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前给朱恩铸敬酒，朱恩铸答道，“明天就下去。常委会议已经把当前的工作说得很清楚了，任务已经分配了下去，但县委还是要成立一个工作组，人员从纪委、组织、农工部等部门抽人，对县直各部门的挂钩情况，以及各乡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追责不是最终目的，丰收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明白书记的意思了。”
“要把当前的抗灾夺粮和基层整党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基层矛盾和群众面临的各种难题。由祁文榜任组长，让徐秘书任副组长，负责具体的工作，他现在是秘书科副科长，要让他多到下面走走。”
“好的，书记。”
他们两人正喝着酒，徐秘书找来了，手里拿着北方来的电报，本来急着说话，看着赵永前，又把话咽回了肚子，朱恩铸喊道，“坐下来喝酒，正有话跟你说。”
徐秘书犹豫着，“你们有事，你们谈吧，”把手中的电报递给了朱恩铸。
赵永前喊道，“书记喊你坐下，你就坐下吧，扭捏个啥？”赵永前朝林师傅喊道，“林师傅，请你拿个酒杯。”
徐秘书答道，“不用喊，不用喊，我自己拿。”
徐秘书找林师傅拿了一个杯子，然后坐下，朱恩铸拿起酒瓶给徐秘书倒酒，徐秘书推辞道，“不行，不行，书记，我自己倒吧。”
朱恩铸拿着酒瓶，让开了徐秘书的手，“为什么不行？是不是只许你们给我倒酒，不许我给你们倒酒？我们都是同志，是战友，都是为群众做服务工作，不是官老爷，养成官老爷的作派，就会脱离群众，偏离党的群众路线。”
徐秘书不再抢酒瓶，看着朱恩铸给自己倒酒，想的却是，‘你要看着电报，估计就不会这样放松了。’
朱恩铸给徐秘书倒上酒，又给赵永前倒酒，赵永前又抢酒瓶，“书记，还是我来吧，这些事情是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分内之事。”
朱恩铸鼓了赵永前一眼，“不要争了，我们看起来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可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我又是一个下乡狂，在办公室呆不住，很多事情都落到你们肩上，也只是偶尔为你们服务一下。”
赵永前的脸机械地笑着，“书记，大院里面有个传闻，不知道传到你耳朵里没有。”
“说来听听。”
“县委大院里的人都说，书记一点县委书记的派头都没有，更像是县委办一个打杂的，凡事都特立独行，不按套路出牌，反而是最难侍候的县委书记，因为人们都不知道你在想啥，也不知道你要干啥。上面来的人，常常都找不到你这个县委书记。一句话，你就不像一个县委书记。”
“那他们认为的县委书记是什么样呢？”
赵永前答道，“我也说不上来。但就你去大火地乡的事，就成了一个香格里拉人人皆知的事。”
“大火地乡啥事？”
赵永前喊徐秘书，“你说给书记听听。”
徐秘书刚要说话，朱恩铸提示，“把面前的酒喝了再说。”
徐秘书一口喝下杯中酒，说道，“这个段子叫无地自容。说的是你去大火地乡调研，与党委书记邹启炽下村，在山道上遇到了背着柴走路的老妇人，你上前就接过老妇人背上的柴，这时，邹启炽就与你争抢，你生气地说，‘起开，刚才咋不抢呢？’你背着柴和老妇人边走边聊，把老妇人送到了家里。”
朱恩铸说道，“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徐秘书接着叙述，“邹启炽逢人便说，你太难侍候了，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把他搞得无地自容。老妇人知道你的身份后，天天向人说县委书记帮他背柴，还质问邹启炽为乡亲们做了什么。邹启炽就警告老妇人，不准再说书记背柴这事，如果再说这事的话，孤寡老人的困难补助就不发给老妇人了。”
朱恩铸听了，把手中的酒杯砸在桌子上，“这邹启炽是要反了吗？他咋敢威胁老人呢？他是不想干了吗？我见老人年迈，帮老人背一下，这不是人之常情的事吗？我让他起开也是常理呀，你要帮助人怎么不早有行动呢？我去背了，你才来抢，你是帮老人还是帮我呢？这能叫难侍候吗？一件很平常的事，怎么反而我变成了妖呢？”
赵永前递给朱恩铸香烟，“书记，在你看来是平常事，但我就想问书记，书记听说过县委书记帮人背柴的事吗？可否举出一例。”
赵永前的话真把朱恩铸问住了，朱恩铸真答不上来，“我们为群众做事不是天经地义吗？”
“书记，话是这样说，可平常事却不是人人都会做的。我就说我自己吧，我也不见得会有这样的觉悟。书记，我说实话，我从农村长大，好不容易当了干部，就是想逃离那一个曾经不堪的我，进城，当干部，娶城里姑娘做媳妇，就是我的三大理想。”
赵永前一脸的坦诚，“我是乡亲们眼里的干部了，就是要与过去的身份保持距离，并非背不动柴，是不能背和不想背，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农民，而是离开土地的干部了。书记，你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以，你也无法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朱恩铸问道，“那你们不是变质了吗？”
赵永前吸着香烟，“书记，你要说变质，也是对的，身份变了，角色也就变了，这就如在戏台上，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换做我是邹启炽，我会和书记你争着背，但我可能也不会主动去接过老妇人的柴。”
朱恩铸一时沉默了。
赵永前接着说，“书记你终究要离开香格里拉。地区和省里来下派的干部，也是必然要离开的。像我这样的干部，在香格里拉土生土长，走到现在这个位子，按我们乡下人的说法，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所以，书记你的自觉行为，就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表演。如果我去做，就会被视为本就该去做的。而我们这样成长的人，又急于和过去的自己决裂，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已经是干部了。”
朱恩铸的脸变得阴沉起来，“谢谢你们给我讲真话。但这种倾向很可怕，这种身份决裂，很容易让我们在工作中脱离群众。”
“书记，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确实会造成脱离群众的倾向，工作浮于面上；但另一方面是知道群众的苦，工作更扎实。”
朱恩铸的话沉重起来，“我更担心的是第一种情况。”
赵永前说，“像张敬民这种人，他生于县城，并没有吃过农村的苦，学问又高，更容易为群众着想。相反像我们这种成长于乡村的干部更容易变异。”
朱恩铸沉思良久，“我得向地区和省里汇报，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才能让干部长在群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