务吧，一定要完成它。
第二天一早，审计组一行五人离开了新元乡，临上车时，胡乡长请文心到一旁说话，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二个信封，非常小心地呈交给文心，说，这一封信里装的是我按这次审计要求写的我任职六年的述职报告，请审计组收下。文心接了，放到公文包里。
这一封呢，胡乡长停了停，思索了片刻，像是鼓足了勇气，说，这一封是我呈交给县委组织部的辞职信，请您替我转交给组织上，好吗？
文心不解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去说服他收回时，胡乡长已自己将信放进了文心的公文包里，弄得文心一脸的愕然。
回来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等文心将对该乡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报告，请审计组的小王和小江送交胡乡长征求意见时，那封信还在文心的包里。文心想，胡乡长看了实际结果的审计报告，应该像别的乡镇一样，会提出要求作较大的有利于自身的修改意见。
但是胡乡长没有，相反，再次强调了，上面下达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是真正加重农民负担，严重遏制地方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区域经济彻底崩溃的结局。这是一份完全自责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的反馈函。并打电话告诉文心，说他已写了另一份辞职信，直接邮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上次交给你的那份，如果可以的话，就一并放进对我任职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档案吧，作为一乡之长，我感觉好累，而面对我的百姓，我觉得自己极不称职，我只是做了几年的官，是纯粹意义上的官，不是为百姓谋利益的公务员。
在电话里，文心没有说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干部选举、任命人事管理体制并不完善的环境里，审计报告也许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但从事审计这么多年，对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时，都只有针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而为单位或自己作辩解的，甚至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找人说情的，从来就没有过承认审计报告中提出的所有较为严重的问题，并引咎自责的，更没有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档案甚至所有的审计档案里，还有一份被审责任人辞职的书面材料，他甚至找不到任何审计规范性的文件，给这份辞职材料放到档案里那一个位置的依据。
总之，胡乡长辞职了，虽然组织部没有正式下文。胡乡长，不，应该叫胡水清同志真的辞职了，他在审计组走后的几天里，将手头上的工作全部向常务副乡长作了安排，然后便不上班了。总是一个人带着一支鱼杆和一瓶白酒到鄱阳湖边垂钓，他应该知道这样的季节，是钓不到鱼的，也可能他根本不是想来湖边垂钓，他只是想一个人面对奔流不息的湖水，倾吐几十年来闷积在心中的忧郁。因为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还是下雪，他都会来到湖边，坐到那块大石上，放好鱼蒌，抽出鱼杆，安置鱼线，然后一甩出去，用一只脚踩住杆的末端，便掏出怀里的酒瓶，取下瓶塞，慢慢地咕着，咕着时，眼睛却注视鄱湖上空自由地飞翔的水鸟，脑子里想着，鸟儿何时才能将总在鄱湖的漩涡里打转的湖水引向长江，引向大海，当脑子里真的幻想到有那么一天时，他咕咚一下，竟不知道那一口下去了多少酒。
2002年新年的第一天，单位上的人都在庆祝元旦，庆祝过去的一年又完成了上面下达的各项任务，新的一年又依然是在酒杯中开始了的时候，胡水清却一个人在老地方，他也在庆祝，他自劝自饮。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总之是醉了，明明是风吹动了鱼漂，他以为是鱼上钓了，而且看起来是条很大的鱼，他激动得用力一拉，鱼钓上什么也没有，却晃晃悠悠的钩住了他头顶上的高压线，他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下鱼钓钩，是用力拉断鱼线，还是放弃，现在就回家，总之是谁也不知道他当时想了什么时，那根不绝缘的鱼杆将380V的高压电以30万分之一秒的速度渗透他的全身，瞬间结束了他42岁的生命！
元月五日，文心以一个既不是他的亲戚、邻居，也不是他的单位同事或要好的朋友身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在他的灵柩前的香桌上上了三柱香，死者的家人递上一叠折叠好的冥纸给文心，示意文心就在旁边烧了，但文心没有这么做，而是从怀里取出那封包装如初的辞职信，蹲下对着火盆的火种点着，看着它全部化为灰烬，他才如释重负般地站起来，心里想，这封辞职信总算退回给了他……
一连好几天，文心都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忧郁中生活着，一天他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路边摊上的一位看相算命的先生拦住他说，这位老板，看你神情恍惚，印堂发黑，两颊泛青，近日内必有灾祸，看看相吧，说准了随你给，说不准分文不要，看看吧，为你消灾祈福，文心却像没听见他说什么似的，只顾自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