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科学院的档案室里，积着薄尘的玻璃柜里躺着两本泛黄的书。左边那本封面印着《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的书名底下，画着个穿宽袍大袖的老者，手里捧着竹简，背景却是欧式的尖顶教堂。右边那本是《中国近事》，扉页上的插画更有意思——康熙皇帝戴着皇冠，却穿着明朝的龙袍，正和几个戴假发的欧洲人握手。
“这混搭风，比现在的潮牌还敢拼。”马克用手指敲了敲玻璃，他刚在隔壁展厅看完莱布尼茨的手稿，上面画着《易经》的八卦图，旁边还标着二进制的“0”和“1”，“你说莱布尼茨一个搞数学的，研究这个干啥？”
苏拉正翻着一本18世纪的法国杂志，里面印着凡尔赛宫的“中国亭”：琉璃瓦的顶子歪歪扭扭，柱子上却缠满了欧式的卷草纹，几个穿洛可可裙装的贵妇坐在里面喝茶，桌上摆着画着西洋景的青花瓷。“你看这亭子，法国人觉得是中国风，咱们看了怕是要笑——哪有飞檐翘成这样的？”
“这叫‘各取所需’的热乎劲儿。”迪卡拉底教授端着个搪瓷缸子走进来，缸子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褪得差不多了。他刚从书架上抽出本沃尔夫的《中国的实践哲学》，书页里还夹着张老照片，是19世纪欧洲人家里的“中国角”：摆着观音像的架子旁，居然立着个拿破仑雕像。
“教授，欧洲人那会儿不是讲究理性吗？怎么突然迷上‘老古董’中国了？”马克指着杂志上的文章，“说孔子的‘仁’比基督教的‘爱’更实在，这也太捧了吧？”
迪卡拉底往缸子里续了点热水，氤氲的水汽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你得看他们那会儿缺啥。18世纪的欧洲，教会说了算，国王说自己是‘神选的’，老百姓信教得看神父脸色。突然有人说，东方有个国家，两千年没宗教打仗，靠‘礼’和‘理’过日子，皇帝也得学《论语》，你说他们能不新鲜吗？”
他翻开沃尔夫的书，指着一段下划线：“你看沃尔夫说的，‘中国人不用上帝也能做好人，靠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这话其实是说给欧洲教会听的——瞧见没？没你那套，人家也活得挺好。”
苏拉突然指着杂志上的园林图：“路易十四还在凡尔赛建了个‘中国园’，假山堆得跟金字塔似的，小桥栏杆上刻着罗马柱。这哪是学中国，明明是借个壳子装自己的想法。”
“装得好才叫本事。”迪卡拉底笑了，“莱布尼茨研究《易经》，其实是为自己的二进制找依据——你看，阴爻阳爻，不就是0和1吗？他觉得这证明‘宇宙的规律全世界都一样’，能说服教会别老说‘只有欧洲懂真理’。”
马克摸着下巴琢磨：“合着他们不是真喜欢中国，是拿中国当‘武器’？”
“也不全是。”迪卡拉底从档案袋里抽出张乐谱，是18世纪的歌剧《中国公主》，“你听这曲子，里面掺了笛子的调调，虽然吹得跟唢呐似的，但确实想学着中国音乐的味儿。就像贵族家里摆青花瓷，不一定懂上面画的‘渔樵耕读’，但觉得那蓝白配色比金银器雅致，这是真喜欢。”
他顿了顿，指着窗外的菩提树：“关键是他们从中国这儿找着了‘补药’。欧洲那会儿太强调‘理性’，把人当机器算，冷冰冰的。突然读到道家的‘道法自然’，说人该跟着天性走；看到儒家的‘和为贵’，说别老争来斗去，觉得哎，这东西能让日子软和点。”
苏拉想起课本里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说‘回到自然’，是不是受了道家影响？”
“说不清，但肯定照过面。”迪卡拉底合上书本，“那会儿欧洲商船从中国运回丝绸、茶叶，也运回传教士写的信，信里说‘中国人早上起来打太极，不像我们一睁眼就念经’。这些碎片拼起来的中国，成了他们反思自己的镜子——不是照出中国啥样，是照出自己缺啥。”
马克突然指着玻璃柜里的《孔子》译本：“这书后来在欧洲被禁过吧？我记得教会说它‘蛊惑人心’。”
“因为戳到痛处了。”迪卡拉底的声音沉了些，“当‘中国热’从‘觉得新鲜’变成‘照见问题’，就有人不乐意了。但热过的地方，总会留下痕迹。你看现在欧洲的文官考试，不就是学的中国科举？美国的《独立宣言》里说‘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跟儒家的‘民生为本’，是不是有点像？”
夕阳穿过档案架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无数本翻开的书。玻璃柜里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和《中国近事》并排躺着，封面的孔子和康熙皇帝，在光线下仿佛在对望着笑——一个没想到自己的话会被穿假发的人拿去辩论，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帝国会成为远方的“理想国”。
迪卡拉底收拾起搪瓷缸：“走，去看看莱布尼茨的计算器，那上面说不定还沾着《易经》的灵气呢。”
一行人往外走，马克回头望了眼那本《中国近事》，忽然觉得，18世纪的欧洲人捧着这本书时，心情大概和现在的我们刷国外旅行视频差不多——看着别人的日子，琢磨着自己的日子能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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