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匈之间打响了“河南之战”，卫青一举夺取了河南地，汉帝国为了夯实战果，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此战是汉匈缠斗百年的分水岭，汉帝国逐渐占据战事的上风，此战让匈奴痛失河南地，匈奴自此进入螺旋式下降通道……
卫青收复河南地，不仅是为汉朝夺回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与产粮区，更是将匈奴的“苑囿”（养马地与前进基地）变成了汉朝的朔方郡。这对以机动性立国的匈奴而言，是断其一臂的沉重打击，直接导致其经济与军事潜力受损。
但是，匈奴并不甘心。
“河南之战”后，匈奴主动对汉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其战略意图相当明显：雪耻“河南之战”的惨败。
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的几万骑兵攻击代郡（河北蔚县），还掳掠了一千多汉帝国子民。
同年，匈奴攻击雁门郡（山西右玉），杀害叠加掳掠一千多人。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用三万骑兵，兵分三路，分别攻击代郡（河北蔚县）、定襄郡（内蒙和林格尔）和上郡（陕西延安），杀害并掳掠了数千人。
匈奴方面于前126～前125年两年之间的三次大规模主动出击战事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郡（内蒙杭锦旗）。
对于匈奴方面而言，他们对汉帝国的隐忍产生了误判，以为有机会重新夺取河南地。
对于汉帝国决策者而言，从元朔三年（前126年）～元朔五年（前124年）接连发生的四次大规模入侵，到底该采取怎么样的防守与反击，则深度考验着帝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
面对匈奴126—125年的连续报复性侵扰，汉武帝没有选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而是展现出惊人的战略忍耐力。
武帝刘彻所设定的底线非常清晰：朔方郡绝不可失。
这一底线思维，使得汉军能够避免被匈奴牵着鼻子走，而是积蓄力量，等待一击必中的时机。如果对于匈奴来犯，汉帝国一直都将防守重任压给郡县这一层级，那么帝国的基层势必土崩。
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朝堂要员们作出了极其明智的决策：对于匈奴来犯，设置一条底线，当匈奴触及汉帝国的底线时，帝国将组织压倒性的兵力，出重拳还击，并且让对手留下永久的、不可愈合之伤。
这一点，在此前的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龙城之战，汉军直接捣毁了匈奴人开大会和祭祀场所，这算是掀了人家的祖坟，这种级别的心理创伤完全够匈奴喝一壶。
河南之战，直接端了匈奴两个部落的地盘，而且还是前端靠近中原的、肥美的河套地区，这不仅是碉堡被拔掉，而且还是战略支撑点和粮仓被端了。这种切肤之痛，必定让匈奴人望天流泪。
现在汉帝国决定对匈奴发起反击，因为匈奴袭扰朔方的行为触及了汉帝国的底线——朔方是汉帝国抵御并打击匈奴的战略支撑点，这是汉帝国的底线。
该怎么反击呢？
结合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的经验，汉帝国再度玩了三大军事高招：矫枉过正+声东击西+长途奔袭。
所谓矫枉过正是指：汉帝国打击对象不是频繁袭扰朔方郡的那一股匈奴，而是要将贴近朔方郡的匈奴右贤王连根拔除，将其从河套外围的地图上抹去。
所谓的长途奔袭是指：出其不意，长途奔袭，直奔老巢而去，以匈奴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天而降，达成釜底抽薪的战略意图。
刘彻这一次兵分两路回击匈奴。
西线，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亲率骑兵三万自高阙（内蒙乌拉特后旗，此地距离朔方250km）出塞打击前来袭扰朔方的匈奴。
西线是此战的主力，随卫青出阵的四位将军分别是：游击将军——卫尉苏建；强弩将军——左内史李沮；骑将军——太仆公孙贺；轻车将军——代相李蔡。四位将军分别统帅步卒、战车、骑兵、弓箭手若干，这四路将军均接受卫青的节制。
同时，刘彻在东线上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一同自右北平（内蒙宁城，此地距离朔方1200km）出塞。
在东西双线上，汉帝国共调集了十几万人出击匈奴。
按照武帝的策划，东线主要是牵制匈奴，防止其增援右贤王部，此战打击对象是匈奴右贤王部。
这就是所谓的“声东击西”。
右贤王当然知道汉帝国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他认为自己大本营距离朔方七百里地，汉军不可能追击至自己的大本营。
这一次，右贤王失算了。
卫青在夜色掩护下，长途奔袭700里地，将右贤王大营团团包围。
从天而降的汉军让匈奴自乱阵脚，右贤王趁乱率领几百人突围而去，剩下的匈奴只有两种结局：或成为汉军刀下鬼，或投降于汉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此战共俘获右贤王手下各部首领十余人，匈奴男女部众一万五千余人，家畜近百万头。
右贤王部被一锅端。
朔方因此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和平发展与建设环境，成为汉帝国此后打击匈奴的军事重镇和后勤辎重、粮草供给重镇。
此战让武帝刘彻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项测评：统一指挥的利大于弊。
对于武帝而言，统一指挥的弊端无疑是兵权将集于大将军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让渡部分兵权给大将军，但是这利益太香，在统一协调下，能将战果最大化。
在此背景下，武帝刘彻决定大张旗鼓地任命卫青为大将军。
卫青大军尚未回朝，武帝就派出使臣携带大将军印信在边塞等候，并在军中现场就拜卫青为大将军，各路将领皆归卫青统领。
回朝之后的元朔五年（前124年）四月初八，武帝进一步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并将他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为列侯。
卫青虽满心欢喜却又有着一丝的不安。
朝廷给自己孩子封侯，这看上去是无限荣耀，但是树大招风，这岂不是将自己的孩子们也高高竖起，况且部将们都还没受到封赏，这算是哪门子事？
因此，卫青坚决辞谢：“臣有幸能够在军中效力，仰仗陛下的神灵，获得大胜，全都是诸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增加了臣的封邑，臣的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并无功劳，陛下却要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会不会不利于激励将士们。”
汉武帝哈哈大笑。
“朕并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
于是，武帝大手一挥，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都被封为关内侯。
汉武帝对卫青及其诸子的超规格封赏，并及时追赏众将，是一套精妙的“组合拳”。
拜卫青为大将军，赋予其统一指挥权，是出于战争效率的务实考量，这确立了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指挥体系。
主动为卫青辞封请功，既彰显了卫青的谦逊与大局观，更安抚了将士，凝聚了军心。
汉武帝的从善如流，快速封赏众校尉，实现了 “激励一人”到“激励全军” 的效果，将此次大胜的士气红利最大化，为后续持续打击匈奴奠定了人事与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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