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深秋比往年暖些，北京的阳光透过“红玉食品”总部顶楼的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聂红玉站在窗前，指尖划过窗沿上一盆小小的仙人掌——这是1981年她开小铺子时，陈教授随手给的扦插苗，如今已长得盘根错节，翠绿的掌片上还带着当年在铁皮炉旁熏出的浅黄印记。
身后的红木办公桌上，摊着两本账本。一本是蓝布封皮的，纸页泛黄发脆，边角被磨得卷了毛，上面用蓝黑墨水记着“1981年3月，启动资金500元”；另一本是硬壳精装的，印着烫金的“红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字样，最新一页写着“1991年10月，市值突破五千万”。十年光阴，就浓缩在这一旧一新两本账里，从歪扭的字迹到规整的打印体，从几分几毛的收支到百万级的流水，是她从“聂老板”到“聂总”的全部足迹。
“在看什么？” 沈廷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杯刚泡好的菊花茶，茶底是黄土坡基地新晒的枸杞。他穿着件灰色的羊毛衫，退休后比在商业局时胖了些，眼角的皱纹也柔和了许多。“财务科把年度报表送来了，你要不要先过目？” 他把茶杯放在账本旁，目光落在那本蓝布账本上，笑了，“这老伙计还在呢，当年你总说它比小石头还难伺候。”
聂红玉拿起蓝布账本，指尖抚过第一页的“500元”：“怎么能丢？这是咱们的本钱，也是底气。” 她抬头看着沈廷洲，眼里满是回忆，“1981年政策刚松动，你从部队转业没几年，工资才四十二块五，硬是从退伍费里攒下三百块；陈教授把他平反后补发的两百块抚恤金塞给我，说‘你有本事，别困在黄土坡’；我自己又凑了五十块，凑够这五百块，在北新桥租了间六平米的小铺子，挂起‘红玉饺子铺’的招牌。”
那间小铺子聂红玉记得清清楚楚：墙是用报纸糊的，风一吹就哗啦啦响；门口摆着个铁皮炉，冬天用来煮饺子，夏天用来烙馅饼；里面就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还是从黄土坡拉来的旧家具。开业第一天，她凌晨三点就起来和馅，用的是陈教授教的“三分肥七分瘦”的比例，饺子皮擀得薄如纸，煮出来个个晶莹剔透。可从早等到晚，只来了三个客人，还是路过的工人，点了两碗饺子，说“老板娘，你这饺子比国营饭店的香”。
“我还记得你第一天回来，把赚的八块六毛钱摊在桌上，抱着小石头哭了。” 沈廷洲坐在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我说‘别急，咱们的饺子好，肯定能火’，你还不信，说‘要是赔了，这五百块就打水漂了’。” 聂红玉笑了，眼泪却差点掉下来：“那时候哪是怕赔钱，是怕对不起你和陈教授的信任。你不知道，那几天我天天睡不着，半夜起来翻酒店的旧笔记，想怎么把服务做好，怎么把成本降下来。”
转机是从一碗“定制饺子”开始的。附近棉纺厂的女工李大姐，怀孕后想吃酸汤饺子，国营饭店不给做，来小铺子试探着问能不能做。聂红玉当即答应，用基地腌的酸菜做汤底，饺子馅里加了切碎的嫩姜，既开胃又不刺激。李大姐吃完后，第二天就带了十几个工友来，都说“聂老板的饺子，比家里做的还贴心”。
就像当年在酒店做经理时那样，聂红玉把“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老人来吃饺子，她会煮得软些；孩子来吃，她会多放些肉；冬天送外卖，她用棉絮把饭盒包得严严实实，保证送到时还是热的。她还把酒店的库存管理法用在小铺子里，每天晚上盘点食材，根据销量调整第二天的采购量，从来不会浪费一点面粉和肉馅。
“那时候李秀莲还来闹过事。” 沈廷洲想起往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她看到你生意好，就去街道办说你‘投机倒把’，还散播谣言说你的饺子馅不新鲜。” 聂红玉点点头，指尖划过账本上“1981年6月，罚款20元”的记录：“我没跟她吵，只是把每天的采购凭证贴在铺子门口，还请街道办的人来检查。结果她自己私吞集体物资的事被捅出来，反倒丢了妇女主任的职位。”
这件事之后，小铺子的生意反而更火了。街坊邻居都知道“聂老板是实在人”，来吃饺子的人排起了长队。聂红玉雇了第一个员工——王寡妇，当年在黄土坡时受过她的恩惠，男人走后独自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艰难。“我给她开三十块一个月，比国营厂的女工还高。” 聂红玉说，“她手脚麻利，又懂人心，后来成了店里的管事，现在还是基地加工区的负责人。”
1983年，小铺子已经容不下越来越多的客人，聂红玉决定租下隔壁的两间房，扩大规模。这时候，钟守刚找上门来，说想“入股”，其实是想占点便宜。“他说给我五百块，要当二老板，还说要是我不答应，就去税务局告我‘偷税漏税’。” 聂红玉想起当年钟守刚破坏养猪场的事，语气坚定，“我直接把他轰出去了，然后主动去税务局登记，交了所有该交的税。汤书记知道后，还特意来铺子看我，说‘守法经营，腰杆才能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汤书记的支持给了聂红玉很大的底气。他帮她对接了供销社的食材采购渠道，让她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新鲜的蔬菜和猪肉；还帮她申请了“个体工商户先进典型”，电视台来拍了专题片，“红玉饺子铺”一下子成了北京的“网红店”。“那时候每天能卖两千多个饺子，流水比你在商业局的工资还高。” 沈廷洲笑着说，“我还跟同事开玩笑，说‘我现在是给我媳妇打工的’。”
真正的转折点是1985年。那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聂红玉看准时机，用攒下的十万块钱，在郊区租了个废弃的厂房，成立了“红玉食品加工厂”，从“饺子铺”变成了“工厂”。这一次，她不再是单打独斗——陈教授来当技术总监，负责研发新品；沈廷洲利用在商业局的人脉，负责政策对接和销售渠道；小石头那时候刚上大学，放假就来工厂帮忙，跟着陈教授学食品工艺。
工厂刚成立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标准化生产。小铺子的时候，聂红玉靠经验把控口感，可工厂一天要生产上万斤饺子，怎么保证每个饺子的馅料都一样？她想起当年在酒店后厨学的“量化管理”，连夜画了流程图，把“一斤面粉加六两水”“一两馅包三个饺子”都写得清清楚楚，还亲自教工人怎么用天平称馅料，怎么用模具擀皮。
“有个老工人跟我说‘聂总，你这是瞎折腾，包饺子哪用这么精确’。” 聂红玉笑着回忆，“我没跟他争，只是让他按我的方法包，再跟他自己包的对比。结果他包的饺子大小不一，煮的时候有的烂了有的没熟，按我的方法包的，个个饱满，煮出来一模一样。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闲话了。”
1986年，陈教授研发出速冻饺子，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是新鲜事物。可新产品上市后，销量并不好——老百姓觉得“冻过的饺子不新鲜”，供销社也不敢进货。聂红玉急得满嘴起泡，沈廷洲劝她“别急，咱们去做试吃”。那段时间，聂红玉带着工人，推着三轮车，去各个小区、工厂门口做试吃，煮好的速冻饺子装在保温桶里，免费给大家尝。
“有个老太太尝了之后说‘这速冻饺子跟新鲜的一样香’，当场买了两斤。” 聂红玉的眼里闪着光，“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速冻饺子，供销社也主动来进货。那年冬天，咱们的速冻饺子卖断了货，工厂连夜加班，我和你在车间里帮着包了整整三天饺子，手指都肿了。”
随着速冻饺子的热销，“红玉食品”的名气越来越大。1988年，工厂扩建，员工从最初的十几人增加到两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黄土坡的乡亲，还有不少是下岗工人。聂红玉在工厂里建了食堂、宿舍，还给员工买了保险——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里，是很少见的。“我当年在酒店被裁员时，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不想我的员工也经历那种绝望。” 聂红玉说，“他们跟着我干，我就要对他们负责。”
这时候的聂红玉，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想“赚点钱养家”的小老板了。她开始思考“企业的责任”——1989年，她成立了“红玉基金会”，第一个项目就是资助黄土坡的贫困学生；1990年，她在黄土坡建了生态农业基地，既给工厂提供新鲜食材，又帮乡亲们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问题。汤书记来基地考察时，握着她的手说：“红玉，你这是真正把企业做活了，把乡亲们的心聚起来了。”
1990年秋天，“红玉食品”开始筹备上市。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里，更是凤毛麟角。有人劝她“见好就收，上市风险大”，也有人说“你一个女人，别折腾这么大”。可聂红玉坚持要上市——她想让“红玉食品”走得更远，想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能做好”。
上市筹备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难。光是整理财务报表，就用了三个月；对接券商、交易所，沈廷洲陪着她跑了一趟又一趟，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有一次，聂红玉累得在办公室睡着了，梦里又回到了1968年的黄土坡，柳氏递来一碗冷红薯粥，说“孩子，别怕，日子会好的”。醒来时，沈廷洲正给她盖毯子，眼里满是心疼：“要是太累，咱们就不上市了，咱们的日子已经很好了。”
“不行，我得试试。” 聂红玉揉了揉眼睛，“这不光是为了咱们家，是为了跟着我的两百多个员工，为了黄土坡的乡亲们，为了所有相信我的人。” 她想起当年在酒店学到的“坚持”，想起暴雨夜为了宴会食材跑遍半个城的自己，想起在黄土坡为了养猪场和钟守刚据理力争的自己——那些难走的路，她都走过来了，这次也一样。
1990年12月15日，“红玉食品”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0001”（虚拟代码）。敲钟的那一刻，聂红玉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领口别着柳氏绣的小红花胸针，身边站着沈廷洲、小石头，还有陈教授和汤书记。当钟声响起时，她的眼泪掉了下来——从500元的小铺子到上市公司，她用了十年时间，完成的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从“个体老板”到“企业家”的蜕变。
“上市那天，黄土坡的乡亲们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 沈廷洲递给她一张照片，是老会计拍的，乡亲们围在村委会的黑白电视机前，看到聂红玉敲钟时，都激动地鼓掌，有的人还哭了。“老会计说，那天村里杀了两头猪，摆了十桌酒，比过年还热闹。”
聂红玉看着照片，嘴角露出了笑容。她想起当年在黄土坡，乡亲们帮她建养猪场，帮她收玉米；想起她随军北上时，乡亲们送她到村口，手里捧着舍不得吃的鸡蛋；想起她回黄土坡建基地时，乡亲们自发来帮忙，不要工钱。她的成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时代的机遇，是家人的支持，是朋友的帮助，更是乡亲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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