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起后果延迟事件，并没有被立刻定义为“事故”。
它的规模太小，小到甚至不配进入风险评估模型。
只是一次常规资源调配中，某个区段的配额被提前执行了四小时。
在有裁决的时代，这种偏差通常会被标记为“未生效行为”，随后回滚。
但这一次，没有回滚。
不是因为系统失灵，而是因为那一步，已经被现实采纳。
负责该区段的执行组很快提交了修正申请。
流程熟练，措辞谨慎，甚至带着一点习惯性的安抚意味——
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在过去，只要裁决层还在，所有“已发生但不被允许”的行为，最终都会被抹去。
这几乎是一种潜意识。
系统的回复依然迅速而克制：
【行为已记录。无裁决权限。】
执行组成员盯着那行字，愣了几秒。
他们下意识地翻找下一条提示——
比如“等待裁决恢复”，
或者“暂缓执行”。
什么都没有。
系统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
它只是无法继续向前。
讨论在执行组内部迅速展开。
有人提议先人工回撤。
有人提醒，人工回撤本身也是一次新的行为。
在没有裁决框架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再次承担后果。
短暂的沉默后，有人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撤，结果变得更糟，谁负责？”
没有人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在现在的规则里，没有标准答案。
沈砚是在这次内部讨论结束后，才注意到那条记录的。
它在他的视野中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无聊”的。
没有波动，没有异常曲线。
只是多了一条无法归类的历史线。
注解自动浮现：
【行为：已发生
后果：延迟显现
责任归属：未判定】
沈砚看着“未判定”这三个字，停留了很久。
不是因为它陌生。
而是因为它第一次被允许长期存在。
执行组最终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案。
不回撤，不追加，不修正。
他们决定“继续观察”。
这个决定本身，在过去是不会被记录的。
因为它不算行动。
但现在，它被完整写进了历史。
第二天，问题开始扩散。
不是以崩溃的形式，而是以“连锁误差”的方式。
某个依赖该资源区段的下游模块，按既定模型计算时，发现数值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偏移。
偏移不大，但足以让结果失真。
下游模块向上游发起确认请求。
上游模块如实反馈：资源已被提前执行。
“是否经过裁决？”
这个问题，被卡在了系统接口层。
不是被拒绝，而是无法路由。
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裁决缺席，并不会直接制造混乱。
它制造的是——沟通的断点。
每一个节点都在做“看似合理”的事。
但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一个最终解释器。
某个临时协调会议被迅速召集。
会议规模不大，级别也不高。
但讨论异常谨慎。
有人提出，应当制定一套“过渡期责任共担协议”。
只要各方签署，就能在裁决恢复前暂时稳定局面。
这个提议听起来非常理性。
甚至让人感到安心。
但很快，有人问了一个细节问题：
“如果协议失败，谁来宣布它失败？”
会议再次沉默。
沈砚没有参与任何会议。
他只是通过记录回溯，看着这些尝试一一生成，又一一悬空。
他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在争权。
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承担失败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已经不存在了。
第三天，那次资源偏差终于显现出第一个明确后果。
不是灾难。
只是某个区域的产出指标，被永久性下调了零点几个百分点。
这个变化，一旦被历史确认，就无法回滚。
执行组再次提交修正申请。
系统如实记录。
然后回复：
【历史连续性已确认。建议接受结果。】
没有惩罚，没有指责。
只是一个冷静的建议。
这一次，执行组负责人没有立刻回复。
他看着那条建议，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在有裁决的时代，“接受结果”
意味着这是被允许的结果。
而现在，它只是
已经发生的结果。
这两者之间，差了一个曾经被忽略的东西——
正当性。
沈砚关闭了那条记录。
不是因为他不想看了。
而是因为他已经确认了一件事。
第9卷结束时，人们以为失去的是裁决权。
但现在才发现——
真正消失的，是责任的回收站。
错误不会被否决。
失败不会被清除。
所有选择，只会被继续引用。
他站在观察层，第一次感到一种极其克制的寒意。
不是世界要坏掉了。
而是它终于要记住所有失败了。
记录还在继续。
现实没有停下。
而这一次，
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把结果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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