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一眼教育局局长，话里有话：“而且，刚才刘局长也说了，这些老师情况复杂。很多早年是厂办学校的老师，工厂早就改制或者破产了，他们的关系、税收、社保当初都是跟着厂子走的，有的缴在市社保，有的甚至关系都不明朗。还有些是私立学校的老师，社保缴纳主体和地点更是五花八门。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和事权划分，很多人的待遇资金渠道根本就不在我们区财政！总不能让我们光明区，拿全区纳税人的钱，去补那些根本不属于我们支出范围的历史窟窿吧？这不符合政策，也没这个能力啊！”
丁义珍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他打断了财政局长的诉苦，直接抓住核心问道：“等等，你刚才说，不归光明区管？什么意思？这些老师退休前，难道不是在光明区辖区范围内的学校教书育人吗？他们的学生不是我们光明区的孩子吗？”
财政局长解释道：“丁市长，地理位置是在光明区没错。但管理权限和经费渠道是另一回事。比如原红星机械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工厂是省属企业，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厂里负担，社保也是按企业职工在市社保局缴纳。现在厂子改制了，遗留问题按理应该由改制后的企业主体或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市一级的社保基金来统筹解决。再比如一些早期民办学校，办学主体注销了，当时可能就没按规定足额缴纳社保，现在要找责任主体和资金，非常困难。我们区财政要是大包大揽开了这个口子，那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多了去了，根本承担不起，也会打乱全市甚至全省的社保统筹体系。”
丁义珍沉默了几秒，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似乎在消化这些复杂的信息。然后，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财政局长，语气有些不耐烦：“行了，这些弯弯绕绕的账，一时半会儿算不清。那些市管的、省管的、找不到主体的，我们暂时先放一放，那是更高层面需要协调的事。”
丁义珍的目光如鹰隼般扫向教育局和人社局的负责人，问题精准而直接，不容回避：“教育局，人社局，你们两个部门，是直接经办机构。现在，告诉我确切的数字。等待落实退休待遇的教师，到底涉及多少人？其中，明确属于我们光明区管辖范围、需要由我们负起责任来的，又有多少人？我要听你们两家核对过的、负责任的数字，不要‘大概’、‘可能’、‘估计’！”
教育局局长立刻翻开一份准备好的表格，语速很快但清晰：“丁市长，根据我们近期紧急梳理和各学校上报核对的情况，全区范围内反映退休待遇存在遗留问题、需要进行最终核算和补发的退休教师，共计347人。这里面，”他顿了顿，指着一栏数据，“经过初步身份和档案核定，完全属于我区编制、工资关系、社保缴纳渠道清晰，理应由我区财政负责解决的，有218人。剩下的129人，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涉及原市属企业办学校、早期市批民办学校等，其经费渠道或管理权限按现行规定，应归属京州市级财政统筹或由原主办单位负责。”
人社局局长紧接着补充，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早就准备好的意味：“丁市长，关于这347人的具体待遇差额核算，我们人社局社保科和工资福利科其实早就根据政策文件逐一测算过了，每个人的应补发项目、金额、起算时间，清单都是现成的。”他看了一眼财政局长，“核算报告和拨款申请，我们半年前就正式行文报给财政局了。但……一直没有下文。财政局那边的反馈始终是资金紧张，需要统筹安排，所以就一直……搁置到现在。”
压力瞬间全部集中到了财政局长身上。
丁义珍没有立刻去盯财政局长，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沉默旁听、脸色同样不好看的区长孙连城：“孙区长，你的意见呢？这件事，现在被达康书记点了名，限期两天要结果，怎么处理？”
孙连城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番四平八稳、看似顾全大局却又暗含自保界限的话：“丁市长，各位同志，我认为，处理这件事，首先要坚持原则，厘清责任。该我们光明区负责的，我们责无旁贷，必须想办法解决，不能亏欠为我们区教育事业奉献了大半生的老教师们。这关系到政府的信誉和民心。”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谨慎：“但是，不该我们管的，我们也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去填那些不属于我们职责范围的历史旧账。否则，不符合财政纪律，也容易造成更大的被动和财政窟窿。我建议，就按刚才教育局核定的范围，我们先集中力量，解决这218名完全属于我区负责的教师待遇问题。其余129人的问题，如实梳理情况，形成专项报告，正式向市政府和市财政、市人社局汇报，请求上级协调解决。”
丁义珍听完，微微颔首，目光重新锁定了财政局长：“孙区长的意见很明确，也符合实际。那我们就先集中解决这218人的问题。财政局，现在问题缩小了，范围明确了。218人，人社局早就核算好了金额。你告诉我，就这一部分，区财政，有没有问题？”
财政局长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他知道，再喊“没钱”已经不合适了，范围已经限定死了，而且是李达康亲自督办的“政治任务”。他苦着脸，快速心算了一下，语气依然沉重：“丁市长，孙区长，即使只算这218人，涉及的历史欠账、各类补贴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一次性支出的话，对当前区财政的现金流和年度预算平衡，冲击会非常大，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一些刚性的、急需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