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玄把这件事记在笔记本上，又问了一些别的事，然后站起来，要走。
刘老头送他到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同志，那个李建设，还在村里呢。你要不要见见他？”
孙玄点点头，刘老头让赵助手带他去。
李建设住在知青点，一间低矮的土坯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塑料布糊着。
门开着，里面黑漆漆的，有股霉味。
赵助手在门口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应。
孙玄进去，看见一个人坐在铺上，靠着墙，膝盖上摊着一本书。
他抬起头，看见孙玄，愣了一下。
孙玄说：“我是县里来的，查工农兵学员推荐的事。”
那人没说话，把书合上，放在旁边。
孙玄在他对面坐下，问他叫什么，哪年插队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一一回答，声音很低，像是不想让人听见。
他叫李建设，二十三岁，插队四年了。
家里有个老母亲，在邻县，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他每年回去一两次，路费贵，舍不得常回。
去年他报了工农兵大学，初审过了，但最后名额给了王铁柱。
今年他又报了，初审又过了，名额还是给了别人。
他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报，报上了有没有希望。
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低下头，不说了。
孙玄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瘦削的年轻人，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他想起王建国，想起那个空荡荡的知青点，想起那个坐在铺上看书的人。
他问：“你有没有去找过公社？”
李建设摇摇头，说：“找了也没用。马主任说，名额是上面定的，他也没办法。”
孙玄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他出了知青点，推着车往公社赶。
到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马主任在办公室里，正跟几个人说话，看见孙玄进来，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他站起来，迎上来，说：“孙同志，又来了？快坐快坐，喝杯茶。”
孙玄没坐，把笔记本打开，看着他说：
“马主任，前进大队的王铁柱，是你外甥？”
马主任的笑僵在脸上。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办公室里那几个人悄悄溜了出去，门关上了。
孙玄站在那儿，等着他回答。
马主任慢慢坐回椅子上，脸上的笑容没了，变成一种灰白的颜色。
他低着头，好半天才说：“是，是我外甥。”
孙玄又问：“他没下过几天地，凭什么拿到推荐名额？”
马主任不说话了。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的：
“是我糊涂了。我……我对不起那个孩子。”
孙玄把笔记本合上，说：
“你跟我回县里，把情况说清楚。”
马主任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着桌子才站稳。
他拿了棉大衣，跟着孙玄出了公社。
外面风大，他缩着脖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回到县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孙玄把马主任带到县政府，交给纪检的人。
马主任进去的时候，回头看了孙玄一眼，那眼神里有悔恨，有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孙玄站在走廊里，看着他消失在门后，然后转身下了楼。
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传达室的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门口那对石狮子。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人被带回来。
东风公社的那个副主任，把名额给了自己的侄子，被查出来了。
他被带走的时候，媳妇追到门口哭，他不回头，上了吉普车，车门一关，什么都听不见了。
红旗公社的钱有粮，早几天就被停职了，现在正式立案调查。
他的侄子也被叫回来，问话的时候，吓得直哭，说不知道名额是顶了别人的，说要是知道就不报了。
可报了就是报了，顶了就是顶了，不知道有什么用？
还有别的公社，别的大队。
有的把名额给了亲戚，有的收了礼，有的卖了人情。
那些被顶替的人，有的还在村里，有的已经走了，有的像王建国一样，永远不在了。
县里派人下去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核实。
材料堆了半屋子，办案的人加班到半夜，眼睛熬得通红。
赵德明——红旗公社的主任，也被免了职。
他不知道自己手底下的人干了这些事，但他是主任，他管着这个公社，出了事他得担着。
他被叫去谈话的那天，从刘平办公室出来，整个人像老了十岁。
他站在走廊里，靠着墙，半天没动。
然后他慢慢下了楼，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院。
门口那对石狮子还蹲着，他看了一眼，低下头，骑上车走了。
刘平和孙逸也累得不轻。
连着几天开会、听汇报、批材料，嗓子哑了，眼睛红了，饭也吃不下几口。
吴红梅每天给孙逸送饭，送到办公室，看着他吃完了才走。
有时候他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看着窗外发呆，她也不催，就那么坐着陪他。
孙玄又跑了几天，把南边几个公社都跑遍了。
每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浑身是泥，握着车把都使不上劲。
叶菁璇给他烧热水泡脚，泡完了又给他揉，揉着揉着他就睡着了，靠在椅背上，呼噜声都出来了。
她把他扶到炕上，给他盖好被子，他翻了个身，继续睡。
抓人的事，在县里传开了。
有人说抓得好，早就该查了，那些占名额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
有人担心，说查得太严了，以后谁还敢干事？
有人说风凉话，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纸包不住火。
说什么的都有，但不管说什么，该查的还是查，该抓的还是抓。
第五天的时候，刘平召集所有办案的人开了个会。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睛都亮着。
刘平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摞材料，厚厚的一沓。
他翻了翻，放下，看着大家说：“这几天，同志们辛苦了。
查出来的问题不少，涉及的人也很多。
但这不是结束，是开始。
我们要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处理，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办。
不能让王建国白死，不能让那些被顶替的人白受委屈。”
他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哑：
“王建国同志已经不在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活着的人，不再受这样的委屈。
让那些想上大学的人，能凭自己的本事去考，而不是凭谁的关系。
让那些在村里干活的人，能吃饱饭，能有盼头，能活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