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深冬，莫斯科以西三百公里的卡卢加荒原，被一层厚达半米的积雪死死封冻。呼啸的北风卷着雪沫，像无数根冰针，扎在每一个驻守于此的士兵、工程师与科学家的脸颊上，却吹不散这片秘密基地里，那股近乎滚烫的、压抑了数年的狂热与肃穆。
这是1943年12月1日，距离人类历史上第一枚真正意义上的轨道火箭发射，还有十一天。
意识形态的角力，从政治、经济蔓延至科技，而最终的决胜场，被苏联最高领导层与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科学家，投向了人类从未踏足的领域——太空。
试验场的核心发射台，一枚通体银灰、箭身镌刻着镰刀锤头与国际共产联合徽记的三级液体燃料火箭，如同一柄刺破苍穹的长剑，静静矗立。它的名字，是赤星-1——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旨在突破大气层、进入地球轨道的航天器。
而站在这一工程顶点的，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
这位曾在苦难中坚守星空梦想的苏联航天总设计师，此刻正裹着磨出毛边的羊皮大衣，站在地下指挥中心的主控台前，帽檐与眉梢结着薄薄的白霜，双眼却亮得如同寒夜中的星辰。他的身边，没有国界的隔阂，只有一群为了同一个理想汇聚于此的人：
法国共产主义物理学家、居里实验室核心成员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带着巴黎的科研团队，为赤星-1研发了核心的惯性制导与无线电遥测系统；捷克斯洛伐克材料学家扬·科瓦奇，率领东欧工程师攻克了箭体耐高温轻质合金的难题；南斯拉夫弹道专家博日达尔·尼古拉耶维奇，与苏联天文学家共同校准了地球轨道参数；还有西班牙流亡工程师、意大利反法西斯科学家、波兰物理学家……来自十二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两百三十七名顶尖学者，放弃了故土战后的安稳，穿越重重封锁来到苏联，将毕生所学倾注于这枚即将飞向星空的火箭。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第三级推进剂加注完毕，压力、温度、密封性全部达标。”苏联燃料系统负责人的报告，打破了指挥中心的沉寂，俄语、法语、德语的同步播报，在空旷的控制室里回荡。
科罗廖夫微微颔首，指尖轻轻拂过布满仪表的控制台，目光转向身旁的约里奥-居里：“皮埃尔，双制导系统的最终联调，是否确认无误？”
白发的法国科学家推了推圆框眼镜，脸上带着连日不眠的疲惫，却难掩眼底的坚定：“全部完成。星图校准、惯性导航、地面遥测三重备份，哪怕出现单一故障，赤星-1也能精准入轨。这不是一国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科学的胜利。”
指挥中心里，各国科学家低声交谈，语言交织，却有着共同的信念：资本主义用科技制造战争、垄断利益，而共产主义要用科技打破束缚，把星空——这颗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还给人民。
此时的世界，早已暗流涌动。
资本主义阵营深知，一旦人类迈入太空，率先掌握航天技术的一方，将拥有绝对的战略与道义制高点。英美等国的情报机构，早已将卡卢加试验场列为最高监视目标，间谍、渗透、破坏的企图从未停止，却都被苏军与内务部门一一粉碎。而西方的舆论机器，早已开始预热，试图将苏联的航天探索抹黑为“军事威胁”，将共产主义的科技理想，扭曲为“集权的扩张”。
但他们没有想到，一场彻底撕裂舆论格局的演说，会先于火箭发射，降临在欧洲大陆。
1943年12月10日，赤星-1发射前两天。
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温斯顿·丘吉尔站在议会下院的演讲台上，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指尖夹着未点燃的雪茄，用他标志性的、冰冷而富有煽动性的语调，向全世界抛出了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词汇——铁幕。
“从波罗的海，到英吉利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是所有西欧、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巴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这些着名的都市及周围的人口，全都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他无视共产主义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千万牺牲，无视欧陆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将苏联与整个无产阶级同盟描绘成“欧洲自由的敌人”，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团封锁、对抗，把刚刚到来的和平，硬生生拖入意识形态对立的深渊。
演说通过无线电波传遍全球，西方主流媒体瞬间沸腾。《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头版加粗刊印“铁幕”二字，大肆渲染“红色威胁”；美国《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紧随其后，将共产主义阵营塑造成“和平的破坏者”，试图用舆论壁垒，隔绝苏联与世界的联系。
而共产主义阵营的回应，没有陷入无意义的口水战。
他们选择用一场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壮举，给出最响亮、最无可辩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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