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教室里，阳光透过旧窗棂，照见空气中浮动的粉笔尘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是背景音。
那是一个看似寻常的上午。江漓正站在讲台上，为高年级的孩子们讲解朱自清的《背影》。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清晰。
“……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念到这里，江漓的声音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他最近时常感到的眩晕和恶心又一次袭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猛烈。他下意识地扶住讲台边缘，指节用力到发白，试图稳住身形。
“老师？”坐在第一排的女孩细声唤他。
江漓想对她笑一下，想说“没事”，但眼前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黑板上的字、孩子们关切的小脸，都扭曲、模糊成一片晃动的光斑。他听到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惊呼，然后，一切归于黑暗。他像一棵被伐倒的树，直直地摔了下去。
卫生所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木材的味道，光线昏暗。
江漓在颠簸中恢复了一丝意识，发现自己正被乡亲们用板车拉着，急匆匆送往村卫生所。李桂香紧紧跟在一旁，握着他的手，满脸焦急。
简陋的卫生所里，老村医检查后，脸色凝重，对李桂香低声说：“长期劳累，心神耗损得太厉害了……这晕眩是旧疾，但这次……怕是不好。他这症状，不像小病，得立刻去市里大医院查清楚！”
江漓模糊地听到“市里”、“大医院”，像是被针刺了一下，猛地清醒了几分。他挣扎着，用尽力气拉住李桂香的手，枯瘦的手背上青筋凸起。
“桂香婶……不行……不能去……”他眼中是罕见的、近乎恐惧的抗拒，声音气若游丝，“不能……回那里……不能让他知道……”
话未说完，剧烈的痛苦和情绪波动让他再次陷入昏迷。
最终，江漓被紧急送往了市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诊断书如同最终的判决：长期过度劳累与精神压力导致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已恶化为淋巴癌，需要立即住院进行系统治疗。
石野闻讯，用最快速度请假赶到了医院。他穿着军装，风尘仆仆，站在病床前，看着江漓苍白消瘦的脸，拳头攥得死紧。
李桂香红着眼眶，将江漓昏迷前的异常抗拒告诉了石野。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深色行政夹克、气质威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秘书模样的人。他看向病床上的江漓，眼神复杂，有关切，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和不易接近的疏离。
这个男人，就是江漓的父亲，一位身居高位的地方官员。
石野瞬间明白了江漓在昏迷前恐惧的是什么。
江父看着石野和李桂香，语气公式化：“我是江漓的父亲。他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后续治疗和费用，我会负责安排。”
他的出现，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撬开了江漓尘封多年的过往。
在后续与医生的沟通和江父只言片语的叙述中，石野渐渐拼凑出了江漓的身世：他父母早年离异，母亲远走，他跟着父亲。但父亲忙于仕途，且很快组建了新的家庭，江漓成了那个“多余”的人。父亲认为他性格“软弱”、“不够优秀”，从不以他为荣，甚至在外很少承认有这个儿子。江漓憎恨父亲的政治冷漠与情感抛弃，高考后选择远离那个家，来到偏远的白杨村，既是为了理想，也是一种决绝的自我放逐。
石野看着昏迷中仍紧蹙眉头的江漓，心痛如绞。他终于明白，他的江老师，用怎样巨大的温柔和坚韧，将原生家庭带来的冰冷创伤，化作了对白杨村孩子们毫无保留的热忱。
然而，命运的残酷不止于此。主治医生单独找到石野和李桂香，面色沉重地给出了另一个沉重的选择：
“根据检查结果，江老师的癌细胞有扩散迹象。我们市医院的条件，只能进行常规化疗，预后……不确定。目前唯一的希望，是尽快转移到北京或上海的顶尖肿瘤医院，尝试最新的靶向疗法或免疫疗法，或许还有机会。”
——但那是江漓最憎恨的、他父亲权力所能触及的核心地带。
一边是挚爱之人危在旦夕的生命，一边是他宁死也不愿低头、不愿与之再产生瓜葛的原生家庭。石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
他望向病房里，江漓父亲正在用电话联系着“更好的医疗资源”，那姿态仿佛在处理一桩公务。
哪怕要因此，去求那个他最爱的人最恨的人。哪怕要亲手揭开江漓最深的伤疤，他也只要他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