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云居阁项目，是一个典型的三方合作项目。
北京的文化央企首山堂和省属国企（我司集团母公司）都是投资方；而我们公司，只负责运营。
项目资金全部由首山堂统一管理，与项目相关的每一笔支出，包括装修费用，也都从首山堂走账。
三方协议刚刚确定，装修方案的招投标流程便立刻启动了。
按正常节奏，三个月的装修时间本该足够。可现实是，由于集团母公司内部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整个推进过程异常缓慢。直到八月初，在首山堂的主持下，我们才终于走完招投标流程。
中标的是一家北京国企，实力不俗，业内口碑也不错。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国家队”反复修改后的方案，依旧没能通过集团领导的认可。质疑随之而来——甚至开始有人揣测，这样的公司是如何中标的，是否存在什么猫腻。
倪总因此挨了葛总一顿严厉的批评，被指责“没有控好标”，开出了这样一家让人不放心的公司。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倪总当初不愿意碰装修这档子事。
可这件事并非倪总的失误。招投标流程全程由首山堂在推进，集团内部并没有人参与具体操作。但结果出了问题，总得有人负责。于是，这口锅，还是落在了倪总头上。
“我本来以为你挺可靠的，”葛总直言不讳，“没想到连这种事都办不好。”
倪总只能硬生生地把这口锅抗下去，叫苦不迭。
最终，那家国企被无情淘汰。此前投入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全都作废——他们为此从北京飞来云北好几趟，却依旧无力回天。
云居阁的装修方案不得不推倒重来。
第二轮招投标流程随即启动，所有步骤重新走一遍。
第一轮，我同时对接了五家装修公司；第二轮，又要同时对接四家。设计需求一遍遍重复、答疑一轮轮进行，几乎没有尽头。
但这一次，情况与之前有所不同。
葛总终于派出了一位集团代表，直接介入装修方案的推进工作——宁总，一位即将退休的女领导。
宁总半路空降到云居阁项目，名义上是来“协助倪总推进工作”，实际却是来接管局面的。
倪总对她的到来并不掩饰不满。因为这意味着一件事——
葛总已经不再完全信任他。
如果葛总真的相信倪总能把这件事办好，又何必再安插一位宁总进来？
对我和雅琴而言，最初对装修这件事的热情，早已被消磨殆尽。我们曾认真讨论过设计方案，想过这样装、那样改，可到这个阶段，我们只剩下一个目标——尽快装修完，尽快开业。
至于最终装成什么样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如果宁总真的是一个能推进事情的人，我们并不排斥她的加入，甚至隐约期待她能带来一些雷霆手段。然而，流程依旧无法省略。
所有的步骤，还是得原原本本地再走一遍。
直到八月下旬，第二轮招投标终于结束，选出了一家三方都相对满意的公司。但即便如此，最终方案仍需继续打磨，距离真正落地，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6
装修推进期间，倪总几乎每天都会反复抛出同一类问题——
SKU 要做到多少？展示面积够不够？是立面陈列还是平铺？能不能同时兼顾会议和清吧功能？
这些问题本身并非没有道理。
问题在于，它们全部发生在资源、预算和时间都无法匹配的前提下。
在有限的预算里，他要求迅速扩充 SKU；在租赁合同尚未签约的情况下，他要求装修方案一步到位；在景区管理班子反复更换的过程中，他又要求我们给出稳定、可预期的执行结果。
那段时间，我和雅琴几乎每天都在被这些问题反复消耗，却很少得到真正可落地的决策。
这已经不是沟通是否充分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本身就无法闭合。
不管是装修还是产品，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原定在九月二十日的开业根本无法达成。
眼看着国庆长假越来越近，几百万的流量实在诱人。
不管是倪总，还是葛总，都不愿意错过这波流量。所以，领导们决定在国庆期间先做一场活动，为日后正式开业预热，顺便用现有的产品测试一下市场。
因为开业时间一再推迟，葛总那边也承受着一再失信于社长的压力。所以这场活动是个权宜之计也是一次安抚，如果办不好，葛总和倪总恐怕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可距离国庆只剩下不到二十天时间，云居阁尚未装修，看上去和毛坯无异，甚至还不如毛坯。产品数量更是严重不足。我和慕雅琴完全是赶鸭子上架，不行也得行。
也正因为我们俩临危受命，才顿感这或许是个机会。
7
尽管我和慕雅琴反复向倪总陈述客观困难，他最终还是拍板要做，明确这是一次“政治任务”。
活动预算定在三十万，所以在我的方案中，结合领导们的意见，包含了现场布置、揭牌仪式、主持人、演绎内容、书画展以及文创集市。我负责临展和整体方案，雅琴负责产品。而这份方案，除了要给倪总过，还必须得到集团宁总点头。
因为装修的事，宁总此前已经“约谈”过我两次，我都找理由推掉了。因为集团距离不近，我一来一回半天时间就没了。所以，后来她开始给我打电话，七八点钟的时候打来，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里，能不出问题，已是万幸。
有一次，我们在熊总办公室讨论装修方案调整。首山堂和江报的意见出现明显分歧。我试图说明，作为运营方，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两边的诉求。
话还没说完，就被宁总打断了。
她语气严厉，直接给我扣了一顶帽子——说我“政治立场有问题”，提醒我必须站在集团角度思考问题。
熊总见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递茶、缓和情绪。我最终只能点头应下，结束讨论。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活动方案这一关，我是绕不过宁总的。
果然，方案定稿前，我还是被叫到了她远在集团的办公室。
她当即把部门里的策划和经理都叫进来，将我的方案投屏，从第一页开始逐项讨论。
标题、措辞、版式、图片、流程、揭牌方式、主持人安排、演绎内容……四十多页方案，一页页过。
我从上午十点坐到中午一点，几乎没说什么话。那种密不透风的讨论，让人只想逃离。
中午我试探着提议暂停，宁总却表示，吃完饭可以继续，甚至暗示我“可以直接在她们部门午休后再接着改”。
我连连推辞，才勉强脱身。
后来见到倪总以后，我特地把我快被宁总逼到喘不过气的事告知于他，他也担心宁总会影响我状态，所以也由着我想怎样就怎样。
下午，她果然开始催促，发信息说：“你不来，我们不会继续，进度又要推迟！”
我没有接电话，只回了一句自己被供应商缠住了，暂时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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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随后，我干脆在三方工作群里发起了线上会议，把方案改成远程汇报。
那一刻，我已经顾不上是否得体，只想尽快结束这种令人窒息的捆绑。
8
倪总显然很担心我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那段时间，我状态稍有不对，他就会主动找我谈话。
我和慕雅琴很快达成默契——
国庆活动迫在眉睫，这是一定要按期完成的事。而这件事，短时间内他找不到第二个人接手。三方协议已经签完，活动方案也已经铺开，现在是最不能出状况的时候。
所以，时机到了。
为了不让倪总觉得我们是串通好了一起“对付”他，我们刻意错开了节奏。
我是在他主动找我谈话时，提出补发我被停发的三万元绩效。而雅琴，则在另外的时间节点，提出了转正的要求。
这两件事，倪总和我们来回博弈了好几轮。可时间拖得越久，他越焦虑。到最后，他不得不松口。
说实话，我并没指望他会答应。
在我们看来，倪总向来抠抠搜搜，想在他没有进项的时候从他那里掏钱，几乎不可能。我当时更多的是一种试探——以前光是应付倪总一个已经把我折腾得身心俱疲，现在又多一个宁总，我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又狠不下心直接撂挑子。
所以如果倪总什么都不答应，我正好可以理直气壮地离职，不再有任何心理负担；如果他破天荒地答应了，我顶多再多留一阵，把活动做完再走。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有第三种选择——
让我以“借款”的形式，从他名下的另一家私企拿这这三万块。
“我早就说过，停发的绩效没法直接给你补。”他说，“原本是打算以后在项目提成里多给你点，你又等不了。那就只有这个办法。”
“那账面上，我不是欠了那家公司三万块？”我问。
“你将来拿到项目提成，就把这笔借款平掉。如果没拿到，我也不可能让你还。”他说得很干脆。
“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备注就写‘预支云居阁项目提成’，走借支。”
我随口又问了一句：“那财务同事看到了，我不是挺没面子？”
“你要钱还是要面子？”
“行。”我点点头，“那就这样吧，谢谢倪总。”
走出办公室，我想了想，这一招确实很“倪总”，绝。
这笔钱他是不得不给的，一来，他确实担心我在关键节点撂挑子；二来，如果这笔钱到这种时候还不给，其它同事势必会对他的承诺产生动摇，这会直接影响他的权威和信誉。
所以，这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反复权衡后的选择。
以“借款”的形式把钱给我，既满足了我的诉求，又形成了一种隐形捆绑——账面上我有借条在，短时间内便不敢轻易离职。他大概以为，这样就能把风险控制住。
只可惜，他低估了我。
在提出要求之前，我已经把所有证据准备齐全。聊天记录、录音都在，足以证明这笔所谓的“借款”，本质上不过是他以变通方式补发给我的绩效。如果真的出现纠纷，我完全有能力全身而退。
拿到这笔钱，我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至少，不必再为了“白干”而强撑。
但做人总要有分寸。既然他兑现了承诺，我也会把国庆活动踏踏实实做完，让他能够交差。
只是，理性归理性，现实依旧残酷。国庆活动依然是个折磨人的苦差事。
真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