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长安大兴城的东宫之中，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宫闱静谧。
元德太子杨昭的第三子降生，初名杨侑。
彼时的隋王朝，正处在隋炀帝杨广统治下的虚假鼎盛时期——大运河的开凿已近尾声，东都洛阳的宫阙巍峨耸立，帝国的疆域东起辽东，西至葱岭，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暗流涌动。
谁也未曾想，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孩，未来将成为隋王朝名义上的末代君主，在乱世洪流中演绎一段身不由己的傀儡悲歌。
杨侑的出身，自带隋室皇族的尊贵光环。
祖父是隋炀帝杨广，父亲是当朝太子杨昭。
史载杨昭“雅性谨重，有君人之量，且有武力，能引强弩”，深得隋炀帝宠爱，却在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便猝然离世，年仅二十一岁。
父亲的早逝，让年幼的杨侑过早体会到皇室亲情的疏离，却也间接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作为太子遗孤，杨侑自幼便被隋炀帝接入宫中抚养，深受祖父器重。
他遗传了父亲沉稳谦和的品性，更展现出过人的聪慧，《隋书》称其“性聪敏，有气度”，小小年纪便进退有度，言谈举止间不失皇家风范。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首次亲征高句丽，未满十岁的杨侑被委以留守京城的重任。
这在旁人看来是无上的荣宠，实则暗藏风险——彼时各地百姓已因繁重的徭役与兵役苦不堪言，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起义已初露端倪。
隋炀帝将京畿防务托付给幼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折射出帝国核心统治层的人才匮乏。
杨侑在长安留守期间，虽无实际军政权力，却得以近距离观察帝国的运作肌理，目睹官吏的贪腐与民生的凋敝，这些见闻在他心中埋下对乱世的初步认知。
随着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的失败，隋王朝的统治根基彻底动摇。
大运河开凿与连年征战耗尽了国力，百姓流离失所，起义军蜂拥而起。
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等势力割据一方，军阀豪强纷纷拥兵自重，帝国的版图在战火中四分五裂。
而隋炀帝却选择逃避现实，率领禁军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一去不返，将残破的北方江山抛诸脑后。
长安作为帝国的京师，虽仍维系着名义上的中枢地位，实则已成一座被战乱包围的孤城，人心惶惶，局势岌岌可危。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在晋阳起兵。
这位隋炀帝的表兄，早已看清隋王朝气数将尽，打着“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复隋室”的旗号，率领大军向长安进发。
李渊的军队势如破竹，沿途郡县纷纷归附，仅用四个月便兵临长安城下。
此时的长安城中，守军兵力空虚，官员人心涣散，代王杨侑虽已十三岁，却无任何实权调度军队，只能依赖留守官员勉强抵御。
同年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
入城之后，李渊并未立即称帝，而是出于政治考量，决定拥立杨侑为帝。
彼时隋炀帝尚在江都，若贸然登基，必将背负“弑君篡位”的骂名，而扶持一位隋室皇族作为傀儡，既能安抚民心，又能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义号令天下，为日后的禅让铺平道路。
于是，十三岁的杨侑在李渊的“拥戴”下，于大兴殿登基称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
这位少年天子的登基大典，没有丝毫帝王亲政的威严，反而处处透着傀儡的无奈。
即位当月，杨侑便按照李渊的授意，下诏任命李渊为大丞相，总理全国政务，都督内外诸军事；次月，又加授李渊唐王称号，允许其设置官属，规格等同于皇室；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更是下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些曾是汉代萧何、曹操等权臣享有的特权，如今悉数加诸李渊身上，无异于公开宣告权力的转移。
杨侑虽端坐于龙椅之上，却如同一个精致的木偶，每一道诏书的颁布，每一次人事的任免，都由李渊及其幕僚幕后操控。
他不能随意召见大臣，不能调动一兵一卒，甚至连宫廷的用度开销，都需经李渊府署批准，所谓的“皇帝”之名，不过是李渊为自己披上的合法性外衣。
义宁二年三月，江都传来惊天噩耗——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弑杀隋炀帝杨广，随行的皇室宗亲与大臣多遭屠戮。
隋炀帝的死，彻底斩断了隋王朝的最后一丝命脉，也让李渊的“拥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此时的李渊，已无需再借助杨侑的名义，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然成熟。
同年五月，李渊授意群臣“劝进”，杨侑深知大势已去，若执意不从，恐遭杀身之祸。
在无尽的悲凉与无助中，这位在位仅半年有余的少年天子，颁布了禅位诏书，将帝位“让”给李渊。
禅位诏书中，杨侑不得不违心地称颂李渊“德合天地，功格区宇”，自愿“逊位于唐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这份诏书，既是隋王朝灭亡的正式宣告，也是杨侑作为傀儡皇帝的最后一次“表演”。
李渊假意推辞再三后，于长安太极殿登基，建立唐朝，改元武德。
杨侑则被降封为酅国公，迁往长安城内的一处宅邸居住。
表面上，李渊给予了他优厚的待遇，“食邑万户，车服礼乐一如旧制”，实则将他严密监视，形同囚禁。
他不再是九五之尊，也未能成为普通的贵族，而是唐朝初年一个敏感的政治符号，一个提醒世人“唐承隋制”却又“代隋而立”的存在。
被废黜后的杨侑，在长安的深宅大院中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他亲眼见证了唐朝逐步稳定局势，剿灭各路起义军与割据势力，亲眼看着昔日的隋室宫阙换上了大唐的旗帜。
这段日子里，他或许时常想起幼年时祖父的疼爱，想起留守长安时的懵懂，想起登基时的身不由己，想起禅位时的无可奈何。
他有聪慧的头脑，有沉稳的气度，却生逢乱世，空有皇室血脉，终未能施展半点抱负。
武德二年八月初一（公元619年9月14日），年仅十五岁的杨侑突然“病逝”于府邸。
关于他的死因，正史记载语焉不详：《隋书》仅简略记载“薨于长安”，《旧唐书》《新唐书》均未提及细节，唯有部分野史与后世考证推测，他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李渊派人秘密处死。
毕竟，对于新建立的唐朝而言，杨侑作为前隋末代皇帝，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若有反对唐朝的势力以“复辟隋室”为名拥立他，必将引发新的战乱。
十五岁的少年，尚未真正体验人生的滋味，便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杨侑死后，李渊追谥他为“恭帝”，以国公之礼将其安葬于长安城南的高阳原。
这座陵墓规模狭小，陪葬品寥寥，与历代帝王陵寝的恢弘气派相去甚远，如同他短暂而悲凉的一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陵墓渐渐被尘土掩埋，鲜少有人问津。
在历史的长河中，杨侑往往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
人们铭记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批判隋炀帝的暴政，称颂唐高祖的开国之功，赞叹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位十二岁登基、十五岁离世的傀儡皇帝。
他没有昏庸无道的恶行，也没有力挽狂澜的功绩，只是隋末乱世中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牺牲品。
他的一生，浓缩了隋王朝从鼎盛到覆灭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唐王朝的崛起与确立。
杨侑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必然。
当一个王朝的统治根基彻底崩塌，当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即便是皇室宗亲，也难逃身不由己的命运。
他的“聪敏”与“气度”，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毫无用处；他的帝王身份，不过是权臣手中的政治工具。
或许，若他生在和平年代，凭借自身的资质，或许能成为一位守成之君，延续隋室的荣光；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他注定只能成为王朝更迭的过渡符号，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一抹淡淡的、悲凉的残影。
如今，隋唐长安城的遗址上，大兴殿的基址早已湮没在尘土之下。
偶尔出土的隋代瓦当碎片，带着精致的莲花纹，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与落寞。
杨侑的名字，虽未被后世广泛铭记，却以自己短暂的一生，为隋末唐初的那段历史写下了最真实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在英雄逐鹿的豪情背后，还有无数像杨侑这样的小人物，被时代的浪潮吞没，成为了王朝兴衰的牺牲品。
而这段傀儡悲歌，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太平盛世的可贵，与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常。
喜欢中国古代名人传请大家收藏：()中国古代名人传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