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老刘从盐坨村小卖部打来的。深秋，姚华正在公司调试一段“屎山代码”——程序员都懂，就是那种改一行错十行、谁碰谁骂娘的陈年玩意。这代码堆在那里，像极了某些日子，拆不得，修不好，只能凑合着过。
手机震动时，光标正卡在一行报错的函数上。
“姚华不？我老刘。你爹让喊你一趟，说暖气不热了。”
姚华心里一沉。电话那头哗啦啦的，像是在打麻将。
“冻得直哆嗦，”老刘补了一句，“裹着被子还抖呢。”
姚华盯着屏幕，那行错误红得扎眼，像生活冷不丁跳出来的提示框。他起身去敲戴经理的门。
“进。”
戴经理没抬头，在看报表。
“请半天假，家里有事。”
“这月第几回了？”眼镜滑到鼻尖。
“第三回。”
“事假扣钱啊。”
“知道。”
“去吧。”戴经理摆摆手，“明天活儿可不少。”
关门时听见里头嘀咕：“三十好几了，家里事儿还没断档。”
姚华没接话。门轻轻合上，里头外头，两样世界。
得倒两趟公交。头一趟挤，脸贴玻璃，看见自己鬓角钻出几根白的。忽然想起父亲下岗那年——那时觉得父亲窝囊，现在懂了，窝囊这玩意儿，也遗传。
第二趟车空些。望海楼、中山路、二中……高楼渐次矮下去，矮成平房，平房又褪成荒地。盐坨村像是城市嚼剩的渣，黏在城乡结合部，吐也吐不干净。
小卖部的可口可乐招牌褪成了粉白色。老刘在门口下棋，抬抬下巴：“赶紧去吧，屋里冰窖似的。”
土路雨后没干透，踩上去吧唧吧唧响。两边屋顶塌了角的，拿塑料布蒙着。有户人家还在生炉子，老太太蹲着扇风，烟熏得她直咳嗽。
姚建国的红砖房在尽里头。砖缝的水泥脱落了，露出一个个黑窟窿。窗玻璃碎了一块，拿报纸糊着。铁门锈得厉害，一推吱呀呀响，像老人松动的关节。
屋里比外头还冷。寒气裹着霉味、酒气、老人气，混成一股说不清的味儿。姚华在门口站了会儿，等眼睛适应昏暗。
父亲裹着那床牡丹花棉被坐在床上，被面脏得花色都模糊了。
“爸。”
姚建国转头转得慢：“来了啊。”
“暖气哪儿坏了？”
“不知道。”
姚华伸手摸了摸暖气片，冰手。接口处渗着水，地上积了一小滩。
“漏了。”
“哦，那修修吧。”父亲说。
翻通讯录才发现，根本没存修暖气师傅的号。打给老刘，老刘说村口老张家的儿子会弄。十分钟后，三轮车突突来了。
师傅一进屋就皱鼻子：“这味儿。”
检查完了说：“管道老化了，得换一截。三百。”
“三百？”姚建国先开口，“忒贵了。”
“嫌贵您自己修。”师傅敲敲管道，“这儿窄巴，不好下手。”
姚华咬咬牙：“修吧。”
叮叮当当的响动里，姚华打量这间十五平米的屋：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桌上堆着空碗、半瓶酱油、开封的咸菜袋。地上齐刷刷摆着七个二锅头空瓶，像列队的兵。
墙角的煤炉是冷的，蜂窝煤潮得掉渣。
师傅边干活边念叨：“老爷子，得通通风，霉气了。”
姚建国望着窗外，不说话。
“酒也少喝，越喝身上越寒。”
还是没应声。
姚华想起银行家属楼的冬天。那时暖气也坏过，母亲自己找人修，手都冻僵了。父亲晚上喝多了，一脚踹在暖气片上——又漏了。他那时小学三年级，缩在被窝里听吵架，听水滴声：嗒，嗒，嗒。
“来，搭把手。”师傅喊他。
姚华扶住管子，冰得手发麻。他没松。
约莫一个钟头，活儿干完了。暖气片慢慢热起来，散出一股铁锈味儿。
“三百。”师傅说。
“有钱还你。”父亲对姚华说。
姚华想说不用，话卡在喉咙里。他望着父亲——皱纹深得像用刀刻的，头发稀白，像秋后的草。眼睛浑浊，没光，像两口枯井。
“吃饭了没？”
“吃了。”
“吃的啥？”
“面条。”
姚华瞥了眼桌上的咸菜，没再问。转身去小卖部买了新被褥、米面油、还有熟食。老刘一边装袋一边说：“你爸上个月差点把房点了，暖气不行他就生炉子，火星子蹦被子上，烧了个窟窿。”
姚华没接话，数钱。
回屋换被褥。旧被子一掀，一股馊味冲上来。被里子硬得跟板儿似的。
“多久没晒了？”
“忘了。”
新被子铺平，四个角抻舒展。炸花生米还脆着。
“吃点。”
“贵吧？”
“特价的。”
“特价的不新鲜。”
“新鲜的。”
姚建国捏起几粒花生米，慢慢嚼。牙不行了，嚼得像老牛反刍。
姚华坐在椅子上看父亲吃。暖气热了，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天暗下来了。
“你妈……”姚建国突然开口，说了两个字，停了。
姚华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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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他又说，还是没后半句。低下头盯着花生米，看了好半天，塞进嘴里继续嚼。
母亲生病、住院、住进养老院，父亲从没问过。现在问了，却问不成句。
“妈挺好，在养老院，有人照应。”
“哦。”
“一个月三千四。”
“哦。”
“我每周去看两回。”
“哦。”
三个“哦”，像三块小石头扔进枯井里，没个回声。
姚华站起身：“我走了，明天还上班。”
“走吧。”
手放在门把上，铁锈的凉透进骨头里。回头，父亲裹着新被子坐着，背影小得像个孩子。
“爸。”
“嗯？”
“少喝点。”
姚建国没回头，只摆了摆手。
门哐当一声关上，像什么东西断了。
姚华在门外站了会儿，没挪步。村里没路灯，零星窗户透出点光。远处狗叫了两声，又停了。
他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灭。
想起唯一一次，父亲清醒着带他去北宁公园。公交票四毛，冰棍五分。冰棍化了滴在手上，父亲拿袖子给他擦。
那天父亲说了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湖面上金光闪闪的，像撒了一把碎玻璃。
后来父亲下岗了，喝酒，砸电视。搬来盐坨村，上了盐坨村小学，人生就这么拐了弯。
如果没搬过家，如果还住在“银行里”家属楼，如果上了星星小学……如果。
可生活里头，哪有如果，只有结果。
现在的结果是：母亲在养老院，父亲在盐坨村，自己在还房贷。三个人，三个地方，三条怎么也交不上的平行线。
烟抽完了。踩灭烟蒂，土路还是吧唧吧唧响。路过那户生炉子的人家，炉子还冒着烟，老太太已经进屋了，窗户里传出新闻联播的开头曲。
在村口等末班车，得等半小时。
站牌下望着远处的城市。高楼灯火一片，像星河，亮堂堂的，好看，也远。
远得够不着。
像父亲没问完的“你妈……”，像母亲歪歪扭扭的字，像自己调不通的屎山代码——总是差那么一点儿。
差一点儿问完，差一点儿写正，差一点儿调通。
就这么一点儿，便是一辈子。
车来了。投币，上车。只有他一个乘客。司机放着歌：“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坐最后一排，靠窗。玻璃上映出张模糊变形的脸。
有点像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他闭上眼，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