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 第137章 四路出击，三路惨败：龙城之战如何成就卫青？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帝国开始对车辆（马车）征税。其实，增设一个税种，这对于封建王朝而言，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当文章高手司马光将其纳入《资治通鉴》公元前129年的第一件历史大事时，这就意味着这件事是有背景和动机的，绝非无厘头增设税种。 征税，意味着帝国缺钱。可是，自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迄今为止也才短短12年，文景之治的家底已经被能折腾的汉武帝给掏空了吗？ 没有。 帝国财政缺钱那仅仅只是因为自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帝国将开启一台烧钱大机器——北伐匈奴。 不仅仅是增设税种，为了供养战争机器，汉帝国还开挖了一条人工运河，直接打通了渭河与黄河（这里的黄河指古黄河），不仅大幅缩短了漕运航程（往京师长安运输物资的船运航程），而且还灌溉了沿途农田，大幅提升了关中地区的产业产出。 历史上，我们习惯性称汉武时期所开凿的这条人工运河为：漕渠。 漕渠修成之后，京师长安的物资补给保障系数直线拉升。 原来走渭水漕运至长安的粮食等物资，航程达九百多里，漕渠修成之后，漕运路线修订为黄河经漕渠转渭河，仅三百余里便可抵达京师长安。运往京师长安的年漕运量从几十万石暴涨至数百万石，长安的粮食供给彻底得到保障。 漕渠由此成为关中对外水运主通道，带动沿线城镇兴起，让长安真正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使得京师实打实成为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不过后来随着水文地理的变迁，漕渠因黄河、渭河河道改道、泥沙淤积，东汉晚期逐渐废弃，河道本体已逐渐湮没于关中平原的农田、村镇之下。 汉武帝即位初期，父祖两代所积累的“文景之治”财富虽未耗尽，但持续战争需要可持续的财政体系。 车税的征收，意味着汉帝国从“守财”转向“战时财政”。 人工河漕渠的开凿则更是极具远见的战略工程——它不仅缩短漕运路程三分之二，更将关中平原的农业与物资调度能力提升到新高度，成为支撑长期战争的“后勤大动脉”。司马光将此事记于129年之首，只是因为一点：对匈奴用兵绝不仅仅是沙场争锋，更是国力与后勤的较量。 还没等到汉帝国主动出击，匈奴便来势汹汹地袭击了上谷（河北怀来）地区，肆意在上谷地区烧杀抢掠。这既是匈奴有计划的抢掠，同时也是对汉帝国当年“马邑之谋”的报复。 来而不往非礼也！ 刘彻为了这一天等候了太久，4年之前的马邑之战，刘彻在马邑设下30万重兵拟重击匈奴，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还不得不借王恢的项上人头平息朝堂非议。现在匈奴竟然胆敢主动袭击我大汉帝国，是时候打破“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迎头痛击匈奴一把，不说打残他，至少也要打疼他！ 与之截然相反，匈奴的想法则是，自打汉武帝刘彻上台之后，就开始对匈奴强硬，先有马邑之围，后有断了和亲与岁贡，是时候该狠狠打击一下刘彻的强硬政策了！基于这一想法，匈奴选择了汉匈模糊边界地带的上谷郡作为抢劫目标，一则是由于上谷较为富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谷实为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 对阵双方的汉帝国与匈奴，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战斗意志，都试图用这一战扭转局势，所以元光六年（前129年）的这一战，对于汉帝国和匈奴而言都非常重要。 武帝刘彻派出四路规模为一万的骑兵，直扑上谷汉匈边境的关贸市场，这才是马邑之战后，汉武帝迟迟不肯关闭汉匈边贸市场的唯一原因！ 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河北怀来）郡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地（河北蔚县，位于上谷以南60km）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内蒙托克托，位于上谷以西640km）郡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山西右玉，位于上谷以西330km）郡出兵，各自率领一万骑兵，直奔匈奴正在抢掠的上谷郡边贸市场。 关于战事进展，我们稍后展开，现在有必要插叙介绍一下公孙敖和公孙贺，因为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我们还将多次提及这两人。 其实公孙敖是我们的老熟人，这人是卫青的生死之交，早年当窦太主刘嫖抓捕卫青，准备将其做掉时，正是公孙敖出手相救。公孙敖也因此进入了武帝刘彻的法眼，并用了10年的时间一步步爬升至将军高位。公孙敖这人让人没法说，是卫青的嫡系，但是军事能力平庸不堪，最终悲剧收场。 公孙贺则是外戚中的大红人，这人身份非常特殊。公孙贺的夫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他既是卫青的姐夫，还是武帝刘彻的连襟。于是很自然地成了武帝一朝外戚中的大红人。军事能力很一般，政治才能也很普通，也许是因为外戚身份的缘故，在汉武朝堂影响力不可小觑，但是最终依然未能逃脱家族与人生悲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在四路骑兵之中，率先接触匈奴的必然是卫青这一路骑兵，无他，因为这一路骑兵距离来犯的匈奴最近。 比较蹊跷的事情在于，匈奴骑兵与卫青部接触之后，向西且战且退。匈奴此举不经意之间就将战局导向了另一个方向——匈奴将遭遇从西线赶来的其余汉军主力，于是卫青VS匈奴演变为：匈奴且战且退，卫青一路猛追，公孙敖和李广分别遭遇匈奴，并与之恶战。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有着天壤之别的战局与战果。 公孙贺所率的这一路骑兵纯粹打酱油，没有接触到匈奴，算是完成了一场长途奔袭的骑兵演练。 公孙敖被匈奴打败，一万骑兵损失了七千，这是实打实的惨败。 李广虽然声名在外，但是也败给了匈奴，被匈奴给活捉，后来李广借助装死才逃脱，但是他的骑兵也损失殆尽。李广的失败比公孙敖还要糟糕，人家公孙敖好歹还带回3000骑兵，李广部直接就剩下不足300骑兵，而且还一度被俘。 卫青这一路取得了显着的战果，一路追击至匈奴领地的龙城（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这是匈奴祭天以及匈奴各诸侯王会晤的一座城，也算是匈奴领地的核心地带吧。卫青不仅率部追击至龙城，而且还斩杀俘获匈奴人700+。 卫青“直捣龙城”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对匈奴的攻击应该是避开了匈奴主力纠缠，长途奔袭匈奴祭天圣地，既是军事冒险，更是心理震慑。这体现了卫青“出其不意，攻其必守”的战术思想，也为汉军后续的迂回穿插战术埋下伏笔。 元光六年的这一战，史称“龙城之战”。 对于汉帝国而言，龙城之战是失败的，损失近两万骑兵，仅仅斩敌700余人；对于汉帝国而言，龙城之战是辉煌的胜利之战，此战不仅战胜了匈奴，而且还追击好几百里地，甚至一度杀到了匈奴腹地，对匈奴产生了震慑之效。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评价龙城之战：“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而边寇少略。”可见此战心理意义大于军事收获。 对内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军民信心。 对匈奴则直戳其肺管子，宣告汉军有能力深入匈奴腹地，扭转战略被动。 战后，公孙敖、李广被武帝交给了廷尉定罪，按律当斩。朝廷为此网开一面，允许交钱赎罪，于是公孙敖和李广家属交钱赎罪，二者均暂时被削职为民。 汉武帝对败将的处置（赎罪免死）也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他政治成熟老练的一面。这种处置，既维护军法与朝廷权威，又保留人才以图再战，留足了可进可退的后手。 卫青则因战功被封关内侯的爵位，至此属于汉帝国的第一颗将星冉冉升空，璀璨着帝国的夜空。 汉武帝急需打破军功集团旧格局，提拔新生代将领。而卫青虽出身卑贱但能力出众，但是与武帝强化皇权、制衡旧势力的需求严丝合缝。 卫青在“龙城之战”的成功，标志着汉军指挥体系从“贵族世袭”向“功绩导向”转型。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38章 右北平的将军们：韩安国之死与李广复出的政治信号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于“龙城之战”后开启了报复模式，频繁袭扰汉帝国边境。 “龙城之战”让匈奴对上谷（河北怀来）有所忌惮，匈奴调整了袭扰方向，放弃了上谷，转而在上谷以东150km的渔阳郡（北京密云）、渔阳以东500km的辽西（辽宁义县）、渔阳以西470km的雁门（山西右玉），三个点同时袭扰汉帝国。这一次匈奴将战线拉得特别长，从最东边的辽西到最东边的雁门，地理距离长达1000km。匈奴的用意非常明显：多点开花，防止被汉军突袭。 那么匈奴此次战略意图得逞了吗？ 汉武帝刘彻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元光六年秋季的这一场战事是汉匈双方第二轮实质性的战事，刘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作出了兵分三路的军事部署。 中尉韩安国被再度启用，并被派往渔阳出任材官将军，率兵驻守渔阳郡，抗击匈奴。这是韩安国此生最郁闷的职务。 我们都知道，韩安国一直都是力主和亲安抚匈奴的主和派灵魂人物，现在却被扔到了抗击匈奴的最前线。 早在两年之前，韩安国甚至还从御史大夫职位上被擢升为帝国的丞相，代理过两个月的丞相之职，此后被一撸到底，被任命为早在汉景帝时期就出任过的中尉之职。现在的韩安国一定也郁闷至极，肠子都悔青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韩安国所率兵力有限，在渔阳阻击匈奴的战事打得极其艰难，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刘彻再度下诏，责令韩安国将防线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至右北平（内蒙宁城）。此地位于渔阳东北方向350km，这对于韩安国而言，军事指挥难度系数直接上升至魔鬼级。此地距离帝国京师长安更遥远，后勤补给和军事支援更困难，同时也意味着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重新回归长安。 关于韩安国的结局我们待会交代，现在要一起看看汉武帝所派出的另外两路大军的情况。 车骑将军卫青统率三万骑兵从雁门（山西右玉）出击，很显然，卫青这一路是直奔袭扰雁门的匈奴而去，而且是此战中汉军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支。 卫青果然是一代名将，在雁门之战中，斩匈奴数千人，这是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以斩首数千的战绩重击匈奴。 刘彻所派出的第三路是将军李息，他率部从代地（河北蔚县）出击。李息这人我们熟悉，三朝老将，以稳健着称。但是，李息的出发地比较尴尬，从代地至辽西780km，很显然，他够不着辽西的匈奴；从代地至渔阳320km，等他赶到的时候，匈奴早没了踪影；从代地至雁门260km，这个距离最近，但是雁门那边有名将卫青在率部厮杀。于是，李息这一路汉军打了一回酱油，满怀豪情而去，空手而归。 雁门之战中，匈奴方面的表现也不俗，斩杀了辽西太守，从辽西掳去两千多人，在渔阳郡和雁门（山西右玉）在两地各杀害或掳掠了一千多人。虽然没有对汉军主力构成前一次“龙城之战”那么大规模的杀伤，但却也狠狠地掠了一把汉帝国。整体而言，这一战，汉军算是结结实实的取胜，韩安国不仅守住了渔阳，而且还将战线向东移动了300km，驻守右北平，像一把尖刀，插在了匈奴出没的东北边境线。卫青这边则更是直接刷新纪录，斩敌数千。 武帝刘彻对雁门之战的战果颇为满意，只是苦了韩安国，在右北平驻守几个月后，最终郁郁而终。 韩安国病逝之后，武帝刘彻立即启用了一位于“龙城之战”后被削职为民的老将——李广。 值得一提的是，李广被武帝任用为右北平太守之后，匈奴对这位“汉帝国的飞将军”颇为敬畏，李广在职期间，匈奴人没再踏入右北平半步。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秋，匈奴在龙城之战受挫后改变策略，以长达千里的战线同时袭扰汉朝渔阳、辽西、雁门三郡。这对于汉武帝而言，不可谓不是一场考验，我们透过武帝的应对之策，所看见的不仅只是一场军事部署，更是一幅精妙的政治用人图景。 韩安国从代理丞相一路被贬至渔阳前线，绝非偶然。 作为朝中主和派的核心人物，韩安国的政治立场不经意之间与武帝积极的匈奴政策背道而驰。刘彻将其调离朝廷、安置于战争最前沿，是一石三鸟之策：抹去朝廷决策层的反对声音；让匈奴用刀剑警醒其和亲并不能换来和平的真理；进而悄无声息地将潜在的政治阻力转化为前线战力。 韩安国最终在右北平郁郁而终，这标志着刘彻彻底肃清了朝廷中对匈奴政策的杂音，从此以后不再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与匈奴开片，更不可能还有人会重提和亲。自此以后，政治路线决定官场命运，在武帝朝已成铁律。 与韩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车骑将军卫青的受命出征。卫青统率三万骑兵——这是汉帝国当时最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足见刘彻对其信任之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卫青的迅速崛起体现了刘彻的用人新思路。 用卫青的出身与军功，彻底粉碎了功臣集团垄断战场指挥权的梦想，卫青于前129年接连在龙城之战和雁门之战的取胜，巩固并完全夯实了其军事与朝政地位。 卫青的成长也给予了刘彻进一步强化集权的信心与勇气，他势必将沿着提拔外戚将领，构建忠于皇权的新军事指挥层的路线一直走下去。 卫青雁门斩敌数千，创造了汉军对匈作战的新纪录，这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刘彻用人策略的成功验证。 将军李息“打酱油”式的出征，实则是刘彻布下的一枚平衡棋子。 李息作为三朝老将，代表着传统军事体系，他的出征更多的还是防守与牵制。防止匈奴从代地突袭，以其“四平八稳”的作风与卫青的锐进形成互补，同时也隐含着平衡卫青和韩安国的政治意图。 而韩安国病逝后，刘彻立即起用削职为民的李广守右北平，更是精妙的政治操作。 对外，利用李广“飞将军”威名震慑匈奴，对内，给失意的李广一次机会，用“皇恩浩荡”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安抚一下老将。 刘彻在雁门之战的系列军事部署，展现出其成熟的政治家手腕，既用韩安国告诫了帝国的官吏——路线忠诚高于一切；还悄无声息地开启了“不拘一格选将才”的汉帝国新时代。 李息、李广与卫青的同时任用，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稳健与进取并存的将领结构。这种制衡既保证了军事行动的多样性，也防止了任何单一势力过度膨胀。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39章 资治通鉴的暗线：司马光为何打包推出三个小人物？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于雁门之战后的元朔元年（前128）历史篇章中极度内涵地请出了三位历史风云人物：主父偃、严安，徐乐。 请注意，不是逐一出场，而是打包一起扔出的，不仅不突兀，而且还非常丝滑。原文：主父偃、严安，徐乐，皆上书言事。 迄今为止（自《资治通鉴》开篇的公元前403年，截至当前的公元前128年），这是司马光首次如此安排历史人物出场。司马光作为一代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如此安排一定有着谋者深意，关于这一点，待我们详解该历史切片之后再议。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主父偃、严安，徐乐这三位民间人士，挤入武帝朝堂之后，上书说了些什么？ 在主父偃、严安，徐乐，这三人中，主角自然是主父偃，严安和徐乐也就昙花一现，在《资治通鉴》后续章节中都不曾露面过。 主父偃是一名穷困潦倒的儒生，发迹之前在诸侯齐、燕、赵各地仿效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活动了很久，最终不仅没捞到一官半职，而且还遭到了当地儒生们的联合排挤。 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主父偃剑走偏锋，直奔长安未央宫，在宫阙上书汉武帝，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天就获得了汉武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郎官。 那么主父偃上书到底谈了些什么，以至于武帝刘彻如此果断就赐予官爵？我们透过主父偃的上书内容，能读懂主父偃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情商如何？ 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谈了两件事：关于汉律、关于伐匈奴。 关于汉律的内容，司马光没有收录进《资治通鉴》，关于伐匈奴方面的论述，司马光则一字不漏地将其载入《资治通鉴.卷十八》。其实透过这一细节，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光一口气将主父偃、严安，徐乐打包推出，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将这个问题搁置在文末解析。 主父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其实可以归纳总结为一句话：不要因为匈奴而穷兵黩武。 主父偃一开场就搬出姜子牙论战金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紧跟着给出了自己对用兵之事的深刻洞悉：因为愤怒而开启战争机器，这是悖逆大德之举；兵器终归还是一件不祥之物；操起兵器来斗争，这是斗争中最不高明的手腕；那些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到头来没有不悔恨的。 主父偃的开场白直接亮明了很关键的立场和信息：伐匈奴，可以；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意气用事、不要穷兵黩武、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启战争机器，因为这是斗争中并不高明的手腕。 亮明态度之后，主父偃列举了秦始皇嬴政与汉高祖刘邦对待匈奴的立场。秦始皇不听李斯之劝，坚持出兵30万大打匈奴，结果严重消耗国力，最终亡秦。高祖也试图用兵一劳永逸地处理匈奴问题，结果最终酿成了“白登受困之耻“ 主父偃看似在反战，实则不然，他只是言之凿凿地提醒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要设置止损线，要有兜底措施，不能因此把汉帝国给整没了。 继去年（元光六年，前129年）曾经的主和派韩安国被汉武帝派往前线抗击匈奴，并最终郁郁而终之后，满朝文武已经不再有任何反战的声音。在此背景之下，主父偃的这一番论述无疑会撼动汉武帝。毕竟，作为一代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一定深谙朝堂需要平衡的政治原则，不能让反战的声音彻底消失。 汉武帝这人其实并不欢迎谏臣，但是极度欢迎能臣，而主父偃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绝非谏臣，而是能臣。 尽管司马光并不曾记载主父偃对汉律所提出的8项具体问题，但是我们凭借主父偃对“伐匈奴“的论述，也不难想象，主父偃对于他所提出的汉律问题，一定也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才是主父偃撼动汉武帝的关键点所在。 由此可见，主父偃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他精准切中汉律与匈奴边患两大核心朝政，引经据典、以秦与高祖的前车之鉴立论，献策直击痛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对时局的洞察力极强，极其敏锐。 不过，非常遗憾的事情是，这人的政治情商极低。 主父偃因深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被提拔四次，并出任中大夫之职务，完成了从平民到贵族的逆袭。但是当主父偃成为朝廷的大红人之后，其政治情商的短板就暴露无遗。同僚们因畏惧主父偃那张嘴和那一双眼睛，纷纷私底下送礼，但求其嘴下留情。久而久之，就有人正面提醒主父偃“做人不要太嚣张，不要太招摇。“对此，主父偃的回复令人无语：“我如果活着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烹的酷刑好了！” 言下之意就是：老子就这样嚣张，活一天，享受一天，赚一天！ 主父偃这种嚣张跋扈，不藏拙、不畏树敌的招摇个性在后续的历史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最终悲剧收场的唯一原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严安的上书则谈了两件事：一是，现在老百姓太攀比奢靡，风气坏了就容易滋生作奸犯科；朝廷现在耗费巨资伐匈奴，这是走秦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徐乐则谈了一则令人耳目一新的“土崩瓦解之论“ 所谓的“土崩“是指老百姓活不下去，起来谋反，秦的灭亡就是土崩；所谓的“瓦解”就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坐大之后，开始闹事。帝国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善民生，稳住民生，这是防止土崩的要事。匈奴那边的那点事，既算不上“土崩”，也算不上“瓦解”，没必要反复用兵折腾。 我常常固执地认为，司马光的文学造诣远超他的史学根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打包安排“主父偃、严安、徐乐”同时出场，实在是一则妙笔。他层层递进地，很隐晦地表达了诸多政治观点： 其一，司马光所裁剪的这一历史切片简直就是在打脸后世帝王：你们都认为自己很牛叉，对吧？你们看看汉武帝牛不牛，汉武帝刘彻牛成那样子了，还一口气将反战的主父偃、严安、徐乐纳入朝堂，虚心接受他们的谏言。 其二，元朔元年（前128）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匈奴）、对内加强集权的关键时期。三人上书虽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向帝国面临的隐患——过度扩张与民生疲敝。司马光借此凸显武帝时代“雄心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 司马光以此告诫后世帝王和王侯将相们：政治，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其三，主父偃谈匈奴政策，严安论社会风气，徐乐析统治根基（土崩瓦解论），三者构成“军事－社会－政治”的完整警示链条。司马光以三人为棱镜，折射出治世需统筹内外、居安思危的儒家治理哲学。 其四，让主父偃这种政治智慧极高，政治情商极低的历史风云人物如此出场，也是给臣子们树一面旗帜，你们看看主父偃这种人聪明绝顶，最终依然逃不过悲剧收场，警示后世臣子“做人不能太主父偃”；警示后世帝王，别让主父偃这类人钻了空子。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0章 推恩令：汉武帝和主父偃设下的“天下第一阳谋” 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所宠信的主父偃给了汉武帝一则关于约束诸侯的建言——推恩令。 主父偃建言的“推恩令”堪称是历史上最耀眼、最经典的阳谋，对于诸侯们而言，该阳谋无解。 主父偃也不是突然异想天开然后提出“推恩令”，而是有背景的。 元朔二年（前127年）冬，武帝刘彻仿效祖父汉文帝，赏赐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恩准他不必来京朝见。 当年汉武帝赏赐吴王刘濞几案和手杖，其实只是给自己和吴王刘濞一个台阶而已，那时候的吴国已经脱离了汉廷的控制，谋反只是个时间问题。 现在，当汉武帝刘彻又亮出这一手的时候，主父偃认为是时候采取新一轮的措施，来遏制诸侯，防止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再现。这便是“推恩令”的历史背景。 主父偃认为，当前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朝廷控制一紧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像晁错那样强行削藩，就会引发“七国之乱”。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朝廷所确定的诸侯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这一制度。在嫡长子的继承制之下，诸侯一代一代地发展，最后形成脱缰的野马。 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就好办了。 主父偃认为，偌大的诸侯国仅仅让嫡长子一人继承，其余子弟都只能干瞪眼，连一尺封地都分不到，这不公平，这有悖于仁孝之道。 主父偃建议朝廷命令诸侯王把朝廷给诸侯的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的子弟为侯。那些原本只能干瞪眼看着大哥继承王位的子弟们，现在因朝廷之令而享有封地，必然感恩朝廷，感恩皇帝。而朝廷此举，实则是分割了诸侯的封国领地，诸侯势必逐渐衰弱。 刘彻拍手叫好，立即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 元朔二年（前127年）正月，武帝下诏：“诸侯王应推广朝廷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们，命令各自据实奏报朝廷，朕将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 从此之后，诸侯王国开始被无限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了侯。 我们不得不佩服主父偃的政治智慧，“推恩令”简直就是历史政治上的一场微积分实操，用无限分割+累积效应的组合，一举将诸侯们摁在了地板上。其本质是把“削弱诸侯势力”这个“宏观目标”，拆解成“逐代分割封地”的“微观操作”，再通过持续迭代实现“朝廷集权的积分累积”。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与微积分的数学之智相通：不直接对抗“整体（诸侯势力）”，而是通过“温和分割（微分）”降低阻力，再通过“持续累积（积分）”实现目标——没有流血冲突，却让诸侯势力在“逐代分割”中自然趋近于零，朝廷集权则在“收拢小单元”中自然趋近于最大值，完美实现了“以柔克刚”的政治效果。 “推恩令”堪称是历史上的阳谋典范。 “推恩令”完全遵循“公开规则、利用人性、绑定利益”三大阳谋逻辑——明明是削藩的“杀招”，却以“施恩”的名义推行，诸侯明知是陷阱，却因“不得不从”而束手就擒，全程公开透明，充分利用人多势众的诸侯子弟们的人性（趋利避害）在博弈中取胜。 该阳谋的核心在于，将“朝廷削藩”转化为“诸侯家族的利益共赢”。 诸侯的核心诉求是“保住家族基业”，但人性中“偏爱幼子”“不愿子女失势”的心理，让他们无法拒绝推恩——哪怕知道长远会削弱实力，也会为了眼前的家族和睦妥协；而庶子的“贪婪”“求名求利”，则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天然动力，朝廷无需费力，只需坐收“诸侯自削”之效。 如果诸侯公开反对推恩令，等于宣告“不让庶子封侯”，会立刻引发家族内乱（庶子可能倒向朝廷、起兵夺权），同时给朝廷提供“忤逆皇恩”的罪名，朝廷可名正言顺出兵讨伐，比七国之乱时的“削藩”更具合法性。 诸侯如果接受推恩令，诸侯国每一代都会被分割成多个小侯国（如淮南王刘安有12个儿子，推恩后淮南国被拆成12个侯国），封地、人口、兵权被层层稀释，几代之后便“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根本无力与朝廷抗衡。 “推恩令“的高明，在于它没有逆“朝廷集权”的历史趋势，也没有逆“庶子阶层崛起”的社会需求，而是将两者结合，以“施恩”的名义实现“削藩”的核心目标。它不依赖暴力、不搞阴谋陷害，而是通过制定“让多数人受益”的规则，让对手在“自愿”中走向衰落——这正是阳谋与阴谋的最大区别：阴谋靠隐瞒和欺骗，阳谋靠公开和共赢（表面上的共赢），一旦规则落地，便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对手只能被动接受。 简言之，推恩令的阳谋精髓在于“用利益捆绑人性，用规则瓦解实力”，让朝廷在不流血、不引发战乱的情况下，彻底解决了汉初以来的诸侯割据难题，成为后世“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的政治典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主父偃的担忧并非多余的，刘彻仿效祖父赏赐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刘安从此不必进京朝见天子。这恰恰正合他意，这位觊觎帝位的诸侯王，不经意之间成为“推恩令”下的典型反面教材。 虽然刘安有野心，但也受制于“推恩令”。刘安的庶子们获封侯爵，与中央利益绑定，当刘安后来真打算谋反时，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他的孙子刘建甚至主动向朝廷揭发祖父。最终，淮南王一案被轻松解决。这恰恰印证了主父偃的设计：推恩令不仅在物理上分割诸侯，更在人心上瓦解了诸侯。 “推恩令”的历史影响，远不止于汉武帝一朝平定诸侯。它像一套精巧的“程序”，一旦运行，就不可逆地改变了帝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政治操作系统”。 在汉帝国时期，最显着的短期效果便是兵不血刃，实现了“强干弱枝”。 这是最直接的影响。 汉武帝颁发的诏令下达后，诸侯王国内部自动启动“分家”程序。大的诸侯国如淮南国、齐国，被迅速分割成十几个小侯国。每个小侯国地盘、人口、兵力都有限，再也无法形成对抗朝廷的合力。朝廷无需动武、无需背骂名，就完美解决了困扰汉初几十年的心腹大患。汉武帝随后推出的“左官律”（歧视诸侯王国官员）、“附益法”（限制诸侯结交豪强），都是在“推恩令”拆解其物理力量后，进一步剪除其政治能量的组合拳。 “推恩令”在历史上的中期影响在于，重塑社会结构，给予了“士人阶层”一片净土。 诸侯子弟都成了有爵位、有食邑的“侯”，但他们只有经济权，没有行政权（侯国行政由朝廷派相国干预）。这些数量庞大的贵族子弟，无法在封地掌权，又要维持体面生活，出路在哪里？——读书入仕，进入朝廷官僚系统。 “推恩令”客观上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依附于朝廷的“官僚后备军”。他们与察举制相结合，为汉武帝及其后世君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人才，巩固了朝廷集权，也促进了汉代儒学的繁荣。贵族，被一步步改变为官僚生力军。 总的来讲，“推恩令”不仅是一道成功的削藩令，更是一次高维度的封建王朝制度变革。悄无声息地将血腥的政治斗争，转化为温和的制度演进；把朝廷与地方的对抗，转化为家族内部的利益调整。其影响跨越时空，是帝国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治世夜明珠”。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1章 主父偃一眼看穿河南地价值：政治智慧如何成就汉武霸业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郡（河北怀来）、渔阳郡（北京密云），杀害和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 毫无疑问，匈奴这是报复去年（前128）被卫青斩杀数匈奴人之举。 从东边的渔阳到西边的上谷，东西相距150km，很显然匈奴这是吸取了去年（前128年）雁门之战的教训，大幅缩短了战线，集中兵力，谨防再度被汉军给吃掉。 面对匈奴的报复之举，汉武帝跳出了既定的抗击来犯定式思维，别开生面地开启了一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 汉武帝大手一挥，命名将卫青、稳健派的老将李息从云中郡（内蒙托克托，此地位于上谷以西460km，位于渔阳以西600km）向西主动出击匈奴。 你袭扰我大汉帝国的上谷和渔阳，我派遣汉军西征你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这便是汉武帝这一年用兵的战略意图。 匈奴右翼盘踞于河南地的白羊王和娄烦王显然不曾料到汉帝国还会玩这一招，于是被极度擅长长途奔袭的卫青杀了个人仰马翻。 卫青这一支骑兵一路向西杀到陇西（甘肃临洮，此地位于云中西南1100km），在黄河南岸找到了娄烦王和白羊王主力，并发动了突然袭击，匈奴一击即溃，汉军斩敌数千，俘敌数千。卫青一把收割了白羊王和娄烦王的全部家当——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走了自秦末开始，一直盘踞于河南地的匈奴部落，夺取了河南地。 有必要解释一下河南地。 早在战国时期，秦和魏就围绕着该地区拉锯多年。秦末，始皇驾崩后，匈奴乘虚而入，占据河南地，这一占就是近一个世纪。 这里的河南地指的是黄河“几”字弯以南、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套平原一带，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平原以及陕西北部的部分区域。 河南地水源充沛、土壤肥沃，既是匈奴重要的游牧基地，也是汉帝国向北拓展的关键战略要地，汉帝国于“河南之战”拿下此地这是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南下对汉帝国所产生的威胁。白羊王与娄烦王这两个部落属于匈奴的附庸部族，长期以河南地的草原、河套平原为游牧领地，既为匈奴守卫南部边界，也时常配合匈奴南下袭扰汉朝边境，因此成为卫青收复河南地时的首要打击目标。 稳健着称的老将李息虽然没有长途奔袭，但是也在大后方对匈奴产生了威慑，武帝此次用兵，一老一新的搭配之举，妙不可言。 战后，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就连卫青麾下的校尉苏建和张次功也都被封侯，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功为岸头侯。 政治智慧拔尖的主父偃，第一时间向汉武帝建言：河南地土地肥沃，外有黄河天堑，如果在此设置郡县，以此地为桥头堡抗击匈奴，不仅拓展了汉帝国的疆域，而且还能极大方便对匈奴用兵，节减后勤辎重的运输成本，大幅提高漕运效率。 有些政治智慧极高之人源于天赋，是上天的恩赐，主父偃就是这类人，政治敏锐性极高，政治智慧远超常人。 当汉武帝将主父偃的提议交给群臣廷议后，众大臣却百口一词地表示反对，反对理由也很简单粗糙：太远，鞭长莫及，不方便，得不偿失。 此时此刻作何决策就考验着武帝刘彻的智慧了。 此时的刘彻已经年满30岁，已执掌汉帝国长达14年，他毅然决然地支持了主父偃的提议——设置朔方郡，派遣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内蒙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又修缮原秦王朝时期蒙恬所建造的防范匈奴的长城。长城+黄河天堑+朔方城+汉帝国边防军民，匈奴人想要拿回河南地，想要南下入无人之境袭扰汉帝国，势必难于登天。 匈奴人哭了！ 汉武帝笑了！ 司马光却酸了，他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记载：“内地至河南地的水陆运输的路程十分遥远，自崤山以东的地区，人民都蒙受运输的劳苦，耗资高达数十百万，钱府粮库被支付一空。汉朝还放弃了上谷郡所辖的与匈奴犬牙交错的僻远县份。”——引自《资治通鉴》白话文版。 朔方城基建完成之后，汉帝国用政策导向性激励，从内地招募了十万汉帝国子民迁居朔方郡屯垦戍边，此举极大地充实边境人口与夯实经济基础。 汉军常驻朔方，将河南地打造成汉朝向北出击匈奴的前沿军事基地，为后续卫青、霍去病的漠南、河西之战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兵源支撑。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也算是绞尽脑汁玩出了新花样——收缩战线，防止被汉军切瓜，试探一下这种打法是否更优？ 对不起！ 这一票匈奴再度失望了！ 汉武帝的应对却完全跳出了被动防御的思维框架——你东线侵扰，我西线出击，直接瞄准匈奴战略要地“河南地”。 河南之战的显赫战绩并非这一段历史的闪光点，最耀眼之处在于战后的系列动作，那里面才深藏着政治智慧与汉帝国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主父偃在卫青刚刚取得军事胜利、朝野振奋之际提出设郡建议，正是利用了“胜利窗口期”。 主父偃深刻地意识到一点：军事占领只是第一步，政治建制才是长久之策。 火眼金睛的主父偃读懂了河南地的战略价值：军事价值——黄河天堑+长城防线=天然屏障；经济价值——土地肥沃可屯田戍边，减轻内地粮草运输压力；战略价值——成为北伐匈奴的前沿基地，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 即便如此，群臣却依然固执地以“遥远不便”为由予以反对设置朔方郡。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战略眼光是一种稀缺资源，注定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主父偃敏锐地抓住汉武帝开疆拓土、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核心诉求，将建议包装为“汉家万世之利”，而非一时之功。 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武帝的确是有着超越常规的政治魄力。 时年30岁的汉武帝已执政14年，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维：不满足于击退来犯之敌，而要夺取战略主动权；他深刻地理解“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的辩证关系。 汉武帝的超常政治魄力在“河南之战”事前事后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战前，刘彻用卫青（新锐）与李息（稳健）的战术组合；战后，在众臣反对时能识别主父偃建议的战略价值；最终抓住历史机遇建成了朔方郡，及时封赏卫青及部下，树立功臣榜样。这些行为，无一例外都属于高水准的政治操作。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批评意见不经意暴露了他传统保守的史观，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多次不经意间流露于字里行间。 这段历史完美诠释了何为战略眼光？什么是政治智慧？什么叫历史机遇？以及伟大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2章 卫青求情反催命：藏在“徙豪茂陵”背后的帝国权力洗牌战 元朔二年（前127年），时年30岁的汉武帝刘彻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寝——茂陵。 主父偃的战略眼光再度闪烁出与众不同的政治智慧之光，他向汉武帝提议：把天下豪强都迁至茂陵定居。 主父偃这里所指的“豪强”具体是这么三类人：其一，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其二，在地方上有影响力，能左右帝国子民言行的，欺行霸市的地痞富人；其三，地方游侠。 主父偃的逻辑在于，将这些人从地方上迁出，能净化地方环境，能充实京师长安的人口，还能快速造城，让偏僻的茂陵成为京师长安的一座新城。 如此一来，不动刀剑和刑罚，不兴杀戮就大幅降低了地方上的治理成本。 武帝听取了主父偃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到茂陵邑造城定居。 一切都如主父偃所判断的那样。 汉帝国所推行的定向迁徙工作遭遇了困难，以各种理由拒绝迁徙的；各种找人说情的；这些人的动机都一致：不愿意在天子脚下的茂陵受到各种约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地方上的灰产（灰色产业）与各种作威作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九》中记载了这么一位典型人物——游侠郭解，我们透过郭解的故事不仅能深刻理解主父偃的朝政逻辑，更能管中窥豹地看清汉帝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郭解原本是轵县（河南济源南轵城）的一位侠客，在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赫赫有名，这类人原本按照帝国的朝政就在迁徙之列。 但是郭解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关东地区的声名与家族利益，不愿意迁徙至茂陵，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公关活动”。 郭解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朝廷的大红人——将军卫青，委托卫青在汉武帝面前求情，希望能从迁徙名单中剔除。 卫青本就是一位在政治上尚欠敏锐的新贵，他竟然真的去找了汉武帝。 汉武帝看见卫青欲言又止的样子后主动驻足发问：“将军为何事犯难？” 卫青心头一震，横下心，跪下来，伏地叩首后起奏：“臣听说郭解家中贫困，不合迁徙的标准，请皇上……” 卫青话尚未说完，汉武帝哈哈大笑，这是发自他内心的笑声，他笑卫青太嫩，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 “郭解的确是平民，但是他的权势已经大到能让我们汉帝国的卫将军帮他说情，卫将军，你依然还认为他郭解家没钱吗？不！他都能托人找到卫青将军为他说情，这足以证明他家不穷。” 武帝刘彻并没有多说一个字。 卫青这才恍然大悟，肠子都悔青了，干嘛要掺和这件事，他郭解坑我不浅啊！ 郭解做梦也不曾料到，他自己的那点小心思和小伎俩在刘彻、主父偃、公孙弘这些千年的狐狸面前啥也不是！更令郭解不曾料到的事情是，汉武帝就此记住“郭解”，这种被记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以至于当郭解一家在茂陵定居之后，武帝刘彻命人暗地调查郭解过去所犯下的那些事儿，并将其逮捕…… 很显然，郭解之所以被汉武帝盯上，正是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郭解这人不简单，能将触角伸向汉帝国朝堂的汉军之中，竟然能让卫青为其说情，这个人的背后一定藏着有损于帝国，有损于朝廷，有损于汉军的烂事。 但是关于郭解的审讯并不顺利。 调查和审讯显示郭解在过往的确杀人如麻，但都是一些芝麻小事。诸如在街上被人撞了一下，不小心踩了一脚，甚至是睁大眼睛瞪了他一眼，提高嗓门吼了几句等等这类小事均被郭解视为冒犯而动刀…… 棘手之处在于，这些案件都发生于朝廷大赦之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命案都只能不了了之。 但是就在审理郭解的案件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一名来自郭解老家——轵县（河南济源南轵城）的儒生前来参与旁听，竟然会在京师长安被杀身亡。 也许是因为郭解名声太响亮，也许是郭解这位侠客在轵县生活期间行侠仗义，吸引了很多人默默参与了审讯郭解的这一场“吃瓜盛宴”。 在众多来自轵县的吃瓜群众中，大部分都倾向于为郭解说好话认为郭解贤能（汉武时期频繁“举贤良”，于是贤能、贤良二词就成为对当事人的顶格正面评价）。偏偏这位儒生反其道而行之，反驳道：“郭解为人奸邪，怎么能说他贤能！” 支持郭解贤能的这帮子人一不做二不休，择机悄悄做掉了这名儒生，甚至还割去了其舌头，以此告诫大家——这就是胡说八道的下场。 郭解的这一帮粉丝们一定不曾意料到他们的这一暴行直接就将郭解一家子全部送走！ 案子上报武帝刘彻，刘彻组织廷议。 名嘴公孙弘讲了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 “郭解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是习惯性地干一些行侠弄权的破事，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关于轵县的那名儒生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就凭他的这一份影响力，也应该按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决论罪。”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公孙弘这番站位极高的论述，堪称“诛心之论”。 公孙弘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具体罪证，提出“影响力即罪证”的政治逻辑：“解虽不知，此罪甚于解杀之”。这句话将郭解定义为朝廷体制外的权力核心，其存在本身即是对皇权的挑战，必须用最严厉的罪名（大逆不道）铲除，以儆效尤。 郭解毫无悬念地被灭族。 至此，郭解的案子尘埃落定。 至此，在郭解案子的影响下，汉帝国迁徙豪强定居于茂陵的“造城”朝政得以顺利实施。 主父偃的顶层设计精妙之处在于，将关外的豪强迁徙至茂陵是一项极富战略眼光的“温和削藩”。在悄无声息之间达成三重目的：铲除地方势力根基、充实京师人口与经济、将豪强置于天子眼皮下便于监控。 不得不承认，这简直就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重组大工程，而郭解家族的身家性命，则成为这一大工程的献祭品。 这与郭解本人无关，与主父偃的献策无关，与公孙弘的“宏大叙事”无关，这仅仅只是汉武时代的一颗尘埃，落在任何当事人头上都是泰山压顶之势。 我们认为，这便是深埋于历史之中的“政治”。 郭解必须死，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在于： 一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罪行：他代表了游离于法度之外的“第二权力系统”，此种平行权威是中央集权的大忌。 二是测试徙豪政策的试金石：严惩郭解，是对所有观望豪强的最强震慑，表明朝廷决心无可动摇。 三是杜绝军政勾结的隐患：其触角能伸向卫青，暗示游侠网络可能渗透军队，这是武帝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四是意识形态的必然清剿：游侠“以武犯禁”“以私义代公法”的价值观，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集权教化根本冲突。 关于这一历史切片，史家大佬班固、荀悦、司马光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我们将其提纲挈领式地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我们站位稍高一点去充分理解《资治通鉴》的政治内涵。 班固认为，游侠兴于礼崩乐坏的末世，如郭解之流以平民之身窃取生杀之权，虽偶有扶危济困之行，实则破坏等级秩序，挑战朝廷法度，其死非不幸，乃必然。历史发展自诸侯而下权力渐次失序，游侠正是体制溃散之产物，必须严惩以正纲纪。 荀悦认为，世有三种败坏法度、惑乱民心的势力：游侠、游说者与权谋游士。他们不事生产，专务交结党羽、沽名钓誉，或凭武力横行，或以诡辩操纵舆论，或迎合上位而谋取私利，皆属“奸民”。治国应使士农工商各安本业，禁绝此类虚浮之风，以仁礼教化天下，方能长治久安。 司马光虽未以“臣光曰”直接评述，但他详细记录此事并大段引述班固、荀悦之论，其史观已不言自明：郭解之死，揭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根本矛盾。汉武帝与主父偃之策，名为徙豪，实为削藩。郭解试图以私谊动摇国策，恰恰暴露了其势力对朝廷的潜在威胁，他的覆灭，是朝廷权威对民间私权的彻底碾压。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3章 主父偃：他用推恩令削藩，却把自己“推”进了灭族深渊 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所策划的“推恩令”刚被汉武帝强推不久之后，汉帝国的诸侯王——燕王刘定国就给予了汉帝国朝廷一个非常微妙的契机，使得推恩令的光环被巨幅放大。 元朔二年（前127），肥如（河北迁安）县令向朝廷检举燕王刘定国私生活混乱，将黑手伸向了父亲、哥哥、弟弟们的女人。 不仅如此，更为恶劣的情况在于，当肥如县（河北迁安）县令上书朝廷揭发此事时，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燕王刘定国居然杀县令灭口。 这位被灭口的县令家族成员冒死继续向朝廷检举此事，燕王刘定国令人发指的行为才被朝廷获悉。 检举材料被递进长安未央宫的内朝主父偃手中，主父偃第一时间将其转给外朝的公卿大臣议论定罪。 公卿们无比愤慨，一致要求按律斩燕王刘定国，废其封国。 武帝刘彻秒批。 燕王刘定国畏罪自尽，诸侯燕就此被废。 补充交代一下，这位燕王刘定国就是燕王刘泽的孙子。刘泽就是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后，被齐王刘襄所劫持的那位。刘泽脱身后，倒向了功臣集团，阻止齐王刘襄夺帝位，汉文帝上位之后，念刘泽有功，封其为燕王。从刘泽到刘定国，诸侯燕的历史才区区50年，仅仅传了三代就被除国，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具象。 这一段看似平淡叙事的历史切片其实深度隐藏着主父偃的政治策略以及汉帝国的历史转折点。 为了讲清楚主父偃的政治策略，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汉武帝所设置的“内朝”与“外朝”。 所谓的“内朝（有时候也被称为中朝）”是汉武帝为削弱外朝相权、强化皇权而设立的亲信决策集团，成员多为皇帝近臣，无固定官制与品级，核心职能是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决策，凌驾于外朝法定行政体系之上。 主父偃、庄助、卫青、公孙弘等人就是内朝的骨干代表。 所谓的“外朝”，就是指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的汉帝国的官僚体系。丞相总领朝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九卿分管民政、财政、司法等具体事务，职能是执行皇帝与内朝的决策，处理日常政务。 武帝设置内外朝之分的核心动机在于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并让内朝与外朝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 内朝掌握决策权，军国大事（如征伐匈奴、颁布推恩令）先由内朝近臣在禁中商议，形成方案后交皇帝定夺；外朝仅负责具体执行，丞相及公卿无权干预核心决策，只能遵照内朝旨意办理政务，从根源上削弱相权。 内朝官吏多为侍中、中大夫、大司马等近职，任免全凭皇帝心意，无固定任期与俸禄保障，完全依附于皇权；外朝官员则有明确的选拔、升迁、考核制度，丞相虽被架空，但仍可通过封驳、谏诤等方式制约内朝决策的落地，防止内朝近臣专权。 当肥如县令将检举燕王刘定国的材料提交上来之后，内朝主事的主父偃第一时间将其交给外朝处理，其动机在于：把事情搞大，让宗族的事情不仅仅局限于内朝决议，让外朝形成一致的声音，向刘彻施压。 主父偃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清除燕王刘定国，其深层动机在于：为汉武帝强推“推恩令”造势！你们看，诸侯如此不安分守己，不仅把诸侯国搞得乌烟瘴气，而且还将屠刀指向了地方官吏，如此下去，诸侯们岂不是都要逆天！必须尽快强推“推恩令”。 如果说主父偃这一系列操作的动机仅仅只是为了朝廷强推“推恩令”造势，那么我们必须把膝盖献给这位“智多星”——主父偃。 但是，非常遗憾！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主父偃有夹带私货的意图。 主父偃将手伸得很长，不仅捞金捞银，而且还试图强行与诸侯联姻。 主父偃为什么会如此疯狂呢？ 因为“推恩令”给予了他机会，因为他借“燕王刘定国自尽，燕国废除”这一件大事，将自己在诸侯方面的话语权拔高到了顶点。 主父偃掌握了齐王刘次昌与其同胞姐姐有染这一事实之后，导演了一场大戏…… 齐王刘次昌这人我们不熟悉，但是其祖上我们非常熟悉。 第一代齐王刘肥是汉高祖刘邦的私生子。 第二代齐王刘襄我们熟，就是当年与文帝刘恒抢夺帝位的那位。 第三代齐王刘则是刘襄的儿子，但是因无后，所以传位于叔父刘将闾（刘肥第八子）。 第五代刘将闾我们非常熟悉，在七国之乱中，因立场摇摆不定，被功臣集团围困而自尽。 而齐王刘次昌则是刘将闾的孙子，如此算下来，刘次昌也就是汉帝国诸侯齐的第七代齐王（第六代齐王是刘将闾的儿子，刘次昌的父亲刘寿）。 刘次昌一定不曾料到，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任齐王，因为他被堪称“诸侯杀手”的主父偃给盯上了。 主父偃上奏汉武帝刘彻：“齐都临淄的繁华富裕程度堪比长安，有十万户居民，市井商税高达千金，由此可见，诸侯齐国该有多么富裕。但是，现在的齐王却与陛下血缘关系疏远，建议朝廷颁发诏令，非天子的亲弟和儿子，不得在齐地为王。此外，臣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齐王和其姐姐有染，请求朝廷查处齐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汉武帝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嘴角同时流露出一丝对齐地财富的垂涎之意，深谙帝王之道的他在电光石火之间，将这一切都收起来。 刘彻盯住主父偃的眼睛看了十多秒，然后淡淡地吐出几个字：“朕任命你为齐相，你下去好好查一下，查明之后向朕奏报。” 主父偃低下头的那一刻，忍不住嘴角上扬…… 主父偃不曾料到的是，武帝刘彻回头看了主父偃一眼之际，他清清楚楚地望见了主父偃挂在嘴角的那一丝笑意。尽管刘彻只是锁了锁眉头，佯装什么都没看见，但是主父偃的那一丝得意之笑，让他内心有些翻江倒海之势…… 主父偃想要把女儿嫁给齐王刘次昌。 主父偃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刘次昌同意，那么自己就帮其安全过关，那么我主父家族的血脉也就与宗室合二为一了，我主父家族也就彻底改命。如果施压之后，齐王依然不肯，那么一不做二不休，让诸侯齐国在自己手上画个句号吧。 主父偃联姻动议被齐王刘次昌的母亲纪太后所否决，在纪太后的眼中，主父偃什么都不是，而我堂堂诸侯齐不仅是高祖血脉后裔，而且还是重要宗室成员。 纪太后的拒绝令主父偃失望。 失望的主父偃按部就班地开启了下一步措施，批量逮捕齐王后宫中的宫女和太监，将齐王混乱的私生活证据都牢牢捏在掌心。 主父偃低估了诸侯王的反应。 正如当初垓下之战，项羽兵败之后，宁可拔剑自刎也不愿意渡过乌江谋求东山再起。齐王刘次昌也选择了这条路，宁可自我了结，也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审讯，刘次昌饮鸠自尽。 齐王刘次昌之死没有让主父偃恐慌，却引发了赵王刘彭祖（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哥哥）的恐慌。 无他，主父偃年轻时曾广泛地在燕地、齐地、赵地自我推销过，并无一例外地遭遇了拒绝和冷眼。 当刘彭祖看着燕王、齐王一个个都被主父偃给整倒了之后，他慌了，并用主动进攻为手段，开启自保模式。 刘彭祖第一时间上书武帝刘彻，不仅揭发了主父偃借助“推恩令”诸侯向内割地封侯之机大肆敛财之举，而且还逼死了齐王刘次昌。 刘次昌之死来得如此之快，这多少让武帝刘彻有些诧异。 刘彻在宫中踱步良久，一层一层地整理着思路…… 派他下去出任齐相之际讲得非常清楚，让他调查明白之后，奏报给朕，他怎么就这么快将齐王逼死了呢！ 主父偃掌握了全部证据了吗？ 齐地的确富裕，齐王刘次昌之死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赵王刘彭祖的上书也不能不重视！燕、齐、赵，这些都是帝国重要的诸侯，这个主父偃一口气整没了俩！ 是该给诸侯和天下一个交代，但是这个交代的分寸该拿捏到什么火候才是最合适的呢？ 无论分寸该如何拿捏，都应该亮明自己的态度！ 想明白这一切之后，汉武帝踱步的速度戛然加速，并迅速刹车，稳稳地停在大位前面，然后大发雷霆：“下诏，给朕把主父偃召回，逮捕下狱！” 直到被戴上枷锁之后，主父偃方才意识到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畴！ 面对廷尉的审讯，主父偃坦然地承认了自己收受诸侯送钱之事，但是拒不承认是自己逼死了齐王刘次昌，一口咬定刘次昌是畏罪自尽身亡。 主父偃太了解朝廷这帮人了，一旦承认逼死刘次昌，那么自己也就活到头了！现在，只要咬定刘次昌是畏罪自尽，那么皇上那边就还有腾挪空间，他不至于索取自己的性命。毕竟恶人我主父偃都做了，利益皇上全拿走了，剩下的事情无非就是如何安抚宗室和诸侯罢了！ 主父偃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他不但精准地猜中了武帝刘彻的心理，更是用“打死不承认自己逼死齐王”直接撼动了武帝刘彻。 刘彻并没有处死主父偃之意，这是内朝的人才，这是朕的外挂大脑，这人虽然可恶，但是罪不致诛。 但是，无论主父偃还是武帝刘彻都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外部因素——主父偃在内朝是有政敌的，主父偃的政敌不希望坐失做掉主父偃的良机。 主父偃在内朝太红了，主父偃的眼光太毒了，主父偃的脑子太灵光了，主父偃的政治嗅觉太灵敏了，这极大地掩盖了其他的光芒…… 主父偃的头号政敌，朝廷第一名嘴公孙弘站出来说话了。 “齐王自尽，没有后代继承，封国势必被废除改设为郡，朝廷将收回领地。这件灭人之国的恶事，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就没有办法向天下人谢罪道歉。” 公孙弘也是人精，是千年的狐狸。 他直击七寸，把武帝所有的退路都给断了。 公孙弘几乎是明着告诉武帝刘彻，我们支持你收回齐地，但是主父偃必须杀，否则我们怎么向天下诸侯、宗室、儒家人谢罪呢！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于是，主父偃被武帝灭族。 诸侯齐国被改为齐郡，朝廷直属。 文景两朝都无力撼动的诸侯国，被主父偃和汉武帝一唱一和，悄无声息地整没了。 主父偃被灭族不久之后，御史大夫张欧被罢免。 毫无疑问，这是武帝拿诸侯的事情打脸御史大夫：瞧瞧，你在岗位上所干的这点事，诸侯都乱成啥样了，你依然不吭声。 可是，武帝刘彻忘了一点：当初他正是看上张欧“不吭声”，方才将其擢升为御史大夫。 只能说是此一时彼一时吧！ 政治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如此微妙，张欧玩不转御史大夫高位，实属正常。 刘彻免去张欧的御史大夫之职后，打算任命孔门后裔孔臧接任御史大夫。 孔藏不仅是中规中矩的儒家中人，同时也是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老臣，他太了解御史大夫职位意味着什么。孔藏更是套着儒家外衣，披着孔夫子儒家光环的千年狐狸，他果断推辞了御史大夫之职，转而要求出任九卿之首的太常之职。 孔臧：“臣家中世代以传习经学为业，请任命我担任太常，这是臣的专业，而且臣还可以在太常职位上整理儒家典籍，使儒学永传后世。” 孔藏精准地命中了武帝刘彻的关切，武帝不仅秒批，而且还将其待遇拔高至三公水准。 孔藏赢了！ 刘彻也赢了！ 元朔二年（前127）是汉帝国朝廷集权深化的关键一年。 推恩令的推行、燕齐两国的废除，意味着诸侯王时代走向终结，郡县制实质推进，汉武帝高大上的权威就此稳稳地屹立于大汉帝国。 主父偃用自己和诸侯的血，则成为汉武帝集权之路上最耀眼的一砖一瓦。 主父偃既是推恩令的设计者与执行者，也是一个渴望权力与家族晋升的投机者。他利用内朝近臣的身份，将诸侯王的把柄转化为斗争利器，既为汉武帝削藩铺路，也为自己谋私——比如试图将女儿嫁给齐王，实现家族与宗室的联姻。 但是，非常遗憾！他的政治情商实在太低，他忽略了一点：在皇权游戏中，工具人一旦越界，也会被轻易抛弃。 刘彻才是自始至终都掌握着博弈主动权的甲方。 刘彻并非不懂主父偃的夹带私货之举，而是采取了默许，甚至还纵容主父偃在诸侯执法时“钓鱼” 。 当齐王倒下之后，武帝刘彻不带犹豫地与主父偃彻底切割。无论是主父偃，还是公孙弘，谁还不是皇上身边的猫，刘彻心中有数，深知主父偃政敌一大片。 而这一大片政敌则成为屠戮主父偃家族的一把刀，最适宜的一把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如此详细载入主父偃的悲剧，其实是隐隐地告诫后世群臣，请认清主父偃悲剧的必然性。 主父偃的悲剧在于他过于激进。 他连续扳倒燕、齐两大诸侯，引起其他诸侯恐慌，形成政治反弹。 主父偃的悲剧在于触及皇权底线。 他试图与诸侯联姻，有勾结藩王之嫌。 主父偃的悲剧在于他主动贴上去成为朝政替罪羊。 削藩的目的已达到，武帝杀他既能平息宗室怨恨，又能维护皇帝“仁德”形象。 而主父偃的这一切，在司马光看来，都是与儒家“中庸、德治”的治世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这一篇写得有点长！ 最后补一刀：我们不评价司马光，我们只为读懂他的着作《资治通鉴》；只为穿透历史的烽烟，读懂博弈与政治和人性。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4章 汉武朝堂影帝：布衣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儒术”生存法则 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任命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这一调整表明，汉武帝刘彻是将内朝的决策班子视为人才蓄水池，时机成熟时就从内朝擢升至外朝执行层高级职位（三公九卿）。 如果说去年（前127年）被武帝灭族的主父偃是一位政治智慧、战略眼光超高，政治情商超低的朝廷大红人，那么公孙弘恰恰与其相反，他是一位政治智慧、战略眼光贴地，但是政治情商超高的一位朝廷大红人。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主父偃犯事之后，武帝刘彻想要放主父偃一马之际，公孙弘祭出了“上楼抽梯子”大招，临门一脚，将主父偃家族全给送走。 现在，原御史大夫张欧已经被武帝免职，公孙弘终于从内朝走向外朝接替张殴的御史大夫之职，成为帝国位高权重的三公之一。 公孙弘将由此开启他新一轮的，更高台阶的“精彩表演”。 政治情商超高的公孙弘自然明白张欧为何会被武帝拿下。 张欧被免职，不是因为张欧的“长者”人设，而是因为张欧对诸侯乱象的不吭声。 武帝可以接受张欧少作为，甚至是用“长者”形象占据御史大夫之职，不参与帝国的大事决策，但是武帝不能接受“诸侯无法无天，御史大夫却不言不语”。 公孙弘深谙此道。 正因为如此，所以公孙弘上位御史大夫之职后以帝国南北两面的大工程为目标开炮！ 公孙弘这是踩着武帝的点而去的，让武帝看见，让武帝听见，自己与张欧不一样，帝国的任何大事，我公孙弘都会关心，都会上心。 此时，唐蒙所主持的大工程“南夷道”已经竣工，帝国正在筹备东南方向的苍海郡（朝鲜安边城），北面则因“河南之战”夺取河南地而正在修筑朔方郡的朔方城（内蒙杭锦旗黄河南岸）。 公孙弘多次进谏，炮轰帝国南北同时开建的大工程，认为这是吸中原的血，反哺朔方郡和苍海郡，这是得不偿失的孬主意。 公孙弘攻击南向的苍海郡修城设郡工程倒也能理解，毕竟当初他还作为朝廷特使前往“南夷道”大工程现场视察过，对那边的情况还算是掌握了一手材料。 但是，公孙弘攻击北方的朔方城工程，表演的成分则几乎是明摆着的。 首先，设置朔方郡修建朔方城这是帝国的战略工程，是消化“河南之战”战果的必然动作，为此汉帝国已经向朔方迁徙了大量人口，怎么可能被叫停！ 其次，设置朔方郡，修建朔方城，当初是主父偃所提出的，而且历经过一轮朝议，公孙弘当时也参与过那一场廷议，现在公孙弘盯着该工程不放，实为表演。 公孙弘深知该工程的战略利益所在，同时也明白帝国为此付出过多大的代价，但是他偏偏要一次次以御史大夫之名上书喊停…… 是的，某些时候，武帝所信赖的臣子，并不在于你有多么聪明能干，而在于你对帝国有多么上心，对朝廷有多忠心，对皇帝有多敬仰！公孙弘深谙此道，他在等着汉武帝刘彻给自己上课，然后顺势坚持叫停南线工程…… 武帝刘彻很是配合，安排内朝能臣朱买臣（第一次出场，我们以后还将多次提及，在后面的文章中再穿插介绍）给公孙弘上了一课。 课后，公孙弘立即向汉武帝低头请罪，并再一次强调了应该叫停南线的大工程。 “臣原本是崤山以东的乡鄙之人，不知道设置朔方郡如此重要，请求废止对西南夷、苍海地区的经营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 武帝刘彻含笑地望住公孙弘，你说这家伙笨吧，他却能想到用这一招来促使朕叫停南线工程；你说这家伙聪明吧，他怎么会看不懂朔方郡的战略重任；你说这人烦吧，他却能为我大汉帝国的事情，如此用心良苦……依了他吧！叫停南线吧！ 公元前126年春汉武帝叫停了苍海郡的建置策划与系列工程，原本计划南夷道开通后借道夜郎拿下南越的计划也被暂时搁置。 公孙弘和武帝刘彻在这一轮掰扯过程中，都成了大赢家。公孙弘获取了武帝的进一步信任和朝堂威望；武帝则收下了纳谏美誉和雅量。 在御史大夫岗位上的公孙弘不仅积极参与帝国大事的决策与执行工作，而且还积极地，有意识地进一步夯实自己的人设。 公孙弘深知自己就是汉武朝堂的一面旗帜——“外儒内法”中“儒”的旗帜。 儒家就那点东西，就是克己复礼，就是控制欲求，就是以德为先，就是讲究秩序礼仪等等。 为此，公孙弘开启了新一轮的表演。 尽管拿着朝廷的厚禄，但是在生活方面，公孙弘却将“克己”做到极致。 公孙弘用麻布做被子，一顿饭不摆设两种肉菜。 说话不拐弯的汲黯实在看不下去，在汲黯眼中，公孙弘这岂止是演戏，简直就是沽名钓誉。 为此，汲黯决定面见汉武帝，戳穿汲黯的把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公孙弘高居三公之位，朝廷给他的俸禄很多；但是他用布做被子，这是骗人的把戏。” 武帝刘彻没吱声，只是白了汲黯一眼，什么也没说，却在心中将汲黯从头到脚“问候个遍”。 刘彻知道，什么事情被汲黯盯上了，必须一个结果，所以他一转身就命人喊来公孙弘，拿汲黯的原话质问公孙弘。 武帝的意图很明显，让公孙弘给汲黯上一课，同时也让汲黯和公孙弘这一组搭档的相互制约更为缜密。 公孙弘早朝堂第一政敌是主父偃，第二政敌才是汲黯。 现在，主父偃的脑袋已经丢了，那么汲黯自然就成为他排位第一的政敌。 关于如何与政敌斗争这件事，公孙弘向来都是高手，主父偃家族性命的丧失就是他斗争能力的里程碑！ 公孙弘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即将姿态放低到极致，并悄无声息地向汲黯捅出了致命的一刀。 那一刀让汲黯疼了很久很久，但说不出口，更说不清楚具体是哪儿疼。 公孙弘跪地向武帝谢罪，把头触在地板上说：“确有其事。说到九卿当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超过汲黯了，可是今天他所说的，的确是事实，这些都是我的问题。臣是显赫富贵的三公，却盖着跟小官吏一样的薄布被，这确实是矫饰做作，是沽名钓誉，汲黯批是正确的。陛下正是因为有汲黯这样的忠臣，才能听见这样的真话！” 刘彻由此认定，尽管汲黯背后告黑状，但是人家公孙弘不仅不怪汲黯，而且还为汲黯说好话，这是何等谦卑，这不正是朕所要的“儒臣”风范吗！放眼整个朝堂，还有谁能比公孙弘这一面“儒”旗帜更耀眼，更合适呢！ 公孙弘的政治情商极高，尤其擅长揣摩上意、顺势而为。他深知前任御史大夫张欧被免职，并非因其“长者”作风，而是因在诸侯问题上沉默失职。因此，他一上任就主动“找事”，矛头直指南北两大工程——苍海郡与朔方郡。 公孙弘此举，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对帝国的大工程，实则是一次又一次，甚至是层层递进地向武帝表忠心。 公孙弘激烈反对这两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看似与朝廷国策相悖，实则是向武帝展示自己“心系国事、敢于进言”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对朔方郡的反对，更具表演性——朔方乃主父偃所倡、经朝议而定，战略意义重大，绝无废止可能。 公孙弘的“反对”，实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态——以退为进，推动战略聚焦。 武帝当然是政治高人，岂能不懂公孙弘的意图，于是顺水推舟叫停苍海郡工程，双方在此局中实现了政治利益的双赢。 公孙弘深谙自己作为朝廷“儒术”标杆的象征意义。他极力塑造节俭克己的形象（布被、一肉），即便被汲黯指责“沽名钓誉”，也能以高超的话术化解危机：“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的这番话堪称政治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孙弘先认错，继而抬高对手，最后归功于皇帝的英明。 公孙弘的这一套组合拳，不仅消弭了武帝的疑虑，反而衬托出自己的“谦逊”与汲黯的“鲁莽式的直率”，谁上谁下，分分钟立竿见影。 公孙弘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升任御史大夫，是汉武帝时期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人事安排。 公孙弘不仅是汉武帝“内朝外朝”人才流动策略的典型代表，更是汉武朝“外儒内法”朝政风格的具象。 这段历史背后，隐藏着汉武帝的用人之道、朝廷的权力博弈，以及儒家思想在帝国政治中的复杂与实践的矛盾。 刘彻为强化皇权，设立内朝（中朝），以亲信近臣参与决策，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公孙弘早年以贤良文学身份受武帝赏识，进入内朝参议政事。他从内朝走向外朝担任御史大夫，正是武帝将信任的决策核心成员，逐步安置到执行层高位的关键一步。此举不仅加强了皇帝对三公九卿的控制，也使得内朝成为培植政治嫡系的“人才蓄水池”。 汉武帝是一代颇能折腾，积极有为的封建王朝时期杰出政治家，在他下面谋发展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情商。 在武帝时代，臣子不仅需有才干，更需懂得“何时进谏、何时顺从”。而公孙弘这只老狐狸对此最拿手，他的每一次谏言，都精心计算了皇帝的心理底线与政治需要。 从主父偃到汲黯，公孙弘与政敌的较量，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不同政治风格与利益集团的碰撞。公孙弘总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将对手打得找不着北！ 公孙弘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儒”，而是一位深谙帝国权力游戏规则的政治艺术家。他精准地扮演了武帝所需要的角色——既是儒术的旗帜，又是皇权的忠实工具。他的“表演”，恰恰是汉武帝时代官僚体系在皇权高压下求生存求发展的缩影。 读懂公孙弘，便能读懂汉武朝堂光华背后的深邃暗流，更能给我们这些职场牛马一些不言而喻的启示与思考……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5章 “旗子”公孙弘：“无能”才是我的最大本事 汲黯在斗争中败给了公孙弘，原本就柔弱的身体再度旧病复发。汲黯躺在病床上，双眼发愣地盯着屋顶，一望就是一个上午；双耳听着屋外呜咽的北风，一听就是一个下午。汲黯却依然还是没能找到答案：自己到底是哪里错了，以至于败给了公孙弘？ 长安的冬天格外冷！连平时叽叽喳喳的麻雀也齐刷刷地停在枯枝上，不觅食，也不“开会”，就那么久久地静立，不飞，不动，不吵…… 就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十一月初五，一个远比长安城的隆冬时节还要寒冷的消息传来——武帝刘彻撤免了薛泽的丞相之职，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并将其封为平津侯。从此开始，后续历任丞相均被封侯，公孙弘丞相是这一“光荣传统”的起点。 汲黯挣扎着从病榻上爬起来，矗立于窗前久久地凝望着不远处的未央宫，深深地吸入一口冰冷的空气之后，他终于喃喃自语地提醒自己：不可以找皇上理论公孙弘封侯出任丞相之职一事。公孙弘是皇上的一面旗，是朝堂之上一面儒家大旗啊！ 现在，这面旗帜已经被皇上插在了未央宫上，他公孙弘已经被封侯……这人不简单啊！ 这人心思细腻，思维缜密，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甚至也办不好小事，但是他懂得如何给皇上掌旗，他懂得如何跟皇上示弱，他还有非常恐怖的一面——这人惯于报复！ 报复啊！ 以后要当心，要谨慎。 自己这一把老骨头可以交给汉帝国，可以交给皇上，但是绝对不可以交给他公孙弘，不能成为他公孙弘的炮灰！ 公孙弘的政治情商在汉武帝朝堂之上稳居冠军位，但是其政治能力却让人无力恭维。 上位之后的公孙弘也想要政绩，也想要出彩，如此这般，才能夯实自己的相位，这是公孙弘的想法。 武帝刘彻的想法则不太一样。 刘彻的核心动机在于：高举公孙弘这一面儒家大旗，招揽类似于主父偃这样的人才。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刘彻常常命身边的文学之臣与公孙弘进行辩论。这样既能造势，而且还能借儒生之智牵制公孙弘，让其放弃侥幸之心，别以为上位相位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一次，公孙弘提出了一项大胆且前卫的提议：解除禁止老百姓携带弓箭的禁令，以利于地方治安。 公孙弘的逻辑在于，叛乱分子、违法乱纪分子来了，老百姓直接拉弓射箭伺候。 武帝差一点直接晕倒，他用眼神示意身边内朝的侍中、郎官、中大夫们上去与公孙丞相辩论一把。 内朝的这帮子人尽管职务不高，但是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无一不是顶流之辈。他们讲述了一则历史故事：秦一统天下之后，熔毁兵器，放马南山，最后各路义军举起锄头也能将其灭亡。 同时，他们还发出了灵魂之问：百姓手中的弓箭最终会射向谁？射向帝国基层官吏，射向打家劫舍的目标，还是射向敌人？ 公孙弘瞬间石化，无言以对。 但是，即便如此，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别人看不懂武帝刘彻为何启用公孙弘，难道公孙弘他自己内心还没数吗？！ 不！ 政治情商顶流的公孙弘门清着呢。 公孙弘这种人其实非常可怕！ 为什么可怕呢？ 因为其内心太强大了！ 汲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是恰如其分的。 公孙弘即便被武帝身边的内朝随行怼到城墙上去，他不仅毫发无伤，而且还立即重拾行装，准备收拾两名政敌——董仲舒和汲黯。 公孙弘想要除掉董仲舒，逻辑很浅显。 凭借公孙弘的智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儒家学术”几斤几两，更清楚董仲舒才是帮助汉武帝刘彻竖起儒家这一竿子大旗的中流砥柱，所以必须将其除掉，这样利于自己在相位上平平安安地干到退休为止。 虽然公孙弘的儒家学术不咋地，但是他整人的功夫一流，尤其是“隔山打牛”和“借刀刀人”的功夫更是炉火纯青。 公孙弘光明正大地奏请武帝，派董仲舒前往胶西王刘端（景帝刘启之子，武帝刘彻同父异母之兄）处出任相国之职。 公孙弘所给出的理由无比高大上，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屡次违法，私下处死诸侯国内二千石官多人，应该让一代大儒董仲舒去好好教化一下，引导一下胶西王。 公孙弘失算了，他严重低估了董仲舒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早就把公孙弘的动机和意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董仲舒及时地“病倒”，并顺势提出了辞职退休申请，武帝秒批，董仲舒因此躲过了公孙弘的屠刀，避开了武帝中后期尖锐且激烈的朝政斗争漩涡。 在清除汲黯的计划方面，公孙弘一如既往地沿用了“借刀”的把戏。 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右内史所管理的京畿之地居住着很多显贵的大臣、皇室子弟，难于治理，臣认为汲黯是右内史的最佳人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汉武帝听从了公孙弘的建议。 汲黯毕竟是刘彻早在太子时期就一路相随的旧班底核心成员，所以公孙弘借刀做掉汲黯的逻辑藏得稍微深一点。 在公孙弘看来，汲黯如此耿直，眼里容不下沙子，京畿地区非富即贵，把大权交给你汲黯，让你使劲作去吧，届时不劳自己动手，卫家（皇后卫子夫家族）、王家（太后家族）……总会有人跳出来结果掉汲黯，届时我只需要在相位上支持一下即可。 事情再度超出了公孙弘的预期。 汲黯从容赴任，并将京畿地区打理得井然有序。 这一时期卫青是朝堂大红人，朝臣都超规格地给予了卫青礼遇，而汲黯却从不如此，一如既往用该有的礼仪与卫青交往。 当背后有人为此风言风语时，汲黯甚至还不无自嘲地对外发声：卫青那么尊贵，却有着我汲黯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的老友，这不应该是卫大将军的荣幸吗！ 公孙弘的情商极高，手腕极精，但是其政治智慧却成为他致命的短板。 公孙弘认为汲黯和董仲舒都可以被自己用暗箭清除，但却未能如愿。 这绝非董仲舒和汲黯有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多么善于斗争，而在于幕后的那一双大手——武帝刘彻不允许！ 公孙弘再怎么工于算计，他的站位永远将局限于自己的那一个“点”的视角。 汲黯无论如何刚直不阿，忠于皇上，他的站位也仅仅只能局限于他自己的那一个“点”。 在生态链顶端的刘彻眼中，无论是公孙弘、汲黯还是董仲舒，都是巨网里面的一个节点而已。 武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节点，这些节点联结在一起就构成了武帝刘彻所想要的那一张巨网。 就在公孙弘和汲黯斗得昏天暗地之前，武帝就已经出手，给那一张巨网加上了一个无比结实的“新结”。 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任命内朝大红人张汤出任九卿之一的——廷尉，这是武帝手里的一把刀。 这把刀早在陈阿娇皇后的“巫蛊案”中，已经用300+条人命的代价而锻造到位！ 从此开始，将还有N个300+个项上人头会被这把锋利的刀给削去…… 张汤这种级别的人精在政治情商方面与公孙弘有得一拼。他上位之后就给自己设置了一条基本原则：百分之两百地尊重公孙弘。 同时，张汤还给自己设置了一项办案基本原则：倘若是皇上想加罪处治的人，就把他交给那些执法严苛的监、史审判；如果是皇上想要从宽解脱的人，就把他交给执法轻平的监、史审判。 武帝对此深表满意，心想这才是懂自己的那把刀！ 张汤在政治智慧方面则已经与被族灭的主父偃有得一拼。 取得了武帝的信任之后，就开始为自己谋利，那些沾亲带故的子弟都被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诸如卫青这类朝堂大红人，不避严寒酷暑地登门嘘寒问暖…… 满朝大臣，无人不对张汤侧面相待，小心翼翼地与之密切交往。但是，汲黯则与众不同，不仅多次提醒武帝这是一个双面人，而且还直面批评他。 “您身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百姓的邪心，使帝国安定、百姓富裕，临狱空虚，为什么却只知把高皇帝所定的律令胡乱变更！您就不担心将来会断子绝孙……” 张汤深谙汲黯的耿直和低情商，也深知自己暂时还扳不倒这位老臣，所以无论汲黯批评自己任何具体事项，张汤从来都是笑而不语。但是，一旦汲黯拿具体案子找茬时，能言善辩的张汤总能将汲黯直接怼到长安城的城墙上去。 汲黯苦恼至极，唯有破口大骂：“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做公卿，果然如此！如果一切都按张汤的主张去折腾，天下人都将活在恐惧中！” 发现了吗？ 公孙弘的“儒术表演”、汲黯的“耿直实干”、张汤的“刀笔酷法”，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勾勒出了武帝朝堂最精彩的一幕。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将这些截然不同的臣子糅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项极高的朝政操控术。 公孙弘的“无能”正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 公孙弘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是符号而非实干家。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表演“儒术治国”，吸引天下寒门士人（诸如主父偃这类人）投效。他那些被内朝驳倒的提案（如解禁弓箭），本质是投石问路和展示顺从——他通过“被驳倒”来确认皇权的边界，并强化自己“可控”的形象。 汉武帝刘彻需要的不是他的智慧，而是他作为第一任“布衣儒相”的这一面大旗。 汲黯代表的是汉武帝时代的官僚伦理——忠诚、直谏、务实。他的失败，是旧式官僚伦理在新型皇权政治中的必然退场。刘彻欣赏他的忠诚，却无法容忍他“只对事不对人”的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彻始终保护了汲黯（如调任右内史实为信任而非惩罚），因为他是皇权用来制衡“公孙弘们”的道德砝码。汲黯的存在，提醒着朝堂：还有一种不靠表演的忠诚。 但是，无论是董仲舒、公孙弘还是汲黯，他们在张汤面前都黯然失色，为什么呢？ 因为，张汤的可怕在于他同时满足三层需求：以酷吏的身份，不择手段地迎合皇权；对朝堂红人，竭尽全力地巴结，以求构建保护网；在私利方面则毫不手软，构筑自己的小圈子，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张汤的成功证明，在武帝朝堂，比“迎合圣意”更高级的，是“成为圣意延伸”，张汤悄无声息地钻了一个空子——成为武帝所迫切需要的那个“执行层”——不择手段地达成皇上的任何目的。 其实，汉武帝和张汤之间的默契是远盖武帝与公孙弘、武帝与汲黯的。武帝想要的东西并不多，只是想要构建一张动态制衡的“巨网”。 现在，武帝成功了！ 张汤、公孙弘、汲黯三者之间相互厌恶，相互不满，相互牵制。 武帝用公孙弘吸引士人、高举儒旗；用汲黯警示公孙弘“别太过分”；用张汤这把刀实际推进政策、震慑群臣。 在武帝所构筑的这张网中，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博弈，其实都是刘彻手中的节点。他允许公孙弘算计汲黯和董仲舒，却不会真的让他们被除掉——保持臣子间的紧张关系，正是皇权稳固的秘诀。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6章 战术后仰！看汉武帝与卫青如何打出“声东击西”打击匈奴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匈之间打响了“河南之战”，卫青一举夺取了河南地，汉帝国为了夯实战果，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此战是汉匈缠斗百年的分水岭，汉帝国逐渐占据战事的上风，此战让匈奴痛失河南地，匈奴自此进入螺旋式下降通道…… 卫青收复河南地，不仅是为汉朝夺回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与产粮区，更是将匈奴的“苑囿”（养马地与前进基地）变成了汉朝的朔方郡。这对以机动性立国的匈奴而言，是断其一臂的沉重打击，直接导致其经济与军事潜力受损。 但是，匈奴并不甘心。 “河南之战”后，匈奴主动对汉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其战略意图相当明显：雪耻“河南之战”的惨败。 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的几万骑兵攻击代郡（河北蔚县），还掳掠了一千多汉帝国子民。 同年，匈奴攻击雁门郡（山西右玉），杀害叠加掳掠一千多人。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用三万骑兵，兵分三路，分别攻击代郡（河北蔚县）、定襄郡（内蒙和林格尔）和上郡（陕西延安），杀害并掳掠了数千人。 匈奴方面于前126～前125年两年之间的三次大规模主动出击战事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郡（内蒙杭锦旗）。 对于匈奴方面而言，他们对汉帝国的隐忍产生了误判，以为有机会重新夺取河南地。 对于汉帝国决策者而言，从元朔三年（前126年）～元朔五年（前124年）接连发生的四次大规模入侵，到底该采取怎么样的防守与反击，则深度考验着帝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 面对匈奴126—125年的连续报复性侵扰，汉武帝没有选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而是展现出惊人的战略忍耐力。 武帝刘彻所设定的底线非常清晰：朔方郡绝不可失。 这一底线思维，使得汉军能够避免被匈奴牵着鼻子走，而是积蓄力量，等待一击必中的时机。如果对于匈奴来犯，汉帝国一直都将防守重任压给郡县这一层级，那么帝国的基层势必土崩。 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朝堂要员们作出了极其明智的决策：对于匈奴来犯，设置一条底线，当匈奴触及汉帝国的底线时，帝国将组织压倒性的兵力，出重拳还击，并且让对手留下永久的、不可愈合之伤。 这一点，在此前的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龙城之战，汉军直接捣毁了匈奴人开大会和祭祀场所，这算是掀了人家的祖坟，这种级别的心理创伤完全够匈奴喝一壶。 河南之战，直接端了匈奴两个部落的地盘，而且还是前端靠近中原的、肥美的河套地区，这不仅是碉堡被拔掉，而且还是战略支撑点和粮仓被端了。这种切肤之痛，必定让匈奴人望天流泪。 现在汉帝国决定对匈奴发起反击，因为匈奴袭扰朔方的行为触及了汉帝国的底线——朔方是汉帝国抵御并打击匈奴的战略支撑点，这是汉帝国的底线。 该怎么反击呢？ 结合龙城之战和河南之战的经验，汉帝国再度玩了三大军事高招：矫枉过正+声东击西+长途奔袭。 所谓矫枉过正是指：汉帝国打击对象不是频繁袭扰朔方郡的那一股匈奴，而是要将贴近朔方郡的匈奴右贤王连根拔除，将其从河套外围的地图上抹去。 所谓的长途奔袭是指：出其不意，长途奔袭，直奔老巢而去，以匈奴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天而降，达成釜底抽薪的战略意图。 刘彻这一次兵分两路回击匈奴。 西线，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亲率骑兵三万自高阙（内蒙乌拉特后旗，此地距离朔方250km）出塞打击前来袭扰朔方的匈奴。 西线是此战的主力，随卫青出阵的四位将军分别是：游击将军——卫尉苏建；强弩将军——左内史李沮；骑将军——太仆公孙贺；轻车将军——代相李蔡。四位将军分别统帅步卒、战车、骑兵、弓箭手若干，这四路将军均接受卫青的节制。 同时，刘彻在东线上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一同自右北平（内蒙宁城，此地距离朔方1200km）出塞。 在东西双线上，汉帝国共调集了十几万人出击匈奴。 按照武帝的策划，东线主要是牵制匈奴，防止其增援右贤王部，此战打击对象是匈奴右贤王部。 这就是所谓的“声东击西”。 右贤王当然知道汉帝国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他认为自己大本营距离朔方七百里地，汉军不可能追击至自己的大本营。 这一次，右贤王失算了。 卫青在夜色掩护下，长途奔袭700里地，将右贤王大营团团包围。 从天而降的汉军让匈奴自乱阵脚，右贤王趁乱率领几百人突围而去，剩下的匈奴只有两种结局：或成为汉军刀下鬼，或投降于汉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此战共俘获右贤王手下各部首领十余人，匈奴男女部众一万五千余人，家畜近百万头。 右贤王部被一锅端。 朔方因此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和平发展与建设环境，成为汉帝国此后打击匈奴的军事重镇和后勤辎重、粮草供给重镇。 此战让武帝刘彻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项测评：统一指挥的利大于弊。 对于武帝而言，统一指挥的弊端无疑是兵权将集于大将军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让渡部分兵权给大将军，但是这利益太香，在统一协调下，能将战果最大化。 在此背景下，武帝刘彻决定大张旗鼓地任命卫青为大将军。 卫青大军尚未回朝，武帝就派出使臣携带大将军印信在边塞等候，并在军中现场就拜卫青为大将军，各路将领皆归卫青统领。 回朝之后的元朔五年（前124年）四月初八，武帝进一步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并将他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为列侯。 卫青虽满心欢喜却又有着一丝的不安。 朝廷给自己孩子封侯，这看上去是无限荣耀，但是树大招风，这岂不是将自己的孩子们也高高竖起，况且部将们都还没受到封赏，这算是哪门子事？ 因此，卫青坚决辞谢：“臣有幸能够在军中效力，仰仗陛下的神灵，获得大胜，全都是诸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增加了臣的封邑，臣的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并无功劳，陛下却要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会不会不利于激励将士们。” 汉武帝哈哈大笑。 “朕并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 于是，武帝大手一挥，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都被封为关内侯。 汉武帝对卫青及其诸子的超规格封赏，并及时追赏众将，是一套精妙的“组合拳”。 拜卫青为大将军，赋予其统一指挥权，是出于战争效率的务实考量，这确立了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指挥体系。 主动为卫青辞封请功，既彰显了卫青的谦逊与大局观，更安抚了将士，凝聚了军心。 汉武帝的从善如流，快速封赏众校尉，实现了 “激励一人”到“激励全军” 的效果，将此次大胜的士气红利最大化，为后续持续打击匈奴奠定了人事与心理基础。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7章 卫青不杀苏建：一场关于忠诚与权威的朝堂预演 元朔四年（前125年）汉帝国采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战术奇袭匈奴右贤王部落之后，朔方也就彻底稳住了。 在此基础之上，两年之后的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汉帝国再度主动出击，北伐匈奴。 对于汉帝国而言，此番再度主动出击北伐匈奴核心战略意图在于最大限度斩敌，以此进一步削弱匈奴，瓦解匈奴，而不在于夺取领地。 基于该战略意图，汉帝国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不仅派出了豪华阵容——主帅为大将军卫青，下辖六位将军以及外甥霍去病。时年18岁的霍去病是首次以校尉的身份随舅父出征。 这六位将军分别是：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 这六位将军中，赵信的前身是匈奴王，投降于汉后被封侯，这是重点。 左、中、右、前、后这个五边形的军事部署中，左中右的三角形结构阵型是主力，其中又以中路为主力中的主力，左右两路承担着“撸草赶兔子”的战术功能。 这一部署也隐隐地透露出卫青和武帝刘彻之间的默契：公孙敖和苏建是卫青的嫡系，公孙贺则是汉武帝刘彻的连襟+嫡系。李沮和李广则是老将，自然被边缘化。 作为大将军，卫青此次出征的布局已显出其政治敏锐。 卫青将嫡系公孙敖、苏建置于关键位置，同时接纳武帝连襟公孙贺，既保证了指挥体系的可靠，也向皇帝展现了忠诚。这种安排并非单纯军事视角作出的部署，更是对皇权与将权平衡的精心维护。 更为重要的是，武帝刘彻将新锐霍去病给塞进了阵容之中，并允许他自主带800名精锐骑兵，自行展开行动，不受任何将军的节制，直接受制于大将军卫青。 很显然，武帝此举既是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在资源方面给予了霍去病极大的倾斜。霍去病身为皇上身边的侍卫，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的这一路800名精锐骑兵不受将军的节制，而直接向大将军汇报，势必会在火力支援、情报独享等方面都极大限度地获得卫青的关照与倾斜。 汉武帝在此战中的布局，处处透露着对权力格局的塑造。他将年轻的霍去病插入北伐阵容，并允许其独立领兵、直报卫青，这是一步多重意义的棋。 给霍去病创造立功机会，为帝国储备下一代将星新锐；制衡卫青，防止军权过度集中；霍去病的“特别通道”实则是武帝对卫青忠诚度的又一次考验——卫青是否愿将资源倾斜给这个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年轻人？好在卫青最终交出了完美答卷。 在具体军事行动方案方面，汉帝国计划分两次北伐匈奴来实现战略意图。第一次是以“袭扰+火力侦察”为主的试探性北伐，然后折返于边塞休整，基于侦察所获，进一步优化配置和计划，进而开始实质性的二次北伐。 下面我们总结性致地看看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所领导的第二次北伐过程与战果。 汉军此次选择了自定襄郡（内蒙和林格尔）出塞北伐匈奴。 从哪里出塞才能近距离地找到匈奴主力决战，这才是困扰着汉武帝刘彻和大将军卫青的问题项。 这些年以来，匈奴入侵的边塞口分别是：云中（内蒙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代郡（河北蔚县）、上郡（陕西延安）、渔阳（北京密云）、朔方（内蒙杭锦旗）、定襄（内蒙和林格尔）、右北平（内蒙宁城），这是一条东西长达1500km的战线，所以才会决策困难，并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截至当前，汉军已经打残了河南地的娄烦、白羊以及右贤王这三方势力。 基于上述信息，武帝刘彻和大将军卫青才选择了从定襄郡（内蒙和林格尔）出塞北击匈奴。武帝和卫青的这一把赌对了，大军开出不久之后就遭遇匈奴局部势力，并以优势兵力斩敌数千人，然后立即折返，在定襄、云中、雁门一带休整，拟择机再战。 正是由于无法确定匈奴主力所在地，所以卫青才有这一手：重拳出击，斩敌数千，立即折返，蛰伏于定襄、云中、雁门，这既是引蛇出洞，也是以静制动。 大军在边塞驻扎了一个多月之后，果断开启第二轮北伐，这才是此次行动的重点所在。在第二轮出征之际，卫青刻意将右路的苏建与前路的赵信合二为一，谨防因兵力过于分散。 卫青的直觉非常灵敏。 大军再度向北深入寻觅匈奴主力决战时，苏建与赵信区区3000骑兵遭遇匈奴单于所率领的骑兵主力。赵信见势不妙，投降于匈奴，苏建则历经九死一生之后，3000骑兵全数牺牲，自己侥幸逃出包围圈，回到了大将军卫青的军营中。 赵信原本是匈奴小王，降汉后封翕侯，遭遇单于主力后再度反水倒向匈奴，他的反水对汉军后续伐匈奴行动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汉书》载，单于封赵信为“自次王”，还把姐姐嫁给他，赵信熟悉汉军战法，建议匈奴“远徙漠北，诱汉军深入而击之”，直接改变了后续汉匈战争的格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路的李广再一次完美地错过了匈奴主力与偏师，打了一回酱油。 卫青所统帅的其余各部则找到了单于之外的匈奴主力，并斩敌及俘虏匈奴一万余人。 以上只是主战场上的战况，捏在卫青手中的那一把刀——校尉霍去病统率800名精锐骑兵则游离于主战场之外，以“龙城之战”为蓝本，发起了一场长途奔袭式的“斩首行动”。 霍去病带领800精锐骑兵找到了匈奴的巢穴，专找匈奴贵族和指挥中枢下手，最终斩首2000余级，还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贵族藉若侯产、生擒单于季父罗姑。 霍去病的这种战术完全跳出了 “正面硬刚”的定式思维，利用骑兵的机动性打游击、掏心腹，霍去病不经意之间就此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战风。在此后的一系列对匈奴作战中，他将会把这种战法发挥到极致。对此，《史记》所留下的评价极其经典——“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 苏建返回大将军的营帐之后，关于如何处置苏建，军中有过一场很是经典的讨论。 议郎周霸：“自大将军出师以来，还从未斩过一位部将。如今苏建丢弃了本部人马，应将其处死，以示大将军的权威。” 长史：“不对。苏建以数千人马抵挡匈奴单于好几万人，奋战了一天多，将士伤亡殆尽，而苏建不敢有二心，独自返回。将其斩首，就等于告诉以后的将领战败不能返回，所以不应杀苏建。” 卫青：“我奉皇上之命而统领大军，无须担心权威，周霸劝我杀苏建来显示权威，这是大错特错！苏建是罪是功的决定权在皇上，而不在大将军营帐。” 于是卫青命人将苏建囚禁起来，送往京师长安。 卫青拒绝部下“立威斩将”的建议，坚持将处置权上交武帝，这从侧面印证了一点：卫青也是政治高手。将处置权上交，既能避开专断擅权的天坑，还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卫青深知，只要自己将苏建交出去了，苏建才能保住身家性命。卫青深知，在武帝这样的雄主麾下，将领的权威永远来自皇权的授予，而非战场上的严刑立威。 卫青的克制与低调，才是他在武帝一朝从头红到尾的立身大杀器。 关于此战，武帝刘彻的最终处理方案别有一番韵味。 武帝以赵信投降了匈奴，苏建全军覆没，而不再给大将军卫青增加食邑，只赏给他千金。右将军苏建最终也没有因为全军覆没而被诛杀，令其缴纳罚金后免予刑罚，他被解除职位和封侯，贬为庶人。 最玩味之处在于，武帝刘彻大手一挥，不仅极力表彰霍去病，而且还将其封为冠军侯。此外，上谷太守因四次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而被封为众利侯。 不增卫青食邑，淡化其主功，这绝非武帝小气，而是为了突出新人——霍去病。 武帝重赏霍去病，树“冠军侯”标杆；赦免苏建死罪，显皇恩浩荡。这一系列操作，既保持了卫青集团的稳定性，又激发了军中进取之心，更将最终赏罚之权牢牢握于己手。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8章 道理都懂，却过不好这一生？让淮南王刘安告诉你真相 元朔五年（前124年），在诸侯国淮南发生了一件奇咄怪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让数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祸事！ 淮南诸侯王廷的太子刘迁和一位名字叫做“雷被”的郎中杠上了！ 淮南王刘安的态度自然是倾向于保护太子刘迁的，于是刘安不仅当着诸侯王廷众大臣的面训斥了雷被一顿，而且还将其一撸到底，削职为民。 刘安此举动机很明显：杀一儆百，以防后效。 恰巧此时汉帝国朝廷推出了一项政策：要求各诸侯举荐年轻人前往朝廷报名参军，打匈奴，报效汉帝国。雷被觉得这是自己谋求仕途发展，脱离诸侯的一条捷径，但是淮南王刘安和太子刘迁则硬生生地掐断了雷被的这条路。 雷被抬头仰望着淮南的天空，长叹一声：“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吗？就这样在淮南被他们父子俩欺负到死吗？这偌大的汉帝国就容不下自己吗？” 不！ 我绝不能就这样被人欺负，任人宰割！虽然淮南这一片天地容不下我雷被，但是汉帝国依然还有王法，皇上依然还在为前线招揽人才…… 想清楚这一切之后，雷被决定跟淮南王刘安和太子刘迁硬杠到底，他决定跑！ 对！什么都不要！用两条腿逃离淮南，奔向长安！ 雷被绝对是那种不怕事的狠角。他凭借着两条腿从淮南浪到长安之后，第一时间上书汉武帝，陈述了自己在淮南被打压的各种委屈和不幸。 汉帝国乐于见到这种现象，因为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制衡诸侯的抓手。于是，雷被的上书被汉武帝高调处理——交付廷尉处理，这意味着刘安将被追责。但是，对于淮南王刘安而言，重点不在于雷被在淮南如何“被虐”，而在于刘安的心虚——淮南王刘安一直在暗中策划谋反…… 说起来，淮南王刘安还算是一位学者型的诸侯王，主持编撰了流传至今的大作——《淮南子》。不仅如此，刘安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还非常密切，他怎么会有谋反之意呢？ 淮南王刘安携门客编撰的经典着作《淮南子》，以道家“道”为核心，揉进儒、法、阴阳各家思想。该作品不谈晦涩理论，只讲宇宙规律、社会治理与人生道理，既是哲学着作，也是充满实用智慧的杂家经典。其经典名句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小善不弃，积成大善”；“积薄为厚，聚少为多”；“见叶知秋，睹冰知寒”；“尺璧不贵，寸阴必争”。 由此可见，淮南王刘安貌似是一位睿智的、能参透世事的诸侯王，当前的汉武王朝能将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他淮南王竟然想要谋反？！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个中原因一点也都不复杂：淮南王刘安知道却不能做到！ 互联网上最大的梗莫过于“我们啥道理都知道，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到底是为什呢？”这个问题恰如其分地等同了淮南王刘安知道那么多，懂得那么多，那么睿智，却又干着拿鸡蛋碰石头的自取灭亡游戏如出一辙。 “知道却不能做到”的结论稍显肤浅，其深层次的核心要因在于：没有在“知道”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性的思维模型、决策机制、行为模式，而是顺着人性，将一切交给了DNA深处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荷尔蒙，可能是钱财，可能是盛名，是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私欲。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淮南王刘安是如何作死的。 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做文章，同时又好爱沽名钓誉，于是不经意之间招揽了数千宾客。这帮人虽然各有一技之长，但却也多为浅薄之人，他们依附淮南王刘安实为谋求名利，谋求富贵，谋求官职。 这是非常重要的大背景。 在此背景之下，这帮人天天围在淮南王刘安身边叙说历史：当年淮南王刘长（刘安是刘长的孙子）如何被封闭囚车所饿毙，想要避免重蹈覆辙，唯有备好充足的兵器和钱粮。言下之意就是早早做好谋反的准备，时机成熟后就掀翻汉武帝。 对于刘安而言，其侥幸之处莫过于逃往朝廷告黑状的那名郎官雷被并不掌握这一情况，所以如果雷被的案子能让刘安醒悟，那么悲剧依然还有机会避免。 但是，非常遗憾！ 面对汉帝国朝廷派御史前来淮南国调查雷被之案，淮南王刘安和太子刘迁所制定的方案是：如果御史敢在淮南国治刘安罪，那么立即斩杀御史，提前谋反。 至此，鬼迷心窍的淮南王刘安半条腿已经迈入了鬼门关。 然而，命运之神依然还是给予了淮南王刘安扭转局面的最后一线机会。 朝廷御史并没有在淮南国的诸侯王廷上有过激行为，甚至言辞之前还对其充满敬畏，仅仅只是调查核实了雷被之案的具体情况就回朝复命去了。 刘安和刘迁所策划的当场翻脸的预案自始至终未被激活。 对于雷被之案，汉武帝刘彻所裁定的最终处罚方案也颇有人情味：下诏削减淮南国的两个县。尽管下面公卿大臣都建言，要求从重处理淮南王：“刘安拒绝有志奋击匈奴的壮士的请求，是犯了阴碍圣旨的大罪，应当众斩首。”但是，最终还是被武帝给压下去了，仅仅只是象征性地削减了淮南王封地的两个县而已。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最核心的转折来了！ 在刘安看来，朝廷削减自己的封地，这是不公平的！用刘安自己自怨自艾的话来说就是：“我刘安行仁义之举，反而被削减封地。”他以此为耻，于是不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谋反的准备工作。 至此，鬼迷心窍的淮南王刘安的一条腿已经完整地迈入了鬼门关。 淮南王刘安不仅谋反，而且还将衡山王刘赐也给拉下水。 刘赐和刘安之间的关系原本极不和谐，相互看不起。不仅如此，刘赐还掌握着刘安暗中准备谋反的这一绝密情报。刘赐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待到刘安谋反，举兵攻击长安之际，我刘赐趁机端了他刘安的老巢，扩大我淮南国的地盘。 但是，这一切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意外地逆转。 元朔五年（前124年），刘赐按照惯例进京朝见天子，路过淮南国时，他刻意以拜访的名义，前往淮南王挺窥探刘安谋反的具体情况。 淮南王刘安一改往日态度，不仅与其称兄道弟，而且还拉刘赐下水，说是事成之后平分天下。 这对于刘赐而言是一个天大的诱惑，他果断放弃了进京朝见之举，上书汉武帝请病假。武帝刘彻则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在推恩令之下，诸侯们都已经偃旗息鼓，来不来朝见，不是什么大事，于是秒批允许其不来朝见。 刘安和刘赐这一对活宝就这样躲在阴暗的角落，为谋反积极准备着，仿佛掀翻汉武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两年之后，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安自认为准备得差不多，打算启动“谋反霸业”。为此，刘安找自己颇为欣赏的一位职级不高的郎官——伍被开诚布公地商议此事。 伍被此前并不知晓刘安有谋反的计划。 刘安的一席话令他目瞪口呆，他懵圈了好几分钟才缓缓醒来，满面不解地向刘安直言：“大王您怎么能有这种亡国的言论呢？我好像已经看到王宫中生满荆棘，露水打湿人衣服的凄惨景象了！” 伍被的反应大出刘安意料！ 这人怎么如此不识抬举，我身为淮安王，找你伍被商议此事，这是信任你！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你伍被怎么可以如此无礼！如此不识抬举！ 盛怒之下的刘安直接下令将伍被的父母逮捕扔进监狱。 三个月之后。 刘安再一次召见伍被，再一次征询伍被的意见。 刘安认为这一次伍被总该识抬举了吧！ 能主持编撰《淮南子》的刘安不懂，这世间有那么一类人，为了扞卫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会放弃一切。 伍被就是这类人。 再一次被淮南王刘安召见时，伍被压根就没提及自己父母依然还被囚禁之事，也没有忐忑，而是静如止水地告诫刘安，他对此事的态度和认知。 “当初秦朝无道，极为奢侈暴虐，天下人都期盼着天下大乱，于是汉高祖刘邦顺势而为并最终夺取了天下。今大王只看见高祖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却忽略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是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的！现在，大王的兵力还不足吴、楚的十分之一，而天下的形势却比吴、楚兴兵时安定一万倍。大王如执意谋反，分分钟就会接到朝廷赐死的诏令，大王必将先于群臣死在淮南诸侯王廷。” 刘安莫名地泪流满面，只是他不知道这泪到底是为谁而流……他决定断了谋反的逆念，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不归路。 可这所谓的“断念”，终究是一时的情绪上头。刘安心底的私欲之火，从来就没真正熄灭过，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重新燎原。而点燃这把火的，恰恰是他最看不起的庶出一脉。 刘安有个庶出的大儿子叫刘不害，因为不是正妻所生，打小就不受待见——刘安不疼，王后不把他当儿子，太子刘迁更是压根没把这个哥哥放在眼里。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是个有才华又气盛的年轻人，看着父亲和自己被如此轻视，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尤其恨透了飞扬跋扈的太子刘迁。 刘建暗中打听，竟查到了刘迁曾企图刺杀朝廷中尉的秘密。这可是天大的罪证，刘建想都没想，直接派人连夜赶往长安，把这件事捅到了汉武帝面前。刘彻二话不说，把案子直接交给了廷尉查办。 消息传回淮南，刘安吓得魂飞魄散。他最怕的就是朝廷查案查到自己头上，如今孙子直接把太子推到了风口浪尖，稍有不慎，自己谋反的事儿就会彻底败露。这下别说断念了，刘安连后悔的功夫都没有，赶紧又找来了伍被，急急忙忙地商量对策。 “先生，你觉得当初吴王起兵谋反，是对还是错？”刘安的声音都在发颤。伍被叹了口气：“当然是错的。我听说吴王到最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大王可千万别走他的老路，免得将来追悔莫及。” 刘安却不服气：“吴王懂个屁的谋反！当年朝廷的将领一天之内就有四十多人路过成皋。现在我要是截断成皋通道，占据三川的险要之地，再征召崤山以东的兵马，左吴、赵贤他们都说有九成把握，就你说我是自寻死路。难道真的一点侥幸成功的可能都没有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伍被见刘安已经铁了心，知道再劝也没用，只能无奈地说：“要是大王非要干，我倒有个计策。现在天下诸侯都归顺朝廷，老百姓也没什么怨气，硬拼肯定不行。大王可以伪造丞相、御史的奏章，就说要把各郡国的豪杰富户都迁到朔方去，再大量征调士兵，把集合的期限定得死死的；另外再伪造诏狱文书，说要逮捕各地诸侯的太子和宠臣。这样一来，老百姓肯定怨恨，诸侯也会恐慌，到时候再派能说会道的人去游说，或许还有十分之一的侥幸可能。” 刘安听完，却摆了摆手：“这办法倒是可行，但也太麻烦了。我觉得用不着这么费劲。” 在他看来，自己的计划比伍被的“麻烦办法”简单多了——直接造假就行。刘安让人连夜伪造了皇帝的印玺，还有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各郡太守、都尉的印信，甚至连朝廷使者的信节都仿造得惟妙惟肖。他还盘算着，派几个心腹伪装成在淮南犯了罪的逃犯，跑到大将军卫青门下当差，一旦自己起兵，就第一时间把卫青刺死——没了卫青这个军事支柱，朝廷的军队就好办多了。 私下里，刘安还跟心腹吐槽：“朝廷大臣里，也就汲黯那个老顽固敢直言进谏，守着所谓的臣节，不好收买。至于丞相公孙弘之流，想搞定他们还不简单？就跟掀掉盖在东西上的布、摇掉树枝上的枯叶一样容易。” 计划倒是想得挺美，但刘安还有个顾虑：调动淮南国的军队，怕本国的丞相和二千石官员不肯听话。他又跟伍被商量，打算先把这些不听话的官员都杀了，再找个借口起兵。他们琢磨着，派人身穿治安人员的衣服，拿着告急文书从东边跑过来，大喊“南越的军队打进来了”，借着抵御外敌的名义，就能名正言顺地调动军队了。 可刘安千算万算，没想到朝廷的动作会这么快。就在他紧锣密鼓准备起兵的时候，廷尉的人已经到了淮南，直接要逮捕太子刘迁。 事到如今，刘安也没了退路。他跟刘迁紧急密谋，赶紧召丞相和二千石官员来王府，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直接起兵造反。可等丞相真的来了，刘安又犯了怂，犹豫来犹豫去，始终下不了杀人的决心。刘迁一看父亲这副样子，知道大势已去，急得直接拔剑刎颈自杀，结果命大，没死掉。 这边父子俩乱作一团，那边伍被已经彻底看清了局势。他知道刘安这事儿肯定成不了，再跟着掺和下去，只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于是伍被不等刘安发落，自己主动跑到廷尉那里，把自己跟刘安密谋反叛的所有细节，一五一十地全都招了。 有了伍被的告发，案子一下子就破了。廷尉的人立马逮捕了太子刘迁和王后，紧接着包围了淮南王宫，把所有参与谋反的宾客都抓了起来，搜出了大量伪造的印玺、文书等谋反证据，随后赶紧把情况奏报给了汉武帝。 刘彻震怒，当即下令让公卿大臣彻查刘安的党羽，又派宗正拿着皇帝的符件去淮南处置刘安。可宗正还没到淮南，刘安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他看着自己经营多年的王府，想到自己编撰《淮南子》时的风光，再想到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最终长叹一声，拔剑自刎了。 刘安死了，但这场谋反案的清算才刚刚开始。汉武帝下旨，将淮南王后荼、太子刘迁处死，所有参与谋反计划的人，一律灭族。曾经门庭若市的淮南王府，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血流成河。 至于告发者伍被，汉武帝原本觉得他平时言论里经常赞美朝廷，想饶他一命。可廷尉张汤坚决不同意：“伍被是第一个给淮南王出谋反主意的人，罪大恶极，绝对不能赦免。”最终，伍被还是被处死了。 还有侍中庄助，平时跟刘安走得近，私下里经常议论事情，刘安还送过他不少钱物。汉武帝觉得这是小事，想放他一马，可张汤又站了出来：“庄助是皇上您的贴身大臣，却私下跟诸侯勾结，这要是不杀，以后谁还会守规矩？”没办法，庄助最终也被当众斩首。 淮南王刘安的悲剧：道理都懂，为何依然一败涂地？ 刘安的结局，恰恰印证了“知易行难”这一人性困局，给我们上了最沉痛的一课。他亲手编撰的《淮南子》里，满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尺璧不贵，寸阴必争”这样看透世事的话，可到了自己身上，却一步步钻进了死胡同。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知道却做不到”，而是他的认知与行为彻底脱节，活成了自己笔下道理的反面。 刘安所谓的“懂道理”，不过是把别人的智慧抄在了书上、记在了嘴里，压根没融进自己的骨子里，更没变成做人做事的准则。他就像捧着一本精美的人生指南，却从来没认真翻过，遇事只凭本能和私欲行事。朝廷削他两个县，本是敲警钟让他收敛，他却当成奇耻大辱，反倒加快了谋反的步子。说白了，他懂的那些道理，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招揽门客的工具，从来不是约束自己行为的底线。到这一步，刘安算是把两条腿都迈进了鬼门关，再无回头的可能。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更致命的是，他被数千门客裹进了封闭的小圈子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这些人大多是奔着名利来的，只会讲他爱听的话说，天天拿他祖父刘长的死挑拨他，一边放大他的恐惧，一边煽动他的野心。时间久了，刘安眼里就只剩附和的声音，理性的劝谏反倒成了异类。伍被冒死提醒他，换来的却是父母被囚，这一下，再也没人敢跟他说真话。智慧在阿谀奉承里变了味，道理在群体盲从中失了真，他彻底被自己的圈子困住了。 再者，身为诸侯王，刘安天生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既享受着朝廷给的尊荣，又打心底里猜忌皇权。这种身份带来的焦虑，让他看什么都带着有色眼镜。雷被告状本是件小事，依法应对就行，他却脑补出朝廷要对他赶尽杀绝；汉武帝从轻发落，他却觉得是羞辱。他的所有决策，都不是基于汉朝国力强盛、诸侯早已被推恩令削弱的现实，全凭自己的恐惧和野心瞎琢磨，越想越偏执，越偏执越疯狂，陷入了“觉得别人要害我，我就得先反了”的死循环。 削县的诏书，彻底点燃了他的情绪。一句“我行仁义反被削地”，把所有理性都烧得精光，满脑子只剩报复和争面子。从拉拢衡山王，到伪造印玺，再到计划刺杀卫青，他走的每一步都像赌徒下注，越输越想翻本，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心底的私欲——对权力的贪念、对名声的执念、对安全感的渴求，早就盖过了《淮南子》里“持盈守虚”的告诫，让他彻底迷失了。 说来说去，刘安空有一肚子学问，却连一套靠谱的做事逻辑都没有。他看问题从来只听顺耳的，伍被把局势分析得明明白白，他偏当耳旁风；他从来不想想，自己这点兵力跟朝廷硬碰硬就是以卵击石，反倒信了门客吹出来的“九成把握”；出了事儿也不会变通，刘建告发、廷尉来查，他不想着补救，只会一门心思加速谋反；更别提底线了，计划杀本国官员、伪造圣旨、行刺大将军，这些事早已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跟他自己推崇的“道”完全背道而驰。 刘安的悲剧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但人性从来没变过，他的故事里，藏着我们每个人都该懂的道理。 咱们总以为读了书、懂了道理就够了，可刘安告诉我们：知识不等于智慧。真正的智慧，从不是嘴上说得头头是道，而是遇事能稳住心神，在利益诱惑前守住底线，在压力之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也和刘安一样，把“知道”当成“做到”，道理听了一箩筐，遇事还是凭情绪办事，最后落得后悔莫及。 遇事别先上头，先给自己搭个简单的做事框架：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那些反对的意见；先想想最坏的结果自己能不能承受，别脑子一热就赌一把；做事要守底线，不能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最后留条退路，别把事情做绝。刘安只要做到其中一条，也不至于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 还要珍惜身边敢说真话的“伍被”。那些顺着你、捧着你的人，未必是真心对你好，可能只是想从你身上捞好处；唯有那些敢指出你问题、泼你冷水的人，才是真正能帮你避开坑的人。别像刘安那样，把忠言当逆耳，最后把自己活成孤家寡人。 另外，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职位、地位都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判断。就像刘安的诸侯身份放大了他的恐惧和野心，我们也可能被自己的身份绑架，做出冲动的决定。遇事多问自己一句：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真的理性思考过，还是被身份、面子推着走？ 还有一点很重要：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刘安因为一点削地的“不公”就铤而走险，最后失去了一切。生活里，我们也难免遇到不顺心、不公平的事，学会接受不完美，接受次优的结果，比硬要争个输赢更重要。 或许在自刎的那一刻，刘安才真正读懂了《淮南子》里“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的意思——可惜太晚了，代价是满门的性命。 历史的教训就摆在这：知识若不能变成做人的准则、做事的智慧，反而会变成自负的枷锁，让人明知是坑，还偏要往里跳。说到底，不是道理没用，而是我们总爱挑对自己有利的道理信奉；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欲望蒙住了双眼，让我们看不见通往清醒的路。 喜欢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请大家收藏：()资治通鉴之大汉帝国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