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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圣保利区工人广场。
五月的阳光本该温暖，但此刻照在广场上，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意。
广场中央搭起了一座木台，高三尺，宽两丈，台面上铺着粗糙的帆布。
木台后方竖着一面巨大的红旗，旗面上绣着金色的锤子、麦穗和齿轮。
红旗两侧，各站着两名持枪的赤卫队员，枪口朝下，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台下，八千名工人和市民挤满了广场的每一寸空间。
他们有的是从造船厂下班直接赶来的，工装上还带着油污；有的是从码头区步行一个多小时走来的，脚上沾着易北河的泥沙；有的是从城东工人社区赶来的妇女，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攥着自制的标语牌。
没有人说话。
八千人的广场，静得像一座空城。
只有风吹过红旗的猎猎声，只有偶尔传来的婴儿啼哭，只有远处易北河上轮船的汽笛声。
木台左侧，临时搭起了一个小一些的台子，上面摆着三把椅子。
那是检察官席——汉堡市检察院派来的检察官将在这里宣读起诉书，监督审判程序的合法性。
木台右侧，另一个小台子上坐着五个人。那是陪审团——两名造船厂工人，一名码头搬运工，一名纺织女工，一名退伍士兵。
他们都是三天前由汉堡各工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将代表人民群众参与这次公审。
木台正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红布。长桌后面，只坐着一个人。
恩斯特·台尔曼。
汉堡苏维埃主席、德共汉堡区委书记、汉堡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此刻，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工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小小的铁锤徽章。他的脸庞像岩石一样坚硬，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在他面前的长桌上，摆着一份厚厚的卷宗。卷宗封面写着：
“汉堡反革命集团案：贝德利·克里德等七人”
“汉堡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
“1920年5月15日”
台尔曼抬起头，目光扫过广场上那八千张沉默的脸。
然后，他站起身，走向话筒。
“同志们，”他的声音洪亮而低沉，不需要扩音器就能传遍全场，“今天是汉堡苏维埃第一次公审大会。”
广场上静得能听见心跳。
“几天前的晚上，在柏林，有人想用子弹杀害罗莎·卢森堡同志。”
台下响起低沉的嗡嗡声。
“那些子弹没有杀死卢森堡同志，但它们告诉我们一件事——”
台尔曼的声音陡然提高，“敌人没有死心！敌人就在我们中间！”
他走回长桌边，拿起那份卷宗：
“而我们今天这个案子的主犯，叫贝德利·克里德。”
“原自由军团的士兵，卡普政变后流亡南方，半个月前被秘密送回汉堡。”
“他的任务是：在汉堡组织潜伏小组，收集红军情报，伺机暗杀汉堡苏维埃领导人。”
台下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跟他一起被捕的总共有六个人。”
“三个是原自由军团士兵，两个是本地商人，而他——是我们工人！”
最后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广场上炸开了锅。
“工人？”
“怎么可能？”
“叛徒！”
喊声此起彼伏。
台尔曼没有制止，只是静静地看着台下。
等到喊声渐渐平息，他才继续说：
“是的，工人。”
“他在汉堡造船厂干了三年，参加过1918年的罢工，甚至参加过赤卫队。”
“但在自由军团的人找上门时，他收了钱，出卖了灵魂。”
他顿了顿：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仅是为了审判外人，更是为了审判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叛徒。”
他转向左侧的检察官席：
“请检察院同志宣读起诉书。”
检察官站起身。
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西装。
他翻开文件夹，声音清晰而冷静：
“被告人贝德利·克里德，男，三十四岁，原汉堡造船厂钳工。”
“1920年4月，经原自由军团军官胡克·克劳德介绍，与南方反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4月17日至5月10日间，先后六次向南方传递红军驻防情报，收取报酬共计四千马克。”
“5月8日，参与策划暗杀汉堡苏维埃主席台尔曼同志，因赤卫队警戒严密未遂。”
“5月12日，在内卫部统一行动中被捕。”
“经审讯，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他念完后，合上文件夹：
“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同案犯证言、查获的情报抄件、赃款等证据证实。”
“根据《关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通知》第四条及《刑法暂行条例》第七条，建议判处被告人弗里茨·埃勒死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台下再次响起嗡嗡声。
台尔曼转向右侧的陪审团席：
“请陪审团发表意见。”
五名陪审员交头接耳了几分钟。
然后，那名纺织女工站起身——她四十来岁，脸上有长期熬夜留下的皱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们讨论过了，证据确凿，没得说，叛徒比敌人更可恨。”
她说完坐下。
台尔曼点点头，转向台下：
“现在，允许群众发言，谁想说，请站出来。”
广场上沉默了几秒。
然后，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
“我！”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走了出来，他的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但脚步很稳。他走上木台，站在台尔曼面前。
“我叫汉斯·贝克尔，”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汉堡造船厂干了三十五年，贝德利·克里德——我认识他。”
全场安静下来。
“他是我的学徒，”贝克尔说，“三年前进的厂，我带了他半年。”
“他手巧，学得快，人也机灵。”
“我那时候还跟人说，这孩子有出息。”
他转过身，面对台下八千名工人：
“可出息到哪儿去了？”
“出息到出卖同志、暗杀领导、收南方人的钱上去了！”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同志们，我今年五十八了，在这厂里干了三十五年，见过资本家压榨我们，见过监工打骂我们，见过战争把我们的人一批一批送上战场送死。”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们工人自己当家做主了，好不容易我们的孩子能喝上牛奶了，好不容易我们能挺直腰杆做人了——”
他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流泪：
“可有些人，有些跟我们一起流过汗、一起挨过饿的人，转身就去给敌人当狗！”
他猛地转身，指着被告席上那个低着头的男人：
“贝德利·克里德！你还认得我吗？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话吗？”
“‘工人不帮资本家，工人帮工人’——你他妈的全忘了吗！”
被告席上，那个男人始终没有抬头。
贝克尔说完，走下了木台。
人群自动为他让开路，很多人伸出手，在他经过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台尔曼再次走到话筒前：
“还有谁要发言？”
一个接一个的人站出来。
有造船厂工人，有码头搬运工，有家庭主妇，有赤卫队士兵。
他们有的愤怒，有的悲伤，有的只是沉默地站在台上，看着被告席上那个曾经的工友，然后转身离开。
发言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十二点整，台尔曼敲响了木槌。
“现在，”他说，“请检察院同志宣读最终量刑建议。”
检察官再次站起身，翻开文件夹：
“根据被告人供述、同案犯证言、查获的证据，以及今天公审大会的群众意见，检察院维持原建议：判处被告人贝德利·克里德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同案六人三年至十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参与劳动改造，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台尔曼点点头，转向陪审团：
“陪审团是否同意？”
五名陪审员低声商议了片刻，然后同时举起手。
“同意。”
纺织女工说。
台尔曼站起身，面对台下八千名工人：
“根据公诉机关的建议，根据陪审团的意见，根据群众的呼声，现在我宣布——”
他的声音如钢铁般坚硬：
“判处反革命分子弗里茨·埃勒死刑，立即执行！”
八千人的广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不是欢呼，是掌声——沉重的、愤怒的、决绝的掌声。
四名赤卫队员走上被告席，架起那个一直低着头的男人。
他被押下木台，走向广场边缘——那里停着一辆军用卡车，将把他押往刑场。
掌声持续了很久。
久到卡车消失在街道尽头，久到人群开始慢慢散去，久到阳光开始偏西。
台尔曼始终站在木台上，没有动。
当最后一名工人离开广场，当广场上只剩下赤卫队员和工作人员，他才缓缓走下来。
他的副官走过来，低声说：
“台尔曼同志，您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
“等会儿。”
台尔曼说。
他走到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贝克尔身边——老人还站在广场边缘，看着卡车消失的方向。
“贝克尔同志，”台尔曼说，“谢谢你今天站出来说话。”
贝克尔没有回头。
他的声音沙哑：
“台尔曼同志，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心的，可是……”
他转过身，眼眶终于红了：
“可是那个孩子，我带过他半年。”
“他刚进厂的时候，连扳手都拿不稳，我手把手教他。”
“他学会第一道工序那天，高兴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台尔曼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贝克尔同志，我明白。”
他停顿了一下：
“但革命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必须亲手把曾经教过的人、曾经一起喝过酒的人，送上刑场。”
贝克尔没有说话。
“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学徒了，”台尔曼说，“他是收了敌人钱、准备杀我们的人。”
“你不亲手送他走，明天死的可能就是你的另一个学徒。”
贝克尔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远了。
台尔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终于走向那辆等了他很久的汽车。
……
下午三时，汉堡德共区委办公楼。
台尔曼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午饭，门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汉堡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卡尔·韦伯，一个四十多岁的前造船厂工人，面容严肃，手里拿着一叠材料。
“台尔曼同志，整风运动的第一批材料汇总出来了。”
台尔曼放下刚拿起的黑面包：“念。”
韦伯翻开材料：
“第一件：汉堡港务局运输科科长埃里希·舒尔茨，在国有化过程中私自截留三吨水泥，用于修缮自家房屋。“
“经查，涉案金额折合马克约八百元。”
“第二件：汉堡苏维埃粮食配给站主任汉克·迈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克扣工人配给份额，将多出的面粉、黄油倒卖给黑市。”
“经查，累计获利约两千三百马克。”
“第三件：汉堡赤卫队后勤处采购员弗里·贝克汉姆——和刚才那位老工人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在采购军需物资时收受供应商回扣，涉案金额约一千五百马克。”
台尔曼的脸色越来越沉。
“第四件，”韦伯顿了顿，“涉及您。”
台尔曼抬起头。
“汉堡赤卫队副指挥、区委委员瓦尔特·舒尔茨举报，您在两个月前批准赤卫队采购一批军靴时，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直接指定了某供应商。”
“他认为这违反了‘反官僚主义’的要求，要求您在区委会议上公开说明情况。”
台尔曼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点了点头。
“明天上午，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我会在会上说明那次采购的详细情况。”
他看着韦伯，“所有证据、所有账目，都准备好，公开给每个委员看。”
“是。”
“另外，”台尔曼说，“前面那三件，该怎么处理？”
韦伯翻开纪律检查条例：
“第一件，截留物资，按金额应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件，克扣配给、倒卖黑市，性质更恶劣，建议开除党籍，从严惩处。”
“第三件，收受回扣，建议开除党籍，追缴全部赃款，移送司法机关。”
台尔曼沉默片刻，然后说：
“第一件，如果当事人主动退赔、公开检讨，可以考虑从宽。但要看他检讨的态度。”
“第二件，从严。”
“这种人在配给站，直接侵害的是工人的口粮，不能留。”
“第三件，按你的建议办。”
“采购环节最容易出问题，必须杀一儆百。”
韦伯一一记下。
台尔曼看着他：
“韦伯同志，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
“汉堡有两万三千名党员，一万八千名赤卫队员，几百名各级干部。”
“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
“但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不干净，就要付出代价。”
韦伯点头：“我明白。”
他转身离开。
台尔曼终于拿起那块黑面包，咬了一口。
面包又干又硬，但他吃得很慢，像在咀嚼什么更沉重的东西。
……
晚上七时，汉堡工人俱乐部。
瓦尔特·兴登——中央宣传人民委员——站在临时搭起的小讲台后面。
他今天下午刚从柏林赶到汉堡，任务是了解基层镇反和整风的情况。
台下坐着三十多个工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他们是汉堡各工厂的“宣传员”——由各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负责把党的政策和运动精神带回车间。
兴登推了推眼镜，声音平和：
“同志们，我今天不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是想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
“镇反开始了，整风开始了，你们心里怎么想？”
沉默了几秒。
然后一个年轻工人举手。
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青春痘。
“兴登同志，我们厂今天上午选了陪审团。”
“选的是两个老工人，一个是我师傅，我师傅回来跟我们说……”
他犹豫了一下：
“他说，坐在那个台上，看着台下几千双眼睛，手都在抖。”
“他怕判错了，怕冤枉人，怕对不起工友。”
兴登点点头：
“你师傅的担心是对的。”
“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应该手抖。”
“不抖的人，反而危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顿了顿：
“但正因为怕判错，所以才要有检察院复核，要有法院把关，要有陪审团集体讨论。”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大家一起说了算。”
“这样就算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另一个中年女工举手：
“兴登同志，我们厂有个干部，平时挺凶的，动不动就训人。”
“这次整风，有人举报他贪污，我们查了，没查出问题。”
“但他以前训人的事，能不能在会上提？”
兴登思考了几秒：
“整风运动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就包括脱离群众、动辄训人。”
“如果你们认为他有官僚主义问题，可以在会上提出来，让他检讨。”
“但要注意，”他补充道，“检讨不是整人。”
“目的是让他改，不是让他滚。”
“只要他真心改，群众可以给他机会。”
女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一个工人举手。
是个沉默的中年人，穿着码头搬运工的粗布工装。
“兴登同志，我有个问题。”
“镇反和整风，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很刁钻。
兴登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
“这个问题，林同志曾经回答过。他说：镇反是割身上的烂肉，整风是治身上的病。”
“烂肉不割，会死。”
“病不治，会烂。”
“两个都重要，两个都要做。”
他顿了顿：
“区别在于：割烂肉是跟敌人斗，治病是跟自己斗。”
“跟敌人斗，狠一点没问题。”
“跟自己斗，就要有耐心、有分寸。”
工人们安静地听着。
兴登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在车间里、在社区里、在每一个工人身边，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
“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知道的，多得多。”
“所以，”他站起身，“拜托你们了。”
工人们沉默着，但他们的眼神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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