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569年—618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小字阿摐,隋文帝杨坚次子,其一生交织着辉煌与毁灭、理想与现实、功绩与罪孽,成为后世评价帝王功过的典型范本,其是非成败,至今仍引人深思。
杨广出身于关陇集团核心家族弘农杨氏,父亲杨坚是北周权臣,后篡周建隋,成为隋文帝。
母亲独孤伽罗是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聪慧果决,对朝政影响深远。
作为次子,杨广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史载其“美姿仪,少敏慧,好学,善属文”,不仅容貌俊美,且聪慧好学,精通经史,擅长诗文,深得父母喜爱。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称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
杨广虽年少,却已显露政治与军事才能,他在并州任职期间,整顿吏治,安抚百姓,抵御北方突厥的入侵,政绩显着,得到隋文帝的嘉奖。
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令大举伐陈,任命二十岁的杨广为行军元帅,统筹五十一万大军,高颎、韩擒虎、贺若弼等名将皆为其麾下。
杨广虽为名义上的统帅,但在伐陈之战中,他军纪严明,严禁士兵烧杀抢掠,攻克建康后,下令封存府库,保护文物典籍,善待陈朝宗室与百姓,赢得了“仁君”的声誉,与太子杨勇的奢华率直形成鲜明对比。
伐陈之战的胜利,让杨广的威望日隆,也激发了他争夺储位的野心。
太子杨勇生性率直,喜好奢华,且多内宠,违背了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崇尚节俭、反对纳妾的理念,逐渐失宠。
杨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开始刻意伪装自己,他表面上勤俭节约,衣着朴素,府中仅有萧妃一人,与妻子情深意笃。
对外则广结贤才,礼贤下士,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宫中宦官,皆以礼相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杨广还暗中联络亲信,培植势力,其中最核心的支持者便是越国公杨素。
杨素是隋朝开国功臣,手握重兵,深得隋文帝信任,杨广通过杨素及其弟弟杨约,不断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面前诋毁杨勇,称赞杨广的贤德。
独孤皇后本就厌恶杨勇的多内宠,在杨素等人的谗言下,愈发倾向于废长立幼。
隋文帝也因杨勇的“奢侈无度”与“猜忌骨肉”而心生不满。
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在独孤皇后与杨素的极力劝说下,下旨废黜太子杨勇,将其囚禁于东宫,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隋朝的储君,为日后登基称帝铺平了道路。
但这场夺嫡之争,也暴露了杨广伪善、狡诈的本性,为其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宫病重,太子杨广趁机调戏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事情败露后,隋文帝大怒,欲废黜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
但此时的杨广早已掌控朝政,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亲信张衡入宫,控制仁寿宫,不久后隋文帝便离奇去世(关于隋文帝之死,正史记载为病逝,野史则称其被杨广所杀,成为历史疑案)。
隋文帝死后,杨广继位,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
登基之初,隋炀帝展现出励精图治的一面,他继承并完善了隋文帝时期的各项制度,推行一系列改革,试图打造一个超越前人的盛世王朝。
在政治方面,隋炀帝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三省职权,加强中央集权。
他还改革地方行政区划,将州县二级制改为郡县二级制,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
同时,他注重人才选拔,在隋文帝科举制雏形的基础上,增设进士科,以诗赋、策论取士,打破了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通道,科举制也由此逐渐走向成熟,成为后世沿用千年的选官制度。
在经济方面,隋炀帝继续推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
他还下令疏浚河道,开凿大运河,这是其一生中最重大的举措之一。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两千多公里,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的开凿,虽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但它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在文化方面,隋炀帝重视教育,下令修建国子监、太学等学府,广招天下学子。
他还组织学者编纂典籍,整理经史,先后编成《长洲玉镜》《区宇图志》等多部大型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同时,隋炀帝本人极具文学天赋,其诗文风格豪放大气,意境深远,代表作有《饮马长城窟行》《春江花月夜》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在军事方面,隋炀帝志在“混一华夷”,扩大隋朝的疆域。
他先后派遣大军征服林邑(今越南中部)、流求(今台湾),击败契丹、吐谷浑,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青海、新疆部分地区纳入隋朝版图,进一步巩固了隋朝的边疆,促进了民族融合。
登基初期的隋炀帝,凭借其雄才大略与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隋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
此时的他,无疑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其举措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然而,随着统治的稳固与功绩的积累,隋炀帝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他变得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开始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发动大规模战争,将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隋炀帝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功绩远超历代帝王,于是便追求极致的奢华与排场。
他在位期间,先后修建了东都洛阳、西苑、江都宫等一系列宏伟的宫殿园林。
东都洛阳的修建历时十个月,征调民夫两百万人,宫殿建筑宏伟壮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西苑占地面积广阔,内有湖泊、假山、宫殿、亭台楼阁,种植了大量奇花异草,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还开凿了人工湖,湖中修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极尽奢华。
江都宫则是隋炀帝在江南的行宫,建筑精美,装饰华丽,成为他日后南巡的重要据点。
除了修建宫殿园林,隋炀帝还多次巡游天下,每次巡游都耗费巨大。
他的南巡尤为奢华,率领文武百官、后宫嫔妃、禁军将士数十万人,乘坐数千艘龙舟、彩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龙舟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两岸还有骑兵护送,沿途州县需供应大量物资,百姓不堪重负。
据记载,隋炀帝南巡时,为了满足其奢华需求,州县官员逼迫百姓缴纳大量财物,许多百姓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更致命的是,隋炀帝不顾百姓死活,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其中以三征高句丽最为着名。
高句丽是当时朝鲜半岛的一个强国,与隋朝接壤,隋炀帝认为高句丽“不遵臣礼”,欲将其征服,纳入隋朝版图。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令大举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兵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两百多万人,兵分三路,直指高句丽都城平壤。
然而,由于隋炀帝指挥失误、军纪涣散,加之高句丽军民的顽强抵抗,隋军遭到惨败,士兵死伤惨重,民夫也因劳累、饥饿、疾病死亡无数,“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但隋炀帝并未吸取教训,大业九年(613年),他再次下令征调兵力,第二次进攻高句丽。
此次出征,隋军虽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由于国内爆发杨玄感起义,隋炀帝被迫撤军,回师平叛。
杨玄感是隋朝开国功臣杨素之子,他趁隋军主力在外、国内空虚之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举兵反叛,兵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震动全国。
虽然杨玄感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它沉重打击了隋朝的统治,揭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不顾国内局势动荡,第三次下令进攻高句丽。
此时的隋朝,已经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士兵也无心作战,高句丽方面也因长期战争国力消耗巨大,愿意遣使求和。
隋炀帝见无力彻底征服高句丽,便借坡下驴,接受了高句丽的求和,下令撤军。
三征高句丽,前后历时三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民怨沸腾,天下大乱,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让隋朝的统治陷入危机。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百姓反抗隋朝的暴政,各地百姓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
随后,窦建德、李密、翟让、杜伏威等纷纷举兵,形成了燎原之势,隋朝的统治区域不断被蚕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逐渐丧失。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隋炀帝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采取有效的措施安抚百姓、平定叛乱,反而更加骄奢淫逸、猜忌多疑。
他率领文武百官与后宫嫔妃,再次南巡江都,企图逃避北方的战乱。
在江都期间,隋炀帝整日饮酒作乐,沉迷于酒色之中,对国内的局势不闻不问,还多次杀害劝谏的大臣,导致人心离散。
此时,隋朝的禁军将士大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家乡,渴望返回关中,但隋炀帝却执意留在江都,计划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这引起了禁军将士的强烈不满。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人发动兵变,率领士兵闯入江都宫,将隋炀帝囚禁起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宇文化及等人列举了隋炀帝的种种罪状,逼迫其自尽,隋炀帝试图饮毒酒自杀,未果,最终被士兵用丝巾勒死,时年五十岁。
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率领禁军北返关中,不久后又杀害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
但宇文化及的政权并未维持多久,便被窦建德率领的起义军击败,宇文化及被杀。
与此同时,李渊在太原起兵,攻占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唐,定都长安,李渊即唐高祖,隋朝正式灭亡,历时三十八年。
隋炀帝的尸体最初被草草埋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后来被叛将陈棱改葬于吴公台。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将隋炀帝的陵墓迁葬于雷塘(今江苏扬州邗江区),并追谥其为“炀帝”,“炀”字在谥法中意为“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是一个恶谥,这也成为后世对隋炀帝的主要评价标签。
隋炀帝杨广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历代史学家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传统史学观点大多对隋炀帝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暴君的典型。
《隋书》评价他:“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
《资治通鉴》也认为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将其灭亡归结为暴政与骄奢。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客观评价隋炀帝的功过。
他们认为,隋炀帝并非纯粹的暴君,他的许多举措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开凿大运河,虽然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但它贯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央对南方的控制,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堪称“功在千秋”。
完善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通道,对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经营西域,扩大了隋朝的疆域,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后世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评价道:“隋炀帝虽有荒淫之罪,然其雄才大略,亦有不可没者。其所筑之运河,功在千古,其所创之科举,影响深远。若其能稍缓其步调,与民休息,则其功绩当不在汉武帝之下。”
毛泽东也认为:“隋炀帝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能文能武。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开凿大运河,一件是创立科举制。”
客观来看,隋炀帝是一位“功过两重”的帝王。
他有“混一华夷”的雄才大略,也有急功近利的致命缺陷。
他有开凿大运河、完善科举制的千秋功绩,也有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的暴政之举。
他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雄才与暴政的交织。
他试图建立一个超越前人的盛世王朝,却因无视百姓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身死国灭,成为历史的悲剧。
隋炀帝的故事,也为后世帝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帝王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以民为本,体恤百姓,不可滥用民力。
改革与建设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急功近利。
骄傲自满、猜忌多疑是帝王的大忌,必须虚心纳谏,知人善任。
隋炀帝的功过,不仅是历史的谈资,更是后世统治者的一面镜子,时刻警示着人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隋炀帝的形象依然复杂。
他既是暴君,也是有作为的帝王。
既有千古骂名,也有千秋功绩。
他的一生,如同大运河一般,既有波澜壮阔的辉煌,也有暗流涌动的危机。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概括,而要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去思考,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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