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重庆七星岗书房
报纸是玛丽用外交邮袋加急寄来的，整整二十份《纽约时报》。
贾玉振坐在晨光里，一页页翻看。油墨味很重，和他印刷坊里的味道不同——这是工业化的、遥远的味道。但他读到的文字，却近得烫手。
苏婉清端茶进来时，看见丈夫盯着那张许大山的照片，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像是想透过纸面，摸摸那个伤兵的残腿。
“玛丽写得很……”苏婉清斟酌用词，“狠。”
“不是狠，”贾玉振摇头，“是真。真到……让人难堪。”
他翻到文章最后一段。玛丽写道：
“我在重庆五年，见过太多死亡。但最让我恐惧的不是日本人的炸弹，而是自己人的枪口调转时的那份熟练。最让我震撼的也不是牺牲的壮烈，而是普通人——厨娘、账房、伤兵、黄包车夫——在明白‘有些字值得用命守’之后，眼里骤然点亮的那束光。
那束光照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文字从来不只是文字。它是血脉，是记忆，是刀，是盾，是几千年来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外敌如何入侵，都未曾断绝的——文明的呼吸。
贾玉振在长江边说：‘从今天起，我每活一天，就是替九个人活。’现在，那九个人的血，流过大洋，染红了纽约的报纸。
而这血，会烧起来。”
贾玉振放下报纸，点了支烟。烟雾升腾，模糊了窗外的晨光。
“婉清，”他忽然说，“你说，许大山现在在哪儿？”
“陆军总医院，昨天刚退烧。”
“他看到这篇文章了吗？”
“冯四爷派人送了一份过去。”
贾玉振沉默。他想象那个画面：缺了一条腿的士兵，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病房里，读着英文报纸上自己伤口的特写。他会怎么想？会觉得屈辱？还是……某种荒诞的安慰？
“先生！”阿四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电报稿，“美国来的，刚收到。”
贾玉振接过。第一封是旧金山中华会馆的集体署名：
“贾先生：今见《纽约时报》报道，如遭雷击。吾等海外侨胞，节衣缩食汇捐款项，原为救国救民。岂料血汗钱养出枪口对内之鹰犬？痛彻心扉！现紧急募捐已启动，首批二十万美元、物资清单附后。吾等别无他求，只愿先生平安，真话不绝。”
第二封是纽约非裔社区的：
“贾玉振先生：您的《我有一个梦想》已成为我们的战斗宣言。我们将在南方种植园、在北方工厂、在一切有黑人受苦的地方传诵它。您为中国做梦，我们为美国做梦——梦的根，都是自由。附上改编版，愿您知悉：您的文字已渡重洋，在另一片受难的土地上生根。”
第三封简短，来自华盛顿：
“白宫战略情报办公室初步评估：您的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军事价值。罗斯福总统指示：不惜代价确保您的安全。具体方案正在拟定。”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来自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的华人社团，来自白人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来自大学东亚系，甚至来自好莱坞——某制片厂询问《阿甘正传》的电影改编权。
贾玉振一份份看完，整齐码在桌上。然后他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何三姐那条补丁围裙，张万财的老花镜，还有冯四爷那把短刀。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电报旁边。
围裙的粗布，眼镜的裂纹，刀柄褪色的红绸——和那些印着英文的电报纸，形成一种诡异的对照。
“阿四，”他忽然说，“咱们现在，有多少存款？”
阿四翻开账本：“希望基金账面四十三元七角。中美联合公司那边，洛克菲勒第一笔款子五万美元刚到账，但按协议只能用于设备采购和工资发放。”
“从我的版税里支，”贾玉振说，“买最好的药，送到陆军总医院。许大山，还有那三十六个伤兵——一人一份。再买五十套冬衣，要厚实的。”
“先生，这要不少钱……”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贾玉振转身看着窗外，“他们用命护字，我用字换钱，再买药买衣还给他们——这账，得平。”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轻声问：“玉振，你怕吗？”
“怕什么？”
“怕……被捧得太高。怕那些赞誉。怕成了符号，就做不回人了。”
贾玉振沉默了很久。晨光移到他脸上，照亮了眼角新添的细纹。
“怕，”他承认，“但更怕的是——如果连我都怕了，那三姐、万财叔、许大山他们的血，就真的白流了。”
他拿起那份非裔社区发来的改编版《我有一个梦想》，手指拂过那些陌生的英文单词。
“你看，”他说，“他们读懂了，又没完全懂。他们把‘中国’换成了‘美国’，把‘日军’换成了‘种族主义者’——但他们读出了那个核：人，该有做梦的权利。”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不知道。”贾玉振把电报叠好，收进抽屉，“文字一旦写出来，就不属于作者了。它会自己走路，自己找家，自己在陌生的土地上长出意想不到的果子。”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
“我只希望，这果子……别是苦的。”
窗外传来孩童的歌声——是希望食堂的孩子们在学唱《我和我的祖国》。调子还不太准，但唱得响亮。
更远处，长江的汽笛声隆隆传来，像这个古老国度沉重的呼吸。
而在大洋彼岸，一场由一篇报道引发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陈公望的钟声敲响了旧金山十六堂口的紧急会议；鲍威尔牧师的布道稿正在发往全美137个教堂；白宫的幕僚们连夜开会，重新评估“文化战争”在东亚战场的权重。
那些电报上的数字——二十万美元、五十万美元、一百万美元——不仅是钱，是一种滚烫的、疼痛的、跨越重洋的共鸣。
贾玉振站在窗前，抽完了那支烟。
他想：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重量——它轻飘飘的，只是一张纸上的墨迹。可当千万人用泪、用血、用命去浸透它时，它就重得能压垮一个时代。
而他，还得继续写。
在烟灰缸里摁灭烟蒂时，他看见自己的倒影：一个瘦削的、眼带血丝的、被推到时代浪尖上的写字人。
他对着倒影，轻轻说了句：
“那就……写吧。”
写到大洋彼岸的惊雷，传回这片土地。
写到血与墨，再也分不清彼此。
写到所有做梦的人，都能在阳光下醒来。
而此刻，1944年1月14日的这个清晨，他还不知道：
三天后，旧金山码头上将堆满贴着“捐赠贾玉振先生”标签的物资箱。
五天后，白宫将正式致电重庆，要求“书面保证贾先生的人身安全”。
七天后，他在七星岗的院子，将收到一面由非裔妇女手工缝制的锦旗，上面绣着中英双语：
“梦想无疆界”
但那是后话了。
此刻，他只是在晨光中，铺开了一张新的稿纸。
笔尖悬停，墨将落未落。
而窗外的重庆，正在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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