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注意到的，不是事故。
而是一笔对不上的账。
那是一次例行审计。
流程标准、周期固定、指标明确。
在有裁决的时代，这类审计往往只是形式流程，
因为真正的异常，早在裁决阶段就会被拦截。
但现在，审计成了少数还能“回头看”的手段之一。
审计员在第三个小时，发现了一条无法闭合的资源流向。
数值不大。
在整体规模中，甚至算得上微不足道。
但问题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
它没有源头。
资源已经被消耗。
结果已经被写入历史。
但在回溯路径中，
没有任何一条执行记录，
能够完整解释这次消耗的产生过程。
不是缺失。
而是断裂。
审计员起初以为是接口问题。
他反复校验了记录完整性。
系统日志无缺失，时间戳连续，权限调用正常。
一切都“合法”。
这反而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他将问题上报。
调度层很快介入。
第一反应依旧是流程性排查：
是否存在未授权执行，
是否存在重复计算，
是否存在记录延迟。
答案全部是否定的。
最终，他们只能把这笔损失标注为：
【来源：不可追溯】
这在旧时代，是不被允许存在的词条。
沈砚是在这条标注被确认时，抬起头的。
他没有立刻查看具体数值。
他看的是那三个字。
不可追溯。
在无主裁决期之前，
历史的每一笔损失，都有清晰来源。
要么是被允许的失败。
要么是被否决的尝试。
即便最严重的灾难，也能被追溯到某个明确的决策节点。
而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
损失存在。
结果成立。
但起点，消失了。
调查很快扩大。
不是因为恐慌。
而是因为——
没有人能确认，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次。
很快，第二笔、第三笔类似损失被发现。
规模各异，领域不同。
唯一的共同点是：
它们全部发生在**“责任阶段性未定”**的项目中。
不是某一个项目。
而是这种结构本身。
调度层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使用了“结构性风险”这个词。
报告写得极其谨慎。
没有结论，没有指责。
只陈述一个事实：
当责任被允许滞后确认时，
部分结果将失去可逆、可归因的条件。
这句话很冷。
却准确得令人不安。
有人提出暂停“责任未定”补丁。
这个提议，在会议中停留了不到两分钟。
不是因为被否决。
而是因为——
没有人知道谁有权暂停它。
系统当然可以关闭某个流程。
但系统没有裁决权限。
而人类层级，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于是，提议被记录。
然后，被搁置。
沈砚在观察层里，看着这一切。
他没有感到震惊。
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
只是没想到，它来得如此平静。
真正引发不安的，不是损失本身。
而是随之而来的讨论方式。
有人开始说：
“只要整体还在增长，这点损失可以接受。”
有人说：
“只要无法确认来源，就说明它并非某个人的错误。”
还有人说得更直接：
“既然追溯不了，那就别追了。”
这些话，没有任何恶意。
它们听起来，甚至非常成熟、理性。
沈砚却意识到一个更危险的变化。
在有裁决的时代，
“不可追溯”意味着失败。
而现在，
它正在被重新定义为——
一种正常状态。
第十六天，一起更大的损失出现了。
规模依旧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震荡。
但足够让人无法忽略。
调查启动得很快。
调度层几乎动用了所有可用回溯工具。
结果却比之前更糟。
这一次，不只是源头不可追溯。
连损失发生的确切时间，都无法确认。
它像是被慢慢消化、分散、吸收进流程里。
没有明显的“发生点”。
报告最终只能写下这样一句话：
【损失形成过程：持续性、非单点】
这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明白。
它意味着——
这不是一次事故。
这是结构在正常运转时，
自然产生的结果。
沈砚站在观察层，看着那份报告被封存。
他忽然意识到，
责任模糊真正带来的，
不是“没人负责”。
而是——
世界开始失去对自身行为的记忆能力。
当失败没有明确起点，
它就无法被复盘。
当损失无法追溯，
它就无法被阻止。
而当一切都发生在“合理流程”之内，
就再也没有人能说：
“这一步，不该走。”
第十八天，第一次有人在内部交流中，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说法。
他说：
“也许，我们不该执着于追溯。”
这句话，被很多人默默认同。
因为追溯，意味着判断。
而判断，是这个时代最稀缺、
也最不安全的行为。
沈砚闭上了观察界面。
不是因为不忍。
而是因为他已经确认了一件事。
无主裁决期的真正临界点，不是混乱。
而是——
当损失出现时，世界开始学会不再追问‘它是怎么发生的’。
他在个人记录中，写下了一条比之前更冷的注解：
当失败无法追溯，
它就不再是错误，
而会变成成本。
成本，是可以被接受的。
错误，却需要被否决。
夜晚降临。
新的项目仍在被批准。
新的“责任未定”仍在被使用。
一切看起来，依然稳定。
只是从这一刻起，
世界已经失去了
指认自己哪里开始出错的能力。
记录仍在继续。
裁决仍未归来。
而损失，
已经学会了
如何在没有名字的情况下，
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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