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了：“也许。公司上市后，我打算慢慢退出一线，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可能会旅行，可能会画画，可能会...重新思考生活。”
“听起来像中年危机。”我开玩笑。
“也许就是。”他坦率地承认，“工作了十几年，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除了工作，我还有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心疼。成功的背后，是巨大的空虚。
“你还有艺术，”我说，“还有对生活的热情，还有...爱人的能力。”
他看着我，眼中闪过一道光：“谢谢，你总是知道该说什么。”
那晚我们聊到咖啡馆打烊。走出门时，北京的冬夜寒冷刺骨。他脱下大衣披在我肩上。
“不用，我不冷。”
“穿着吧，”他坚持，“你总是怕冷。”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厦门的台风夜，想起了工作室里的拥抱，想起了无数个温暖的时刻。
走到路口，我们要去不同的方向。他叫的车已经到了。
“那么，”他说，“再见，覃敏。”
“再见，鲁艺。”
我们拥抱，像两年前在厦门机场那样，紧紧拥抱。这一次，没有眼泪，只有深深的祝福。
“要幸福。”他在我耳边说。
“你也是。”
他上车离开，我站在路边，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夜色中。这一次，我知道是真正的告别了。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成长；不是放弃，而是释放。
回到公寓，我把两片羽毛项链放在一起，银色的和金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它们像两个时空的标记，记录着一段爱情的开始和结束，也记录着两个人的成长和改变。
第二天，我给李教授打电话，接受了去纽约的机会。
出发前一个月，我完成了那幅搁置已久的画。画面上，男人的轮廓变得清晰，但面部依然模糊。我在画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给所有爱过又分开的人，给所有无法定义的关系，给所有没有结局的故事。”
画的名字叫《分岔路口》。
十一月底，我收到了一个从厦门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我留在鲁艺公寓里的画具和几本艺术书籍。还有一封信，简短而克制：
“覃敏，整理物品时找到了这些，想你可能会需要。祝纽约之行顺利，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作品。保重。鲁艺”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是曾厝垵工作室的院子，那丛被台风刮倒又扶起来的竹子，现在已经长得茂盛挺拔。照片背面写着：“生命自有其韧性。”
我捧着照片，眼泪无声滑落。这次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释然的泪。我们真的走出来了，以各自的方式，带着彼此给予的礼物，继续前行。
十二月初，我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逐渐变小的北京城，心中充满平静和期待。
手机里有一条林薇发来的消息：“敏敏，鲁艺的公司今天上市了，很成功。他上台致辞时，戴着你送他的那条领带。看来有些人有些事，永远不会真正离开。”
我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关掉手机。
舷窗外是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灿烂。我知道，无论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带着爱过的记忆，带着成长的痕迹，带着两片羽毛的祝福，飞向新的天空。
而厦门，北京，以及那个不来和我同居的男人，都将成为我生命地图上的坐标，标记着我曾走过的路，也将指引我未来的方向。
有些爱情，不必同居也能永恒；有些离别，不必重逢也能完整。我们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飞机穿越云层，进入平流层。我从包里拿出素描本，开始画一幅新的画。画面上，一只金色的鸟展翅飞翔，背景是辽阔的天空和无尽的可能性。
这一次，我知道自己能完成它。
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牵绊，而是带着牵绊依然能够飞翔。真正的爱情，不是占有彼此，而是成就彼此。真正的成长，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过去走向未来。
而这些，都是他教会我的，也是我自己学会的。在分岔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将永远照亮彼此的前方。
纽约，我来了。带着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勇气。
纽约的冬天比北京更冷，风从哈德逊河刮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裹紧围巾，快步走进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员工入口。暖气扑面而来，眼镜片上瞬间蒙上一层白雾。
“覃，早！”前台的黑人保安迈克向我打招呼，“今天真冷，对吧？”
“早，迈克。确实很冷。”我摘下眼镜擦拭，适应室内温度。
来纽约已经三个月，我在MoMA的亚洲艺术部做访问策展人。工作强度和北京不相上下，但挑战更大——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同的艺术生态。每天都有新东西要学，新问题要解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的公寓在曼哈顿中城，一间四十平米的小工作室，月租却高得惊人。窗外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尖顶，夜晚亮灯时很美。但大部分时间，我无暇欣赏风景，不是在博物馆工作，就是在公寓里准备策展方案，或者去切尔西区的画廊看展。
生活忙碌而充实，几乎让我没时间回忆过去。几乎。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我加班到很晚，为即将到来的“东亚当代艺术对话”展览做最后的准备。这个展览是我参与策划的第一个国际项目，邀请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十二位艺术家，旨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艺术的自我表达。
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我乘地铁回公寓。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我靠着车门，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隧道墙壁，突然想起厦门的海，北京的长安街，想起那些曾经熟悉现在却遥远的风景。
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微信：“敏敏，纽约下雪了吗？记得多穿衣服，不要总是吃外卖。”
我回复：“下了一点小雪，我会照顾自己的，别担心。”
她又发来：“你爸问你春节回不回来？都两年没回家了。”
我看着那行字，感到一阵愧疚。来北京后，因为工作忙，我只在去年春节回去过一次。来纽约后，更是连电话都打得少了。
“春节可能要加班，看情况吧。”我回复，然后补充，“我给你们寄了礼物，应该快到了。”
放下手机，我看着车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三十岁，在异国他乡追逐梦想，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却充满孤独和不确定。
回到公寓，我煮了简单的面条，打开电脑继续工作。邮箱里有一封新邮件，发件人是苏晓。我们在北京认识后一直保持联系，她现在是国内颇受瞩目的青年艺术家。
邮件里，她分享了新作品的图片，并写道：“覃敏姐，这些作品将参加下个月在上海的双年展。策展人正是鲁艺先生，他亲自邀请我参加。世界真小，不是吗？”
我看着那句话，愣了几秒钟。鲁艺现在也开始做策展人了？这倒不意外，以他对艺术的热情和理解，确实适合这个角色。
我回复苏晓，赞美她的新作品，并预祝展览成功。关于鲁艺，我只字未提。
但那个名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中荡起涟漪。
周末，我去布鲁克林看望一位在普瑞特艺术学院任教的朋友陈教授。他的工作室在Dumbo区，一个由旧工厂改造的艺术社区，可以远眺曼哈顿下城的天际线。
“覃敏，你来得正好，”陈教授见到我，兴奋地说，“我在筹备一个实验性展览，关于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你有兴趣参与吗？”
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边喝茶边讨论。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材料——电子元件，投影设备，传统画布，雕塑工具。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互动装置，观众靠近时，画面会发生变化。
“很有意思，”我认真研究着那个装置，“但我对科技艺术了解有限，可能帮不上太多忙。”
“不需要专业知识，”陈教授说，“我需要的是艺术家的直觉和策展人的眼光。而且，”他眨了眨眼，“这个项目有中国的投资方，你可能会感兴趣。”
“哦？哪家公司？”
“艺苑网络。他们最近成立了艺术科技投资基金，正在寻找合适的国际项目。”
我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但表面保持平静：“确实听说过。他们的CEO对艺术很有热情。”
“不只是有热情，”陈教授说，“他是真正懂艺术的人。我们视频会议聊过几次，他对艺术史的了解让我惊讶，完全不像是科技公司的老板。”
“他确实很特别。”我轻声说。
陈教授敏锐地看了我一眼：“你认识他？”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以前在厦门认识，他赞助过我们学校的艺术节。”
“原来如此。”陈教授没有追问，转而讨论展览的具体细节。
离开陈教授的工作室时，天色已晚。布鲁克林的街道上飘着细雪，在路灯下像金色的粉末。我站在东河边，看着对岸曼哈顿的璀璨灯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乡愁。
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的思念，而是对一种状态的怀念——那种被理解、被看见、被珍惜的感觉。那种和鲁艺在一起时，即使有分歧有矛盾，但依然能感受到的深度连接。
手机里存着我们在环岛路的合影，在鼓浪屿的合照，在北京重逢时的自拍。我很少看，但从未删除。像一种无声的见证，证明那些时刻真实存在过。
圣诞节前一周，MoMA的展览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协调艺术家、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媒体等各方。压力大到失眠，靠安眠药才能勉强睡几小时。
平安夜那天，终于完成了所有布展工作。展览将在第二天对媒体开放，第三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同事们陆续离开去庆祝节日，我最后一个离开展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空无一人的展厅里，只有紧急出口的绿色指示灯提供微弱照明。十二位艺术家的作品静静陈列，从传统绘画到多媒体装置，从个人情感到社会批判，展现了东亚当代艺术的多元面貌。
我在苏晓的作品前停下。那是一幅大型油画，题目叫《归途》。画面上一只鸟飞越海洋，身后是金色的霞光，前方是隐约可见的陆地。用色大胆而温暖，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我突然想起鲁艺送我的羽毛项链，金色的那片，他说代表我飞得更高了。
手机响起，打破了展厅的寂静。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区号是厦门的。
“喂？”我接起电话。
“覃敏，圣诞快乐。”那个声音，隔着太平洋，穿过两年时光，依然清晰如昨。
“鲁艺？”我几乎不敢相信，“你怎么...”
“苏晓给了我你的号码。希望没打扰你工作。”
“没有，我刚下班。”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第五大道上的圣诞装饰，“圣诞快乐。你怎么会打来？”
“其实，”他顿了顿，“我就在纽约。”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
“来参加一个艺术科技论坛，顺便看看几个展览。听说MoMA有你的展览，想来看看，但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我握紧手机，手心出汗：“展览明天对媒体开放，后天正式开放。如果你有时间...”
“我明天下午有空，不知道方便吗？”他问得小心翼翼，像怕打扰我。
“方便，我明天下午会在馆里。”我说，然后补充，“可以给你单独导览。”
“那太好了。”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明天见，覃敏。”
挂断电话，我在展厅里站了很久。窗外的纽约灯火辉煌，圣诞气氛浓厚，但我感觉像在做梦。
第二天下午，我特意提前结束会议，在展厅入口等他。两点整，他准时出现。
两年半不见，他看起来变化不大，只是气质更加沉稳。穿着深蓝色的羊绒大衣，围着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完全是一副商务人士的模样。但当他看到我，露出那个熟悉的微笑时，时间仿佛倒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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