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迎来了寒假，而这次假期并不轻松。由于托福成绩不理想，母亲仍坚持让我继续学习。我虽然答应了她，但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语言确实不是强项。可是，面对母亲的期待，我又不忍辜负，只能尽力做到最好。然而，学得越久，我对英语的信心就越低，甚至有时产生了排斥情绪。我当然明白这是不好的状态，却无能为力，毕竟总是无法达到母亲的期望。
学习之余，我偶尔会和殊出去玩。殊是二班的同学，人缘极好，借由她我也认识了不少原本没有交集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那时我不免有些遗憾，觉得如果能早一点认识他们就好了。可惜只剩下最后一学期，大家很快就要各奔东西。
寒假结束后，国内求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正式开始。我在学期初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母亲希望我能有超常发挥，可结果却更糟，比之前的分数还低。母亲因此十分失望，因为这样的成绩根本无法进入姑姑所在城市的那所大学。虽然很多大学允许“有条件录取”——即先录取，但要求先修语言课程，通过考试后才能正式入学。然而我的成绩甚至未达到最低标准，自然无法申请姑姑所在的那所学校。
至于国内数一数二的名校，更是想都不要想，它们压根儿没有这种条件录取的政策。最后兜兜转转，我只符合首都大学的条件录取。虽然非英语课程成绩原本足以申请名校，但托福却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母亲那段时间十分郁闷，一方面担心我在异地求学没人照应，另一方面也替我惋惜。有人说“贫穷限制想象”，而对我而言，却是“托福限制梦想”。可又能如何呢？毕竟是我自己不够争气。
当时班主任Z老师曾询问过我的成绩，还特意让我去办公室。我心里清楚，分数摆在那里，除了首都大学，其他学校都达不到要求。可我还是去了。刚进办公室，老师便开口：“你想去A大学吗？”——那正是姑姑所在城市的大学。我下意识回答：“我分数不够，没关系，就去首都大学吧。” Z老师点点头，说：“既然你这样想，那好吧。”走出办公室后，我才意识到，老师或许是想帮我想办法，但被我一句话断了念头。事后我懊悔不已，却始终没敢告诉母亲，担心她会责怪我白白浪费机会。为了避免纷争，我选择了沉默。
与此同时，二班的同学亮常常向我请教问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每天都会打电话与我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迦和殊，她们笑说亮一定对我有好感。我虽心存好奇，却不敢直接问，担心重蹈高中时的覆辙，再失去一个朋友。犹豫良久，我还是在网上试探性地问了。几分钟没有回应，我心里一凉，暗想可能又要被冷落。不久，他回复了，并解释说刚刚在忙，才回得慢。他坦承自己确实对我有好感，只是未来的事还不确定。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感激他的坦率，也庆幸他与高中那个人不同。
陆续地，同学们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申请也有两份结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首都大学。为了彼此照应，大家纷纷寻找同校的伙伴。我这边组成的小团体共有五人：班长源、女同学瑞、两位男同学均和珑，再加上我。
正当一切趋于平稳时，家里却再起波澜——母亲被检查出子宫内长瘤，最稳妥的办法是切除子宫。当时我正备考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虽然录取通知书已到手，但若成绩与之前差距太大，也有被取消资格的风险，所以全班依然很认真。母亲住院手术期间，小姨赶回来帮忙照顾，但因工作原因不能久留，最后请了护工陪护。我下课后都会去医院探望，日子过得颇为辛苦，心理学这门课也没能充分复习。
临考前一天，我照顾完母亲后回到家中过夜。明明把闹钟设好了，还特意熬夜复习一会儿。可第二天早晨，却是被家中座机铃声吵醒。电话那头传来班主任Z老师焦急的声音：“你在哪儿？考试都开始了！”我瞬间清醒，慌忙解释：“我在家，马上来！”随即匆匆穿衣，背上书包，打车直奔学校。等我赶到教室时，考试已开始半小时，我连忙落座答题。
题目并不难，但心里始终不踏实：迟到半小时会不会被算作弃考？交卷时，许多同学注视着我，不知是因为我迟到，还是因为即便迟到仍提前交卷。把卷子交到Z老师手上时，她问缘由，我只说睡过头了，不愿提母亲住院的事。老师叮嘱我回去等候处理结果。后来从迦口中得知，Z老师曾追问她为何没和我一起来考试。迦急中生智，让老师赶紧打我家电话，才避免我彻底缺考。幸好她反应及时。
考完后，我去了医院。母亲听我讲述经过，很是无奈，也惊讶我居然能睡过这么重要的事。她依旧气恼，责怪我没有告诉老师实情。我心里想，我并非因照顾母亲熬夜才迟到，不想说谎来博取同情。只是母亲担忧若这门课成绩不算，我会被首都大学拒绝。事情已然发生，只能祈祷结果不要太糟。
其后几天，我依旧照顾母亲。她让我跟护工学些护理的方法，比如帮她垫身子。手术后母亲腰腹不能用力，我便是主要的帮手。期间，爷爷打来电话关心母亲。我说：“就是觉得伤口疼。”爷爷却笑着说：“那当然，会疼的。”听他那轻描淡写的语气，我心里堵得慌，反倒觉得不打这个电话更好。后来才明白，他之所以关心，不过是因为母亲常帮他们处理事务，如今她住院了，他们一时没人依靠，而父亲和姑姑又都不在身边。
几天后，母亲出院。F阿姨来接她，我第一次独自去办出院手续。流程虽不复杂，却在付款时被母亲的钱包折腾了好久才打开。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连母亲的钱包都不会用。母亲对我了如指掌，而我对她的生活细节却知之甚少。二十岁的我，竟连这点小事都差点办不成，忽然觉得自己成长得实在太慢。
人们常说成长迟缓的原因，是有人替你挡住了风雨。而我虽少有父亲的保护，却一直享受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出院后，母亲恢复得很快。不久班级组织了“散伙饭”。我和迦、殊到得稍晚，席间只剩亮身旁有空位，大家起哄之下，我便坐在了那里。我隐约听见亮的朋友劝他说：“自然点，别紧张。”这更让我确信他的心意，心里一时也变得慌乱。
饭局结束后，同学们回宿舍收拾行李，母亲开车来接我，顺便带上住得近的华。华第一次见母亲，紧张得手足无措，母亲主动与她闲聊，她才渐渐放松。回家后，我心里仍有些失落：不到三个月，我就要离开母亲远赴加拿大了。签证早已办妥，老师们也反复交代过入境流程，一切看似准备齐全。
没想到有一天，我登录录取通知书上的网址，却发现账号已被拒绝访问。我吓坏了，立刻联系同去的几位同学，他们也遇到同样问题。班长赶紧去找老师沟通。母亲得知此事后更是焦急。
次日清晨，母亲突然严厉地喊我全名，语气中透着怒意：“还不起床？你学校老师打了好几个电话！你怎么一点不上心！”我心里嘀咕，一会儿回过去不就行了吗，何必这样。打电话给老师后才知道，我们因未在截止日期前确认入学，系统自动拒绝，但只要立即确认即可。
仔细再看通知书，确实有明确说明：收到录取通知后，须在30天内确认，否则视为放弃。这样做是为了节省资源，便于学校提前安排。总算有惊无险。母亲的重视，让我感受到她对这件事的紧绷。
事情解决后，我和母亲去南京探望小姨。她担心我出国后见面机会稀少，想让我提前和亲人多聚聚。小姨还特地给了我一笔加币以备不时之需，我心中充满感激。相比之下，父亲那时只打了个电话，关心一句准备得怎样。临别时，小姨眼里泛着泪光，而我却没有太多触动，当时还不懂这次离别意味着什么。
回到家，我们开始全力准备出国事宜。首先订了机票，我和三位同学决定提前两天到加拿大，好留出缓冲。均因为有亲戚，早一个月就先行一步。我们订的是9月5日凌晨抵达首都机场的航班，中途在香港转机，飞行约14小时。机票确定后，便是住宿问题。
因为我们相当于插班，宿舍优先给大一新生，所以只能在外租房。那段时间，我常和瑞一起研究房源，她在网上找了不少，还准备付款。母亲却突然拦住我，坚持认为应到当地再租，以免受骗。我心里颇为不快，觉得同学们都这样找，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她甚至告诉了父亲，父亲劝我先住酒店，不会露宿街头，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只好尴尬地向瑞解释，幸好她理解，自己另寻房源。我则改订酒店，母亲还让我说服同行的同学们也一起订，这样深夜到达时大家能结伴同行。
出国前一个月，父亲特地回来陪我。他在的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开心。母亲却一心惦记我的生活能力，尤其担心我不会做饭，经常拉我进厨房学。我毫无兴趣，总是敷衍几次。有一次，她发了脾气，说了许多气话。父亲见状，走进厨房安抚道：“你不高兴啊？那教我，我学。”母亲却冷冷回了一句：“不用你。”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其实懂得哄她，但从未愿意长久承担。夫妻之间若无持续的理解和包容，终究会出现裂痕。
转眼到了出国前一晚，我收拾好两个大行李箱，却因担心超标而辗转反侧。反复在网上查资料，又用尺子测量。爸妈听到动静进房安慰，我这才安心。其实只是紧张，一个人要去到陌生国度，难免焦躁。
第二天清早，我们一家抵达机场，与三位同学会合。他们也都是全家出动来送机。那一刻我很欣慰，终于不再是只有母亲陪伴的特殊存在。家长们互相寒暄后，我们便要过关。临行前，父母仍千叮万嘱，让我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就这样，我与他们挥手告别，和同学们踏上了出国留学的路。
只是当时的我，把留学想得过于简单，以为一切会很顺利。但现实中的磨炼与挑战，才真正让我加速成长。